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源于《论语》，指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

我在中国接受了全部从小学至大学的教育，经历了“新中国”的各种胡作非为和莫名其妙的与政治和经济相关的社会变化，所以，头脑里被种下了根深蒂固的“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的概念，而且逐渐被提升到生存之必需的高度。但是，随著移民澳洲，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学习和工作，与新的同事、邻居和朋友相处，这个认识渐渐地被彻底颠覆。

在澳洲，我周围的人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朋友、同事和邻居中，我发现了不少可以被称为“不妥协”或“走极端”的“奇葩”。他们笃信他们的信念或追求，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他们绝对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准则，绝不“中庸”。

彼特是“彻底的”环保主义者，他几乎反对一切非自然的生活方式，他自己住在山区的一个木屋内，只用太阳能电池发的电、用柴火做饭、喝山泉水。他不开汽车，只有一辆自行车，上下班要花费3个小时。他不喝咖啡，只喝自带的白水。从来没有见过他去食堂吃饭，午饭总是自带的水果、糕点和饮料。他认为人类最可恶的发明是核能和塑胶，所以他绝对不会使用它们，当然我们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使用塑胶製品，他的穿戴中绝无合成纤维的材料；不过，他自己也无奈地承认：坚持的难度极大。

玛丽亚是绝对的素食主义者，连鸡蛋牛奶都不碰。不过，她还没有极端到要求我们都放弃荤食。刚与玛丽亚相遇时，我发现她对我爱理不理的，似乎很傲慢又很无礼，后来又发现她对不少黄种人也是不理不睬，貌似不屑一顾。一度我曾认为她有种族歧视倾向。后来发现她对印度裔的同事特别友好，于是，我终于开口询问原因，她的回答很简单，她认为我们华裔、韩裔或越南裔等亚洲人都是吃狗肉的，能残酷到吃狗肉的人绝对不是好人；所以她不愿意与这样的坏人打交道；而不少印度人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与她是同类，惺惺相惜。至此，我却开始有点愧疚，给她戴上种族歧视的帽子实在是太武断了。

在办公室里，琳达被我们称为“善人”，因为她热衷于参加一切与慈善相关的活动。她几乎没有週末，没有假期，她总是在做志愿者，一会儿在RSPCA，一会儿在Red Cross，等等。如果你想在周日见到她，那很容易，一般情况下，她在Yara河边捡垃圾……。有时，我觉得苦不堪言，她却乐在其中。

戴维则偏信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反对一切与人道相关的慈善行为和确信社会福利会阻碍人类向更高级的生命形式进化，而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导致了人类的逆进化。他说应该让一切该淘汰的人被淘汰掉，所以灾难、饥饿、贫穷、战争等是淘汰弱者的选择过程，只有听之任之才能实现进化。我经常指责他残忍，批他是法西斯，但他也不恼怒，只是强调只有适者生存才能使生命走向更为高级。

道玲可能是个民族主义者，她宣称她只用澳洲本土製造或生产的东西，她购物的第一步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否是Australia Made。当然，她经常抱怨澳洲太不争气，在生活中用纯澳洲生产的东西实在是太难做到了，不她还是乐此不疲，坚持如故。某天，她如丧考妣，悲伤异常。那是Holden汽车的澳洲生产厂被关闭的日子，我安慰她：现在的汽车其实都是装配的，而零件实际上来自四面八方。她难过地回答；我不知道以后我应该买什麽车了。

……

而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坚持他们的坚持，持之以恆、经久不衰。

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告诫我：做事做人应该有“弹性”、要“灵活”；太固执、太坚持原则，太刚烈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幸的。对我的同胞而言，这肯定不难理解：有时，生存或毁灭就在这一念之间；所以我们患得患失，努力做到不偏不倚，面面俱到。于是，“中庸之道”就成为我们的行为哲学。至少，这样可以避免得罪他人，最终得到平安。

但这里的人们远离中庸，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国内同胞的要简单得多。

苏珊大妈是我的邻居，与很多澳洲人不同，她似乎比较喜欢管閒事，而且不怕得罪人。有一段时间，每到傍晚，住宅周围的空气中弥漫一种烟火气味，大家估计是有人在烧枯枝残叶，我虽然不满，但也没有进一步地去做些什麽。然而，有心人们发现苏珊大妈却开始在街道上游走巡查。终于有一天，苏珊大妈对我说，她发现了烧杂草的人，我们的邻居之一，烧草是为了製造肥料，被苏珊大妈痛批后收手了。此后，那股恼人的气味再也没有重现。有一次见面时，我讚扬了她，又神使鬼差般地问了一句：您经常扮演执法者，不怕得罪一些人吗？她先是惊讶，后又流露出迷惘，最后回答：“没有想得这麽多。”我懂了，我知道这是“简单和单纯”。

我有些迷惘：简单和单纯多好啊！为什麽我无法做到？

我开始喜欢、欣赏和佩服那些为信念而坚持，而不妥协的人了。

我知道，我终将努力，抛弃“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