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财新网总编胡舒立在其博客上发文,披露17年前SARS疫情在大陆爆发期间,一些疫情重灾区鲜为人知的内情,特别是大批医护人员被感染,令人触目惊心。
大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武汉肺炎形势严峻,在中国几近失控,也蔓延至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虽然中共官方的确诊数据及死亡人数近期也在直线上升,但外界和民间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其公布的数据都是假的。周三(29日),大陆财新网总编胡舒立在其博客上发文,披露17年前SARS疫情在大陆大爆发期间,一些疫情重灾区的鲜为人知的内情,特别是大批的医护人员被感染,令人触目惊心。
胡舒立在这篇题为《胡舒立:当年的SARS是怎么不胫而走的?》的博文中写道,广东是SARS病症的原爆点。后来的资料显示,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出现了一名重症肺炎病人。11月28日,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收治了一位同样症状的高热男性患者。两个病例均未引起关注。
2003年1月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名来自河源市的肺炎病人。此人有严重的呼吸困难症状,胸片肺部全阴影,抗生素无效。参加河源当地救治的8名医务人员均被感染,与病人症状相似。专家们临床诊断为“非典型肺炎”(SARS)。
两周后的1月16日,广州中山市28名患者出现同样病症,其中13名是医护人员,还有一个年仅1岁零3个月的幼儿。
从2月5日至10日,广东SARS传播达到每天50宗以上。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2月11日才分别披露感染病例。
而广东2月11日以后的病例激增。
于某是山西小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染疾。因为消息闭塞,她无从知道自己已经是在当地引起恐慌的“非典”受害者,带病回到太原。3月8日,曾救治过她的山西省医院5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于某在山西久治不愈,一家人又自行转到北京301医院。后来,她全家八人染病,父母因此在北京病故。于某也是北京的首发病例,曾导致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染病。
当时,疫情还是山西的秘密。太原疾控中心对于某做了“流行病学调查”,锁定30名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内紧外松地做医学观察,对外称“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其中有4人发病,随即送到医院救治。
沿着于某这一链,山西住院者一共有近20人。
3月20日,太原市郊清徐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岳某入住山西省医院治口腔溃疡,有些发烧。岳某也去过北京301医院,刚回山西就发烧。3月23日,他被怀疑患有“非典”。岳某入院后,探视者不少。4月5日,探望过他的清徐县政协主席终因重症“非典”死亡。4月9日,曾送他去过北京的年轻司机夫妇相继死于非典。
3月23日,太原市退休女工谢某从北京奔丧归来,胸闷发烧,前往山西省医院看急诊。她的哥哥因为结肠癌去北京治病,结果在肺科传染病院佑安医院去世,诊断为:“发烧,原因不明。”她的诊断也是:“发烧,原因不明。”
她以为是普通感冒,被安排在人民医院急诊室观察暂住。后来医院怀疑是非典,在急诊室打了隔段。谢某入院仅3天就死亡了,确诊是非典型肺炎。仅这一轮医院就有十多名员工感染SARS,包括为她打隔段的电工。最后一个倒下的是急诊室副主任梁世奎。4月24日晨8时,57岁的梁世奎终因疾患过重不治身亡。
除了上述三链,山西还有一根无头的链条,又可以串出二十余人。
北京距山西如此之近,而疫情再从太原的医院向各地蔓延。山西于4月下旬进入疫情高峰期。
北京非典,自医院始。3月1日,北京301医院接收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为前述山西籍女子于某。此后形成一条传染链。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与病患被传染。
3月16日,北京东直门医院接诊了一位香港到北京探亲的李姓患者。因为北京的非典从未通报也没有任何预防手段,医院最初猝不及防。李某20日离世,而这一链,据后来北京疾控中心有关论文披露,传染73人,包括下一代27人。在当时,东直门医院16名医护人员感染,2人离世。
这一切仍然是北京的“秘密”,对外称只有输入型病例,没有继发型病例。众医院仍处于无戒备状态。
其实3月中旬,网上关于“北京流行‘非典’”的帖子陆续出现,有的还列举出接诊患者的医院。
事后获知,3月9日,北京急救中心接到转运SARS病人的通知,着手准备隔离车。到4月20日,转运过70人。不过,这个秘密的安排,外界并不知晓。
3月13日,正值当年中共“两会”期间,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曾请朝阳医院呼吸科一些医生到佑安、地坛等传染病院会诊非典病人,提供技术指导,但明确要求保密。至3月底,北京佑安医院已经有3个非典病区,各有三十多名病人或高度疑似,共上百人;地坛医院也有三十多名病人;还有一家胸科医院有40~50人。
3月25日,一位出租车司机入住北京武警医院,因疑为非典,被建议求治呼吸科水平较高的朝阳医院。朝阳医院将其隔离,但后来证明,隔离仍不够严谨。武警医院的医护人员一批医护人员病倒后,朝阳医院也有6人染上SARS。
3月27日,北京被世卫组织宣布为疫区。
4月2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首次披露中国的疫情。不过,他对新华社称,截至3月31日,北京只有12例输入性病例。病原没有向社会扩散,也没有发现原发性病例。
4月5日,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派克·阿罗因非典死于北京。事后查明,他染病时间为3月28日。张文康所报的数字引起国内外质疑。
4月16日,武警医院医生李小红因感染非典去世。
北京始终是疫区之最:仅官方统计,北京共出现确诊病例2434例,死亡147例。占到SARS总病例的半数。
天津实际上成为排名紧随北京的疫区。4月15日,54岁的河北省某县民政局干部孟某,住进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心脏内科治疗。孟某16日下午开始发烧,并有咳嗽等症状,后转至天津肺科医院,再于18日转至定点医院天津传染病院。
4月20日上午10时许,孟某因严重肾衰死亡,被确定为输入型非典型肺炎。但因确诊过晚,三个医院六十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以最早且一度疏忽的武警医学院最为严重,共现发热病人29例,含确诊5例。
天津当局于20日深夜决定先对武警医学院封院。然而,在封院之前,该院出现“大逃亡”。孟某的传染链由此急剧扩大。此后,孟某同一病房的患者被转入传染病院后,也曾出现被家属抢离事件,至使全家6人染病。
官方数据显示,天津SARS的最终确诊病例为176例,其中医务人员67例。死亡12例。
2019年底,湖北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各界都将这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事件相类比。由于SARS时期的瞒报仍在目,此次武汉肺炎疫情,民间对医护感染及未统计案例的质疑无法平息。普遍认为官方数字造假,水分太大。
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吕秉权日前在明报撰文称,自己在大陆曾采访或接触过很多疫情和天灾人祸的新闻,包括SARS、禽流感、猪瘟、地震等,对大陆的制度性说谎隐瞒深有体会。吕秉权表示希望历史不要再重演。他说,根据中共内部运作方式,中共高层已经掌握了另一组更贴近真相的数字,而只能看官方通报的普通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责任编辑:张懿文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20年1月30日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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