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史家与媒体

更新於 ：2024-04-15 10:28

文/清箫

今天的新闻即未来的历史。现在全球每天都有上万条新闻值得关注，但不是所有事件都值得进入未来的史册，我们今天回看史书，道理也是如此。

现代记者与过去两类人相似，一是史家，二是圣人。记者负责向当代人传递社会的即时消息；史家负责向未来人传递历史的镜子；圣人负责传递神意。古人造字很有讲究，早期甲骨文“圣”字由“耳”、“口”、“人”组成，本身就包含圣人的使命，即以耳听上天之意（悟道），再以口讲给人间。此三类人都承担重要的沟通使命——人与人沟通、古与今沟通、天与人沟通。

在许多人印象中，媒体的标准最主要是真实、公正、及时，实际上媒体应达到的标准比这些更高，媒体人应培养的素养也包含站在未来的角度看新闻，以敏锐的洞察力辨别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与社会现象。某些事现在公众都讨论得热火朝天，几百年后将被遗忘；某些事现在不起眼，未来人却可能写在历史教科书中，世代铭记。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媒体亦是如此，深度文章或影片足以起到引导时代的作用。这便是以历史角度思考当下的重要性。

有人说，万卷史书是留给专业学者研究的，非史学家略知一二即可。确实，无需精通历史当然也可成为成功人士，而且过去的事现在未必值得参考。但我们读史，最重要的不是事本身，而是“道”和“变”，用司马迁的话说，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优秀的史家著史，何取何舍，孰重孰轻，即反映其对历史脉络的洞见。“道”和“变”也是当今媒体应重视的，真正优秀的专题、人物访谈不会局限于事件本身，过许多年后也依然是珍宝，甚至价值翻倍。

史书的另一今用体现在写作上。说到这，聊一聊“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与“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20世纪20 至 60 年代，美国兴起“新新闻学”。和“纯新闻”不同，“新新闻学”重点强调场景、生动的叙事和对话，向读者传递资讯的同时也伴有美感体验，可读性高。“非虚构写作”是“新新闻学”潮流下的产物，比普通新闻更具艺术性，但也要求真实。“非虚构写作”可以写现在，可以写过去，可以写社区内鲜为人知的普通人，允许灵活运用各种手法增强戏剧张力，使作品读起来像小说，同时引导读者深入往某方面思考。

这类作品的写作固然不同于史书，但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借鉴史书。中国古代史书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文学性强，所以说文史不分家，多数史家本身就是大文豪。部分记载吸引力强，无需浮夸，以看似平淡之语即可书写铿锵有声之文。著史者也一定会强调历史事件的关键之处，正是这些关键之笔，引导读者往深处思考。假如他们能穿越到现代，个个都会是传媒界的高手。

以下从远往近举例。

秦汉以前，《左传》是史书佳作中的佳作，其戏剧性非常强，善长描述战争，而且战事不单写军事本身，还点出了胜败的关键原因。

譬如讲城濮之战，有一段重点写晋文公教化百姓，子犯在旁提醒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等到晋国百姓安居乐业、诚实不贪，且政府“正其官”，用人顺应民意，才能获胜。讲述邲之战时，《左传》写楚国治国有方，选拔有德之士，赏赐不漏功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所以晋国人认为无法抵挡楚国。可见作者洞察力极强，告诫后人影响战争的最重要因素。

叙事最重要的是选材、布局、抓重点，《左传》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很优秀。本来各种大小事错综复杂，像零散的碎片，《左传》将它们井井有条地综合在一起，而且写得跌宕起伏，令人紧张。重耳从逃亡到回国的经历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穿插寺人披告密以及竖头须请见的片段，增添了神秘感和紧张感。此外，写晋灵公不君以及他和赵盾的矛盾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刺客撞槐自尽那一段，既从侧面表现赵盾勤政尽责，令人敬佩，也展现“刺亦有道”的精神。又如晋灵公放狗咬人、提弥明搏獒、灵辄倒戈报恩，写得变化莫测。

自秦汉起，后世最推崇的正史当属《史记》。《史记》中最佳篇，依照梁启超的观点，是《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梁启超对此十篇评价极高：“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

比如《项羽本纪》，细节丰富，惊心动魄。项羽一生有许多大事可写，而司马迁用笔最多的是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战，这三件事恰恰是最关键的三大转折点。特别是鸿门宴，每个人物都很生动，跃然纸上，戏剧性强。

司马迁还善于透过记载小事暗示人物的未来，前后呼应。《项羽本纪》开篇讲到，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发表豪言壮语：“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之后学习兵法，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写他少年时的这些言行，是为了表现他胸怀大志却性格粗犷，这是他未来成与败的早期因素。我们看项羽后来打仗时的表现，确实相当英勇，善长布阵，但不长于谋略，这和小时候半途而废密切相关。

《史记》中项羽破例列入本纪，排在秦始皇、汉高祖之间，反映司马迁史识卓越。灭秦之功，首推项羽，这是肯定了项羽影响历史演变的重要地位；但项羽也像秦朝的微缩版，骤兴骤亡，所以重点突出他的盛衰经过，和秦朝兴亡、西汉开国形成对比，以其为转折点记叙从秦至汉的脉络。

再看《魏公子列传》，其优点在于围绕信陵君与门客交往的主线写，相当高明。信陵君一生可写之事很多，总要主次分明，不能写成流水帐，司马迁则重点选择他最显著的特点写，表现他礼贤下士，正因如此，门客甘愿拼命报答。

信陵君与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但《史记》为其他三公子立传时都不称“某公子列传”，唯独信陵君获得“魏公子列传”的待遇。该篇内共有一百四十多处称“魏公子”或“公子”，字里行间都流露著对信陵君的敬仰。

文中特意透过事实突显信陵君关乎魏国存亡：“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信陵君死后，秦国快速蚕食魏国，十八年后就俘虏了魏王，这和《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死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异曲同工，均以亡国衬托人才的关键，也隐含对当权者的批评。

《史记》其馀名篇也非常精彩，不在此逐一细说，推荐阅读原文。

二十四史自《史记》始，《史记》之后，其馀诸史也有许多名篇佳作，这里列举千年来备受推崇的一段序，出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沈德潜称赞该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叙事先从晋王临终赐箭写起，聚焦于小场景，将“镜头”对准代表三大遗恨的三支箭。“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借晋王之言简练叙述唐庄宗未来的使命，将过去之事压缩于三支箭中。

之后继续围绕三支箭叙事。“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概括唐庄宗不忘父王遗命，征战沙场，以雪前耻。

写到大仇已报，依然没脱离三支箭。“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讲述唐庄宗捉拿仇人，持箭返回太庙告慰父王在天之灵，仍写小场景，读者可自然联想到其军队横扫敌军之势。此处一扬，之后陡然一抑：“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仿佛昨日还是盛世，今日竟身死国灭，从“可谓壮哉”到“何其衰也”，作者以浓墨重笔写尽巨大反差。

之后写道：“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这是《伶官传》中最精辟的一段总结，“方其盛也”扬，“及其衰也”抑，天下豪杰与数十伶人对比鲜明，与“得之难而失之易”呼应，一代英雄唐庄宗由盛转衰的历史好似上天给他开的玩笑，充满戏剧感。他是一位音乐天才，与众伶人在艺术史上留下华章，却不是个合格的皇帝。

究其亡因，固然包括贪图享乐，宠幸伶官，但欧阳修也深入思索，反问说：“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字字发人深省。正因唐庄宗这段兴亡史令人感慨万千，所以欧阳修专门在《新五代史》中记《伶官传》，以引起后世千年警惕。

再看现代非虚构写作，也离不开记人记事，和“倒三角”新闻不同，可以从任何一个时间、角度或故事切入，取决于作者拟定的主旨，以及想引导读者思考什么。

二十四史均依照《史记》体例编纂，有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古时史书分不同体，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而二十四史为何均采用纪传体？试想，若要方便读者了解历史大事的始末经过，纪事本末体才是最合适的，而纪传体有割裂和重复叙事的弊端。

这就要提到过去史家最看重什么。

所谓纪传体，即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二十四史中《史记》含世家，自《汉书》以后不再用世家，《五代史》除外）。纪、传记载重要人物的生平，志重点记录社会、经济、交通、天文、学术的演变，表则按年代简单列举历史大事。

马端临《文献通考》解释了纪、志、表、传体例的重要性：“《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

治史者研究的范围太广，数不尽的材料中，需厘清重要性的先后。在古人眼中，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最重要，必须兼顾。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偏重于记理乱兴衰。而纪传体以纪、传详记理乱兴衰，又以表、志记典章经制，是其一大长处。

某种程度上，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典章经制远比历史大事重要。如《文献通考》所说：“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特殊大事固然重要，但再过几百年后，人们更想看到的是文明发展中的变与袭，是山崩地裂前的潜移默化。某人做某件大事，必然受到环境的驱动或限制，一时代的政经制度、主流思想、文化风气，甚至很久以前的，都会悄无声息地影响社会中的每个人。近现代与古罗马、古希腊无关吗？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都以罗马法为基础，“民法”和国际私法就是典型例子。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容易过于重视非常人与非常事，殊不知未来最需要的可能是常人常事。今人读史时埋怨二十四史为何不把“志”记得更丰富些，现在还原古时社会全貌需要结合许多地方县志，很麻烦，实际上是太苛责古人。试想，今天社会上争相关注的也都是非常事，未来人也必然会责怪今人目光短浅。但今人依然要尽量补充过去的不足，拓宽思维，洞察易被忽略的现象。

洞察社会，既要见著，亦要见微。1793年，英国马加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亲眼目睹大清帝国的社会百态后，看出了多数清人意识不到的问题。当时正值乾隆盛世，大清堪称世界第一强国，欧洲人对中国充满好奇与敬仰，但马加尔尼使团此行后，他们大失所望。怎么回事呢？

举个例子，有一次，清朝地方官盛情送活禽畜招待英国使团，有些禽畜在运输途中死了，无法食用，所以英国人将这些腐肉丢进海里。之后发生的一幕令他们十分惊讶：海岸上的中国百姓争先恐后地跳海，只为捞抢发臭的腐肉。这至少说明当时的贫富差距很大。数据显示，乾隆年间人均粮食占有量确实不高，每人仅780市斤，远低于明朝（1192市斤）、隋唐（988市斤），甚至不及秦汉（985市斤）。大唐开元盛世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平民生活水平普遍高。而在乾隆盛世，平民勉强温饱。客观上这和乾隆年间人口爆炸性增长有关。

而从另一件事，英国人则看出了清朝官府作风和制度问题。此事发生在定海，英国使团请定海总兵找人在海上领路去天津。之后定海总兵立即派兵全城搜索，就像逮捕通缉犯一样将百姓捉来，审问他们谁到过天津。待找到指路人后，官府命令他们为英国人带路，却不给任何报酬。英国使团大为震撼，他们原以为清政府会花钱雇人，没想到方式如此粗暴。此次中国之行，他们发现中国办事效率极高，然而这种“大清速度”却不是建立在雇佣关系上。

马加尔尼使团此行还觐见了乾隆皇帝，感受到大清的威仪与繁华，这是见大；又看到民间疾苦，透过小事发现大清帝国漏洞百出，这是以小见大。

今人说，那时未能解决盛世带来的人口暴增问题，意识不到西欧民主化的进程，不懂得尽早改革制度。今人在总结二百年前大清的问题时，觉得思路清晰，并指责昔人没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但再分析时事新闻时，也难免处在今天的迷局中。很大程度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行，出于惯性，会视诸多常事为不必聚焦之事。历史上每一次大变革前夕，多数人都仍在按照惯性前行，确然值得我们深思。

史家与媒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