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撰文希望中共当权者能在这场惨痛的灾祸中吸取教训，让中国实行言论、新闻自由，否则一切治理都是空谈。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撰文希望武汉肺炎的惨痛教训能为中国带来言论自由。（图片来源：Heinrich-Böll-Stiftung/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2.0）
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武汉肺炎至今已夺取数以千计的生命，这其中有官方通报确诊列入死亡人数的，还有那些未来得及确诊以及感染肺炎并发症去世不列入死亡名单的。九省通衢的武汉一夜间由繁华的都市沦为“死城”，由于医疗资源严重缺乏，很多民众只能选择在家自我隔离，也出现诸多一人染病全家死亡的悲剧。
这场被认为是“人祸”的肺炎在中共的制度性撒谎、隐瞒下恣意传播，而为其买单的却是前线医护人员和中国民众。生命的代价为每一个中国人敲响警钟，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发文揭示中共已呈现出败象，其“道德性败坏”体制致使人祸大于天灾。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撰文希望中共当权者能在这场惨痛的灾祸中吸取教训，让中国实行言论、新闻自由，否则一切治理都是空谈。
近日，海外华人社交媒体圈热传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手稿——《惨重代价能否换来新闻自由？》。贺卫方开篇就谈到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疫情，他说短短的一个黄历新年，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就由一个繁华大都会迅速变成一座人间地狱。一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袭击，转瞬间已导致近两千人命丧黄泉，有些家庭甚至满门尽亡。宣布的死亡人数是官方统计，可以肯定，尚有很多没有赶上确诊就已经死去者不在其中。此外，武汉率先封城，接着温州、杭州，各大城市也紧急跟进，差不多全国范围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与此同时，这恐怖的病毒又借着喷气式飞机以及豪华邮轮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举世恐慌之下，各国纷纷采取紧急措施，航空中止，入境禁止，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闭关锁国的时代。
贺卫方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人的疑问，就是病毒来自何处，“是自然原因，还是某种事故，仍然是一头雾水，不得其解”。
他接着描述了疫情在中共官方默许的方式下大肆扩散：从最早发现感染者的2019年12月初，一直到2020年的1月20日疫情公开，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包括武汉市绝大多数市民在内，人们都在浑然不觉之中，走亲访友，杯盏交错，外出旅行，呼朋引伴。官媒莺歌燕舞，两会歌功颂德……一片升平之下，那致死的病毒悄然传入千家万户。
当然，一线的医生护士们感知得到。他们不断地将这危急信息向省市政府尤其是卫健委报告，甚至通过内参通道报告中央。但是泣血陈情却无法唤醒沉睡的官僚体制，包括官僚化的专家们。他们信誓旦旦的告诉国民，疫情可防可控，未见人际传播。
贺卫方特别质疑，中共官方理论杂志《求是》本月15日发表习近平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其中强调他如何不断地做出指示和批示，部署指挥，动员抗击疫情。在时间节点上，习近平最早发出指示是1月7日。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习近平当日讲话涉及武汉疫情的内容，似乎被官媒做了“留中不发”的处理，外界根本无从知晓。
他说：“讲话者是否知道他遭到了‘屏蔽’，抑或讲的内容不适合让公众知道？假如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也遭到了封锁，拿‘两个维护’岂非笑话？说到底，根子上在于无自由。如果武汉、湖北的报纸、电视可以就疫情进行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导，何至于要依赖这相互诿责的官僚体系？何至于武汉以及全国要这么多的人受干扰、遭噩运？！”
贺卫方最后指“但愿这惨痛的代价能够让手握权柄者醒悟：没有新闻自由，就不仅民生多难，而且政府亦无信，更谈不上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体系”。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外界认为他是中共体制内一位敢言的学者，主张民主宪政和司法独立。对中共官方认为敏感的雷洋案、贾敬龙案、以及“六四”血案等，贺卫方都在微博微信以及媒体的采访中直言不讳表达与中共不一致的观点。
他还在薄熙来主政重庆大肆宣扬“唱红打黑”之时，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公开信》，质疑重庆当局破坏法治，产生重大影响。
2017年贺卫方接受美联社采访表示，由于言论屡遭中共打压，从此不会在社交媒体再公开发声。不过，他还表示，无论如何，“天还是要亮的”。
责任编辑：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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