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源於《論語》，指一種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

我在中國接受了全部從小學至大學的教育，經歷了「新中國」的各種胡作非為和莫名其妙的與政治和經濟相關的社會變化，所以，頭腦里被種下了根深蒂固的「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的概念，而且逐漸被提升到生存之必需的高度。但是，隨著移民澳洲，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學習和工作，與新的同事、鄰居和朋友相處，這個認識漸漸地被徹底顛覆。

在澳洲，我周圍的人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朋友、同事和鄰居中，我發現了不少可以被稱為「不妥協」或「走極端」的「奇葩」。他們篤信他們的信念或追求，不管形勢如何變化，他們絕對不會改變他們的行為準則，絕不「中庸」。

彼特是「徹底的」環保主義者，他幾乎反對一切非自然的生活方式，他自己住在山區的一個木屋內，只用太陽能電池發的電、用柴火做飯、喝山泉水。他不開汽車，只有一輛自行車，上下班要花費3個小時。他不喝咖啡，只喝自帶的白水。從來沒有見過他去食堂吃飯，午飯總是自帶的水果、糕點和飲料。他認為人類最可惡的發明是核能和塑膠，所以他絕對不會使用它們，當然我們也從來沒有見到過他使用塑膠製品，他的穿戴中絕無合成纖維的材料；不過，他自己也無奈地承認：堅持的難度極大。

瑪麗亞是絕對的素食主義者，連雞蛋牛奶都不碰。不過，她還沒有極端到要求我們都放棄葷食。剛與瑪麗亞相遇時，我發現她對我愛理不理的，似乎很傲慢又很無禮，後來又發現她對不少黃種人也是不理不睬，貌似不屑一顧。一度我曾認為她有種族歧視傾向。後來發現她對印度裔的同事特別友好，於是，我終於開口詢問原因，她的回答很簡單，她認為我們華裔、韓裔或越南裔等亞洲人都是吃狗肉的，能殘酷到吃狗肉的人絕對不是好人；所以她不願意與這樣的壞人打交道；而不少印度人是素食者，所以他們與她是同類，惺惺相惜。至此，我卻開始有點愧疚，給她戴上種族歧視的帽子實在是太武斷了。

在辦公室里，琳達被我們稱為「善人」，因為她熱衷於參加一切與慈善相關的活動。她幾乎沒有週末，沒有假期，她總是在做志願者，一會兒在RSPCA，一會兒在Red Cross，等等。如果你想在周日見到她，那很容易，一般情況下，她在Yara河邊撿垃圾……。有時，我覺得苦不堪言，她卻樂在其中。

戴維則偏信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反對一切與人道相關的慈善行為和確信社會福利會阻礙人類向更高級的生命形式進化，而醫療技術的發展已經導致了人類的逆進化。他說應該讓一切該淘汰的人被淘汰掉，所以災難、飢餓、貧窮、戰爭等是淘汰弱者的選擇過程，只有聽之任之才能實現進化。我經常指責他殘忍，批他是法西斯，但他也不惱怒，只是強調只有適者生存才能使生命走向更為高級。

道玲可能是個民族主義者，她宣稱她只用澳洲本土製造或生產的東西，她購物的第一步就是判斷這個東西是否是Australia Made。當然，她經常抱怨澳洲太不爭氣，在生活中用純澳洲生產的東西實在是太難做到了，不她還是樂此不疲，堅持如故。某天，她如喪考妣，悲傷異常。那是Holden汽車的澳洲生產廠被關閉的日子，我安慰她：現在的汽車其實都是裝配的，而零件實際上來自四面八方。她難過地回答；我不知道以後我應該買什麽車了。

……

而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堅持他們的堅持，持之以恆、經久不衰。

在中國生活的經歷告誡我：做事做人應該有「彈性」、要「靈活」；太固執、太堅持原則，太剛烈可能會導致一些不幸的。對我的同胞而言，這肯定不難理解：有時，生存或毀滅就在這一念之間；所以我們患得患失，努力做到不偏不倚，面面俱到。於是，「中庸之道」就成為我們的行為哲學。至少，這樣可以避免得罪他人，最終得到平安。

但這裡的人們遠離中庸，他們的日常生活比國內同胞的要簡單得多。

蘇珊大媽是我的鄰居，與很多澳洲人不同，她似乎比較喜歡管閒事，而且不怕得罪人。有一段時間，每到傍晚，住宅周圍的空氣中瀰漫一種煙火氣味，大家估計是有人在燒枯枝殘葉，我雖然不滿，但也沒有進一步地去做些什麽。然而，有心人們發現蘇珊大媽卻開始在街道上遊走巡查。終於有一天，蘇珊大媽對我說，她發現了燒雜草的人，我們的鄰居之一，燒草是為了製造肥料，被蘇珊大媽痛批後收手了。此後，那股惱人的氣味再也沒有重現。有一次見面時，我讚揚了她，又神使鬼差般地問了一句：您經常扮演執法者，不怕得罪一些人嗎？她先是驚訝，後又流露出迷惘，最後回答：「沒有想得這麽多。」我懂了，我知道這是「簡單和單純」。

我有些迷惘：簡單和單純多好啊！為什麽我無法做到？

我開始喜歡、欣賞和佩服那些為信念而堅持，而不妥協的人了。

我知道，我終將努力，拋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