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达顿
5月3日，澳洲将举行联邦大选，朝野两党的选民争夺战如火如荼。
民调显示，曾经不被看好的自由党领袖彼得.达顿有机会在大选中组建少数派政府，甚至可能组成多数派政府，如果达顿如愿以偿，那他将在两个方面创造了历史奇迹：首先，自1931年以来，澳大利亚还没有出现过执政一届的政府；其次，任何在失去政府后直接接任党领导的人从未能成为总理。
近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政治编辑Phillip Coorey作了一个采访报道，综合各方评论，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彼得.达顿。该报道的标题是“如果工党的竞选策略是抹黑我，那他们一定惨败。”
Phillip Coorey在开场中写道，2023年4月1日，墨尔本郊区的Aston选区进行补选，结果联盟党失利，这是103年以来，联盟党首次在这个铁票选区失去席位。这场失利令联盟党士气遭到严重打击。
因为在2022年的大选后，联盟党只有58个席位，而工党有78席。达顿在成为领导人时曾宣称，郊区将是联盟党的救星，绝对不能再失去。
但仅仅过了11个月，达顿就像一匹黑马，他带领著澳洲联邦联盟党正在起死回生，迎接胜利的曙光。
达顿的朋友兼商人，股票经纪公司Ord Minnett的首席执行官 Karl Morris表示，达顿是一个评论两极化的政治领袖，那些了解并钦佩他的人说，达顿是一个有效的传播者，具有坚定的信念、保守的价值观和敏锐的政治直觉。“人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他的正直和幽默感。”但一些批评者却认为，达顿是一个无法当选的右翼分子，他就像《哈利•波特》中邪恶的黑魔王伏地魔（Voldemort），愿意为追逐幻想而不择手段。
达顿常被批评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包括他对大企业的轻蔑。
但前财政部政策分析师史Steven Hamilton则表示说，达顿对经济政策的态度是简约的，即优先恢复预算并遏制开支，而不是进行雄心勃勃的改革或承诺新措施。
达顿曾表示，“我的影响来自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和Peter Costello（前财政部长），我认为那个时代是我们国家的黄金时代，那种政府风格和经济成功品牌是我看到的驱动力。”
达顿警告称，澳洲需要“经济手术”。但除了计划裁减36,000名公职人员之外，他表示其他策略将在选举后决定。
Phillip Coorey在报道中认为，达顿的政治命运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10月的原住民声音公投。尽管那时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公众支持该提案，但达顿宣布反对该提案，达顿确信，当政府无法清晰表述该原住民声音委员会的职能时，公众的情绪就会走向理性，公投最终已失败收场。
回顾这一过程，达顿表示，他的反对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那是他“见过的最荒谬的竞选活动，”他说，在整个公投中，“总理显得非常无能。因为没有站得住脚的解释，失败是必然的。”
达顿表示，“如果公投通过了原住民声音，那将是灾难性的，肯定会造成巨大分裂，且很难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人们已经到了一个崩溃的临界点，大家都在想，‘这玩意如何行得通？’ ”
Phillip Coorey认为，许多与达顿一起工作过的人表示，他在23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被低估。那是因为在2006年，当达顿被任命为助理财政部长时，布里斯班的《信使邮报》（The Courier-Mail）翻查了他1989年在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学业记录，那时他在第一年就未能通过法律入门课、会计计算机应用、管理会计和商业财务等课程。
由此舆论总试图将达顿描绘为一个经济无能的人，但时任财政部长的Peter Costello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我觉得达顿非常优秀，与所有其他助理财政部长相比，他非常努力，并试图掌握相关问题。”
Costello是第一个发现达顿潜力的伯乐。他曾在2009年时表示：“达顿是一个需要培养的天才，为我们的未来着想… 他是一个优秀的思想者，能与选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拥有很好的竞选技巧，还有一点坚韧，这一点我很喜欢。”当时，这番话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公开资料显示，达顿于1970年出生在布里斯本，是五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就读于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并兼职割草、送报纸以及在一家肉店工作。他在1988年加入自由党，一年后被预选为竞选一个安全的工党州席。达顿曾以这段经历解释了大学一年级正忙于竞选以致耽误了学习。
次年，达顿加入了昆士兰警察部队，并兼职学习，十年后获得了商业学士学位。他在警察局工作了九年，曾在毒品组和性犯罪单位工作，同时也与父亲一起翻修和经营托儿所，这些生意目前由达顿的妻子Kirilly经营。
曾担任澳洲国防部长的派恩（Christopher Pyne）与达顿共同服务了18年，其中10年在内阁中任职，他表示，达顿是自由党的主要温和派人物，一个典型的中右翼昆士兰人，“他比人们意识到的更务实、更聪明。”
而同样是自由党人，前总理谭宝对达顿颇有成见，2018年，达顿曾在党内挑战谭宝总理地位，结果谭宝惨淡下台，由前财长莫里森替代总理之位。
谭宝曾在一本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达顿，“细致入微不是达顿的强项。” “作为一名子弹头（头脑简单）的前昆士兰警察，他试图扮演强硬人物。”
谭宝多次称达顿为暴徒，并质疑他的智力，指出达顿在内阁中很少发言，指责他并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但派恩反对这种说法，他表示达顿常常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别人已经说了他想说的话。“他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在每一次讨论中都强加自己的意见。” 前防长说。
在这篇采访报道中，Phillip Coorey认为，达顿首次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在2008年，那时他拒绝参加前工党总理陆克文对被盗一代的土著人道歉。到了达顿在最后一届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时，他的硬汉形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据民意统计，达顿在关键州维州的支持率较低，但阿尔巴尼斯和工党的形势更糟糕。目前联盟党对在维州取得显著进展持乐观态度，包括重新夺回Aston选区。至于那些在2022年大选中被“绿黛”（Teal）夺走的席位，自由党认为，他们将重新夺回西澳的Curtin选区以及可能会赢回维维州的Goldstein选区。对于那些被达顿的吸引力所影响的选民来说，“绿黛”与绿党和工党并无太大区别。
在2022年大选中，一些以零排放、性平等为议题的独立候选人成功赢得了曾由自由党掌控的多个席位，改变了澳大利亚的政治格局。由于他们的竞选材料和标志通常使用蓝绿色（Teal）这一颜色，因此得名“绿黛（Teal）”席位。
前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对达顿充满好感，达顿第一次进入霍华德的视野是在2001年，当时他赢得了Dickson选区，击败了工党明星候选人Cheryl Kernot。 “选民们并没有对达顿狂热，”霍华德说：“但对于那些对阿尔巴尼斯感到失望的人，达顿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霍华德把阿尔巴尼斯比作“一件会说话的家具”，他说：“阿尔巴尼斯完全不胜任，他真的处境糟糕。……当他说话时，你根本不会听进去。我常常不记得他讲了什么。”
霍华德承认，他与派恩一样，对达顿的表现感到惊讶，霍华德说：“六个月前我完全认为他没有希望，我仍然认为历史对他不利，但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一位曾在霍华德领导下和达顿并肩工作的前部长表示：“达顿在智力上可能不如霍华德，但他一样坚韧。”
自由党人对大企业的态度往往被特别关注。2017年，达顿猛烈抨击那些公开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企业领袖，当时，澳航（Qantas）首席执行官Alan Joyce是其中的重点对象。去年，达顿批评Woolworths，指责其“推销觉醒议程”，因为该超市连锁店下架了澳大利亚日（Australia Day）商品。“如果[顾客]不想庆祝澳大利亚日，那是他们的决定，但我认为人们应该抵制Woolworths，”他说。
达顿表示，他的商业理念与自由党创党人相一致。“当Robert Menzies创立自由党时，主要是支持独立商人、合伙企业主以及那些正在将小企业发展为中型和大型企业的人。”“但如今，自由党与澳大利亚企业界的关系逐渐疏远。那是因为大企业不再倡导税收改革、劳工关系改革或其他微观和宏观经济改革。”
在采访中，Morris则高度评价达顿，称他作为领导者做得非常出色。达顿对大企业的轻蔑，是因为“他只是觉得他们迷失了方向。”
在上一次大选中，达顿提出了澳中战争的可能性，结果被舆论渲染为“反华”思潮，一些选民认为阿尔巴尼斯改善了澳中关系。自这次选举以来，达顿花费了大量时间修复与中国社区的关系，并表示，如果作为总理受邀，他愿意访问北京。
达顿被左派攻击的另一个内容是，说他模仿川普，例如达顿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态度和拒绝“觉醒主义”；在社交媒体上，”Temu Trump”这个绰号广泛传播。
达顿对此辩解道：“我的原则是保护人民，捍卫国家利益，为伟大的国家而战。我不站在极端立场。我非常坚信，在作出决策时，应该为我们的国家的最大利益考虑，而不是为了美国、英国或其他地方的利益。”
霍华德也表示说，达顿不是川普。“人们知道他立场明确，他们不希望有一个狂热的民粹主义者当总理，”他说。“我认为他永远不会成为除他之外的另一个人。”
小时候用上海话唱接龙儿歌：“啥个祝——祝英台——啥个台——抬（谭）老三——”那时懵懂，不知谭老三是什么？只知道老上海话中，人死了叫“谭老三”或者叫“翘辫子”⋯⋯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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