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的眼泪

我自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落地悉尼，至今已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前的中秋节，是阳历九月十五日，那晚我在The rocks的餐馆打工下班，路过Circular Quay，人单影孤，形影相吊，在码头旁的地标圆盘边坐下，望著天上的明月，想起“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的俚曲，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两行热泪，油然淌下，继而嚎啕大哭……

三十四年的人生起落，冷暖自知，苦乐可品，今夜又明月透窗，我坐在电脑前，思绪翻腾，古月依旧，今人不同，今日得宽馀，难忘往昔泪，拟记下当年哭泣的一幕。于是打开电脑，无意中找到没有完稿的《半空堂自述·海外篇》，读罢，发觉这是一篇三十四年，来澳洲前后的珍贵记录，虽是残篇断简，却弥足珍贵，于是索性全文抄来。所喜是资料中提及的同仁，除刘沪生已作古，刘观德半途返乡之外，凡度过这艰难时刻的，都是事业有成，子女优秀，晚年安乐，后顾无忧，我曾问过同年来流过泪的朋友们，经受这三十四年离乡的煎熬，值不值得？

他们几乎都回答：“值得，无怨无悔！”

半空堂自述·海外篇（残篇）

进入虹桥机场的国际登机处，第一件是托运行李，那位行李检查员问这问那，仿佛象审查小偷似的，把我的行李翻了个遍，没收了我的《辞海》和一些书籍。过了这关，又要我办理贵重物品登记，我带的所谓贵重物品，现在说来实在可怜，只有一只价值五百多元人民币的日本傻瓜照相机，它是我从深圳买来的水货，到了澳洲我才知道它在二手店里最多值十个澳元。我如实填妥表格后，才能去换登记卡和托运行李，但是我的行李超重了十五公斤，管事的小伙子和所有的共产党干部一样，原则性极强，死活不肯通融，一定要我罚一千多元人民币，那时的一千多元人民币，是我十个月的工资，我不愿支付。在场的超重者不少，大家一起泡蘑菇，好说歹说，眼看就要开机了，小伙子不耐烦道：“你们实在不肯出，我就在托运单上注明，让你们到香港转机时再罚，不过我告诉你们，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比我们这里罚得重，要外汇的。”事到这一步，我们也无可奈何，只能到了香港再说了。

经过几道磨难，我终于出脱秦关，那时上海到澳洲没有直通航线，要在香港转乘澳航“QUNTAS”的班机。（那时中国还没有“东航”和“国航”，只有“中国民航”一家坐大。中国民航的管理，和一家坐大的贼党一样，可用“一塌糊涂”来形容，机舱里苍蝇飞舞，服务员态度恶劣，伙食无法容忍）。

我虽然在国内乘过几次飞机，但乘往香港的国际班机还是第一次，当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时，我想看看窗外资本主义的风光。因为座位不靠窗，我把身子微微躬起，突然一个四十岁的空嫂，用粗暴的声音喊：“XX座位的那位，我已经注意你好久了，你已经两次想站起来，是不是？”她的态度就象小学老师训斥学生一样，整个飞机的人把眼光都投向我，弄得我好生尴尬。她算什么东西呀，我真想跟她吵一场，但再一想也就算了，她只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呀，看见有权的就当孙子，但自己有了权，就盛气凌人，把当孙子时受的气都赚回来，不要说空嫂，就是居委会的大姐也是那样，既然脱得魔爪，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我知道涉外航班的机组人员都是共产党员，我既然已经离开这倒霉的地方了，何必再和那伙人计较。

飞机到香港启德机场，是上午十一点，而飞往澳洲的班机则在晚上八点，按规定转机是不能出机场的，这九个小时只能在机场里度过。

刚踏上资本主义的土地，我看到启德机场一片光亮，而社会主义的上海虹桥机场是不能与之相比的，这里的免税店商品琳琅满目，服务员笑容可掬，整个气氛祥和富足。中午吃自助餐时，餐厅里餐具干净洁亮，可口可乐和装冰淇淋的纸杯做工考究，人们随用随扔，吃饭不须用粮票，买蛋糕不须用饼票……这里的一切，使我顿悟，为啥几十年间大量的人用脚投票，逃往香港。

由于时间还富裕，我和一群待机的台胞聊天，他们是随旅行团从重庆飞来转机飞往台北的（那时没有大陆至台湾的直飞）。他们在中国待了十来天，在那里受够了闷气不敢发作，到了这里就随便说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说：“我是重庆人，民国三十八年离开家乡，没回去过，这次回家一看，家乡四十年来没有变化，街，还是那么几条，屋还是那么几幢，共产党根本没有建设嘛，亲人一见面有诉不尽的苦水，我的祖父是个好人，土改时评上地主给枪毙了，我祖父有啥子罪呀！他为乡里办了不少好事，旱年时买机船免费给乡亲们用。自然灾害我的叔父和婶子都饿死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会饿死人呢，共产党是怎样管理国家的呀？文化大革命就更糟了，我的侄子在武斗时被打死了，他是独子，我叔叔这房就断了香火，我这次回台湾一定要告诉那些骂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再坏也没有把你们整死，饿死，做人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那位妇女似乎在控诉，在谈到大陆的旅游服务时，大家更是众口一词，没有好评。

傍晚七点钟开始检票，检票员根本没有提及我行李超重的事。那时我老实，主动问他，我的行李超重了怎么办？不料他笑笑道：“你们大陆人第一次出门超重是常事，我们港龙航空公司很理解，欢迎你今后坐我们公司的班机。”原来资本主义的人那么宽容，肯为乘客著想，于是在脑海中，上海虹桥机场的那位青年，显得非常渺小。就此港龙航空公司留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坐港龙航班，这也算是投桃报李吧。

大概在晚上八点多钟，飞机从香港机场起飞了，这时候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马上要踏上一块崭新的土地，在那里，我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明天将是谁来机场接我，晚上睡在哪里？

在澳洲我唯一能找的，只有比我先去的同事刘观德和刘沪生。刘观德者，就是那位笔名“老牛”，《我的财富在澳洲》的作者，出国前，我俩常在宿舍里一起做出国梦，他比我早到澳洲半年。是我送他去虹桥机场的，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到澳洲正好过耶诞节。他在澳洲呆了一年多就回来了，他只希望赚到一万美金就回家。他在澳洲打两份工，白天当清洁工，晚上在唐人街帮人切鸡腿，省吃俭用，辛苦一年，存了一万美金，就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二十日回上海。他没有打过老虎机，也没有去过墨尔本，更没有吃过鲍鱼和鱼翅，当他体内汁液过剩时，舍不得花一分冤枉钱，油水不肥外人田，只是私下嚷嚷，憋不住了，要回家去见老婆。回国后他就写了一本记实小说，弄了个专业作家的头衔。他回上海的前夜，我去唐人街德兴Huose地下室的大排档去看他，告诉他从新闻中看到，天安门广场已经沸腾了，中国早晚要出乱子，劝他再等几天，静观于待，恐怕中国要出事，他不听，认为澳洲虽好，终究不是自己的家乡，在这里生活孤苦伶仃很难熬，他下定决心要回去，果然他回中国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六四事件”。

和我一起同机来澳的，有一位比我年轻的同伴，姓朱，他是我一位上海朋友的亲戚，他学过几年英语。他说有一位朋友来机场接他，不过那位朋友和他的关系不深，是他和父亲一起去中国银行换外汇时认识的，他父亲已经给那位朋友通了电话，说好今天来接机，如果来的话，我们就跟他去，暂时住在一起，有个照应。

刚下飞机，两眼一抹黑，既不懂话，又不会说，幸亏小朱能应付，顺利地出了。来接我的朋友叫戚欣，以前在上海是工艺美术品厂的微雕工艺师，比我们早到一年，已经有了辆旧汽车，有上海朋友来，一般由他帮忙接机，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戚欣的汽车很小，里边除了坐人外容不下行李，而我们两人的行李又多，后边的行李箱又放满了，怎么办，最后还是戚欣有办法，把两只大箱子放在顶上，用绳子捆住。

汽车不一会到了住处。这是一幢破旧的House，有三个房间，住著从上海来七八个留学生，进屋不久，一个姓黄的就告诉我，其中有一位女的在上海得过甲型肝炎，这女的喜欢用别人的碗筷，叫我要小心。

当晚我住的那个房间有三张单人床，我们两位新到的，只能躺在地毯上，下半身伸进床底下，这样在陌生的澳洲土地上，度过了我人生的第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循著刘沪生家人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住的地方，出来开门的是两位上海人留学生，告诉说刘沪生已在一个多月前搬走了……

失望，失落，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怎么办？想自己在上海时是多么神通广大，有各类朋友，各种人事关系，如今像咸水鱼游进淡水湖一样，一切都是如此的陌生和无奈，我在街上转悠。我现在唯一可找的熟人只有刘观德了。

我在New Town一座教堂的旁边，找到了刘观德的住处。一位也是留学生模样的人接待我，说刘观德不在，他在一家电话公司打清洁工，晚上还去唐人街大排档做杂工。

第二天我碰到了刘观德，他的情绪非常不好，我把他太太托我带给他的牛肉乾和皮鞋交了他，时候我不知道澳洲海关是不准带牛肉干的，若查到处罚很重，幸亏那天海关没有查我，否则会有麻烦。

刘观德为我们找到了一个住所，在Redfern 附近的一条街上，房主是个黎巴嫩人，房租每周七十元，家俱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破烂货，特别是那张床，席梦思中间已经凹了个坑，那时我年轻，性幻想丰富，晚上曲身躺著，畅想这家伙被双重臀部挤压时的痛苦形状。

住宿问题解决后，第一件事就是认识社会，我按图索骥，从Redfern走到George Street，这里店铺林立，店堂里商品琳琅满目，世界各国的名牌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马路干净，没有纸屑，更没有痰迹，咖啡馆的橱窗玻璃光可鉴人，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摇曳的烛光。街上的行人偶然碰撞，会同时发出礼貌的道歉声。唐人街有许多杂货店，里边有泰国大米，越南水果，菲律宾香蕉，中国的“梅林”牌罐头，以及加工得干净出落的中药材。这里应有尽有，这时我才弄懂，原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出口食品，都是卖给资本主义的帝修反吃的，譬如鲮鱼罐头，在中国要卖十元人民币一罐，在这里只卖一元澳币，还买九加一，真是太便宜了。我不由又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搞笑指示：“世界上还有三分二的人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住所安定后，接下就是找工。和我住在一起的，有个姓杨的年轻人，在国内时曾经学过英语，能讲几句“洋泾浜”，那天他下班回来，说在西人报上看到，Parramatta有家餐馆要找一位清洁工，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他给我写了地址，说店门口有只轮船舵盘的摆设。他怕我说不清英语，特地教会了我三句话，我生怕忘记，用中文在旁边注了音，这三句话是：

1.  I ‘M LOOKING FOR JOB.

2.     I ‘M VERY STRANG.

3.     COULD YOU TRY ME PLEASE.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那家餐馆，接待我的是一位菲律宾女孩，她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从里间叫来一位胖乎乎的老板，那时候我分不清他是澳洲人还是中东人，反正在我的眼里，凡是高鼻子都是外国人。我对胖家伙一连喷出了三句话，现在想，那时胖家伙或许在窃笑。他对我上下打量，说了几句英语，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为了应付，我满嘴的“YES YES……”胖家伙似乎有些生气。他指指左面的门，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转身走了。我跟上去，他停下来，不友好地指指地板，我明白是他叫我站在原地的意思。不一会，他叫来一位女孩，她用广东官话对我说：“老板叫你从那扇门出去，说罢她自己也笑出来了。我像受了侮辱一样，跨出门，在马路上徘徊，此刻的心情可以说是低落到了极点，我漫无目的的来到一座桥洞下，生了好一阵闷气。

傍晚小杨回来，问我白天寻工的情况。听我介绍完，他说今天听一位北京来的朋友说，The rocks 一家饭店需要找洗碗的钟点工，时间是从下午五点到十一点。我带著那张写著三句咒语的中英文纸条，一路走一路背诵，找到那里。

The rocks 是悉尼的一个旅游点，离歌剧院和悉尼大桥不远，我要找工的饭店就在大桥的引桥下面，靠近海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座监狱。当年从英国押来的犯人，都是从这里上岸，建筑式样象中世纪的古堡，高大的木门上钉满了铁条，狭小的窗门，全被铁栅栏住，地上用花岗岩铺成，这座废弃的监狱，被一位德国商人买去改作为饭店，招待海外游客。游客就餐时，有专人表演鞭打囚犯，剪羊毛，狱卒巡逻等节目，气氛十分热烈。我走进阴森森的大门，迎面碰上一个穿著厨师衣服的高个子，我不分清红皂白，先用英语念一遍咒语，那人听了，用广东腔的国语问：“你是中国人吗，没问题，跟我来。”说完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他和一位外国老头子咕噜了几句，那位外国老头就发给我一副橡皮手套和一件橡皮饭兜，把我领到厨房间，介绍给一个年轻的小鬼佬，小鬼佬的模样挺可怕，左耳挂著银坠，右臂纹著祼体美女，但他却很热情。他把我带到洗碗池边，比划著把如何操作洗碗机，洗好的碗放在什么地方告诉我，直到我弄懂。

却说我在这家餐馆打工的第二天是周末，那晚的碗碟特别多，原来供我堆放的那张桌子堆满了，我顺手将洗好的盘子放在身后的一块大铁板上。不一会，一位矮个子西人厨师，手托牛排，冲着我哇哇直嚷，我愣在一旁不知所措，这时一位北京留学生奔过来帮忙清理了铁板，他说这块铁板是厨师用来烤牛排的，你耽误了他的工作，当晚下班时，领好工资，工头就叫我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为此我丢了工作。

收工后我在环形码头流连，心中无限惆怅，望著天上的明月，想到今天正好是中秋，骤然乡愁涌心，一屁股坐在码头旁的地标圆盘上，两行热泪，油然淌下，继而嚎啕大哭…… 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

为了回忆“那年中秋的眼泪”，拖出当年的回忆，时过境迁，百味杂陈，述说至此，暂作刹住，因为再说下去，怕说漏嘴，要涉及“那场风暴”的事了，为不给自己回国添麻烦，只好尽在不言中，望诸君谅解，老夫作揖了！

壬寅中秋夜于食薇斋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