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澳洲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于参众两院通过了《2026年打击反犹太主义、仇恨和极端主义法案》（Combatting Antisemitism, Hate and Extremism (Criminal and Migration Laws) Bill 2026）。该法案被外界称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厉的联邦层级仇恨言论立法”。
尽管该法案遭到多个政党的反对，却仍以“跨党派共识”的姿态完成立法。然而，这一所谓的共识，却意外地直接导致合作数十年的澳洲联盟党（Coalition）公开分裂，国家党在关键表决中投下反对票，暴露出联盟党内部在此立法问题上的巨大裂痕。
以哈冲突、反犹浪潮与政治压力
自阿尔巴尼斯政府执政以来，工党在以哈冲突中的立场明显倾向同情巴勒斯坦，不仅高调谴责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反击，甚至在政治表述上将以色列领导层描绘为“战争罪犯”。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宣布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立场，导致澳以关系持续恶化。
在此背景下，澳洲国内的反犹情绪明显升温。多场反犹示威接连出现，甚至出现了“十万人横跨悉尼海港大桥、公开声援巴勒斯坦”的震撼场面。
去年12月，悉尼邦迪海滩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枪击惨案，造成16人死亡。该事件在犹太社区中引发巨大愤怒，并被广泛视为澳洲反犹太主义情绪失控的象征性节点。
🔴 #URGENTE | Terror en Australia: Se desató un tiroteo en Bondi Beach, una de las playas mas populares del país. Informes hablan de varios muertos. pic.twitter.com/KmtymWs4YI
— Mundo en Conflicto 🌎 (@MundoEConflicto) December 14, 2025
“政治止血”式立法？
这一惨案的社会与政治冲击，使阿尔巴尼斯政府的执政地位一度岌岌可危。为迅速平息政治危机，工党政府紧急推出了这部《2026年打击反犹太主义、仇恨和极端主义法案》。
法案名义上旨在打击仇恨言论的传播、防止极端团体或个人实施犯罪，并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但在具体条文中，它大幅扩张了政府权力——政府不仅有权界定哪些组织属于“极端团体”，还能决定哪些言论需要被限制，甚至在移民法框架下决定谁应被驱逐出境。
正因如此，法案一经公布，便遭到包括联盟党在内的多方强烈反对。批评者普遍认为，该法案界定模糊、授权过宽，存在被滥用的高度风险，可能严重侵蚀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
甚至有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公开批评该立法“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警告其可能导致极其荒谬的后果——既无法有效打击真正的极端分子，反而可能将合法表达定为刑事犯罪。
为何右翼政党与美国政界强烈反弹？
澳洲右翼政党及美国政界的强烈反弹，并非偶然。核心原因在于：此类法律未必只针对暴力或极端行为者，而极可能扩散性地压缩整个社会的言论空间，从而对人权构成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批判者认为，“仇恨言论法”一旦缺乏清晰边界，极易演变为政府干预言论自由的工具。
从法律传统上看，这部法案的精神明显更接近欧洲与英国模式，而非美国司法框架。
美英澳：三种完全不同的言论自由逻辑
美国自建国之初便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宪法体系，尤其是“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在美国的宪政逻辑中，保障个人权利与限制政府权力同等重要。
因此，美国法律仅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限制言论——例如当言论构成“直接、具体、迫在眉睫的暴力煽动”，或包含真实威胁、符合严格标准的诽谤行为等。单纯停留在表达层面的仇恨言论，本身并不构成犯罪。换言之，美国政府不能仅因言论“有害”而加以禁止，法院也有充分权力推翻政府的指控。
澳洲则截然不同。澳洲虽有宪法，但其结构深受英国影响，核心关注点在于“国家治理架构与权力分配”，而非对个人权利的系统性保护。因此，法院在捍卫言论自由与个人权利方面的空间相对有限。
英国与欧洲国家之所以对仇恨言论进行严格限制，源于深刻的历史记忆。20世纪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主导下的种族清洗与宗教屠杀，使这些国家普遍将“仇恨言论”视为灾难的前奏，因而更倾向于提前干预。
例如在德国，否认纳粹大屠杀、使用纳粹标志、公开传播纳粹思想，均被认定为刑事犯罪。在德国法律逻辑中，某些思想已被历史证明具有毁灭性，因此不属于可被容忍的言论范畴。
三种司法态度，一目了然，由此可以概括三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态度：
美国法官：“宪法不允许我们因为言论危险而禁止它。”
英国法官：“当言论明显在煽动仇恨时，法律有责任提前阻止。”
澳洲法官：“当言论被认为对社会有害时，政府可以进行合理限制。”
进入21世纪，澳洲在涉及言论自由的新立法上明显向英欧靠拢，这种选择引发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新法是否真能有效阻止极端暴力、避免类似邦迪海滩的惨案，仍有待历史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显著提高了抗议活动、政治口号及公共表达的法律风险。
现实影响与政治算计
值得注意的是，澳英法律主要保护的是族群与宗教群体，通常不限制针对意识形态或政权的批判，例如“共产主义”或“中共”。但一旦延伸到特定群体标签，如“亲共团体”“红粉”等，便必须格外谨慎。
尤其是在中共长期刻意混淆“反共”与“反华”的语境下，若有心人将反共言论贴上“反华”标签，并恰好获得政府认定，法律风险便可能骤然降临。
澳洲新法是否必要，终将由历史裁决；但在现实政治层面，它更像是一场“避免选票流失的紧急政治操作”。自由党为回应犹太社群诉求，在工党承诺修改部分细节后选择支持法案。该法律明确要求执政党在行使扩张权力时，需与反对党领袖进行磋商——这无疑满足了苏珊•莱伊对政治介入权的期待。
代价却是联盟党的正式分裂，而工党政府则借此巩固了其几乎不可撼动的执政地位。
22-1-2026
作者：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