香港难以承负的沉重感

自六月以来，我一直处于愤怒的边缘，愤怒到想把新买的手机摔到墙上、想对街上走得太慢的行人狂喊、想把牙齿咬到出血。

尽管我对林郑月娥没有任何期望，但在这个时候，林郑月娥拒绝说出“撤销送中案”让我感到愤怒，那是因为她太傲慢，傲慢得像大屿山一般；我一直对五毛没有任何兴趣，但此次事件让我对他们感到愤怒；我对事不关己的香港人感到愤怒，当他们的同龄人在街头遭受殴打时，他们却在Instagram上分享徒步旅行、冲浪或喝酒的照片；我也对自己感到愤怒，我的记者朋友们在前线都已经筋疲力尽了，而我却坐在办公桌旁写着无关紧要的东西；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临睡前用手机查阅香港最新情况后，都会焦虑得无法入睡，我真的对前线警察拼力镇压抗争者感到愤怒！

上周，我和未婚夫在日本大阪订婚，当我宣布这个消息时，几位朋友却说：“这是坏日子里传来的好消息。昨晚，午夜刚过，我们到达了香港，看到了关于元朗袭击事件的新闻——警察在我的居所上环公寓附近使用了催泪弹，抗议者在墙上留下了标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由於担心公寓附近的道路被封，我们叫不到出租车回家，未婚夫的父母亲自到九龙站接我们，他的母亲搂着我，向我们表示祝贺。他的父母都是和平游行的参与者，我们在车上一直谈论元朗袭击事件。

大概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发生后一年，我与未婚夫第一次约会，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决定长期留在香港。即使“雨伞运动”以失败告终，也没有抹灭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似乎怀着“为香港而战”的信念，草根运动正在整个城市的社区层面遍地开花，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

之后，在过去2年里，我们重新讨论了当初长期留在香港的誓言。我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信守诺言？换句话说，发生什么事情会让我们离开香港？是通过了“23条”？是当第一位维权律师或记者被判入狱？还是2047年的来临？

我曾经心怀苦涩和嫉妒看着能够离开香港的人。能够离开这里需要一点特权，没有外国护照和较高职业技能的人，是无法离开的。我想起了在“鱼蛋革命”（Fishball Revolution）时期，作家WaWa写给她未出世女儿的信，这封信描述了她不得不痛苦离开自己深爱的地方。

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香港，或许在我们的假期中，我的伙伴打开wifi，一边享受美食一边观看新闻直播，在那个城市里长大的人怎么可能从远处观看事态发展而不会感到悲伤呢？然而，如果我们留下来不走，我们怎么又能目睹一切而不心碎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捍卫自由，不同年代的香港人都遭受过创伤。想象一下：年近40岁的80后，曾经历过“菜园村事件”——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不能因为建造高铁而遭拆除，开展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也经历过“喜帖街重建事件”，还经历过“反新界东北拨款示威”，但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阻止政府的行动。

对那些20岁出头的人，当你还是一名大学生时，你经历过雨伞运动，你看着好朋友被胡椒喷雾和催泪弹击中，你看到了观察家们开始贬低这个城市。当你18岁，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时，你投票的候选人虽然在选举中胜出，却又被后来的释法踢出了立法机关。当你14岁，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时，虽然你只是举标语和喊口号，却被政府称为“暴徒”。香港民众怎么会不失望？

这些天我经常泪水涟涟，当我得知又有人为了捍卫香港的自由而自杀时；当我看到“人人参与”的标语牌时；当我看到有人跪在地上恳求暴徒不要打人的镜头时；当我意识到早期逃离香港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回来时；当我走过香港连侬墙时；当“银发族白衣静默游行”声援年轻人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在影片《十年》中，一个让我感动飙泪的场景：一位老妇人亲眼目睹警察残酷殴打一名年轻抗议者，她选择在金钟自焚表达對青年的支持。我甚至会担心，我是不是还要痛哭30年。

我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形势是否会有转机？我只想对大家说：大家保重，记住谨守岗位，同中共斗长命。

作者：Karen（一位香港记者与作家）

翻译：黎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