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沈生：陕北插队生活散记

作者：田沈生

1969年1月9日上午11点，列车从北京站缓缓发出，长嘶的汽笛掩盖了站台上与车厢内的离别哭声，一路向西，开启了我的陕北插队生活难忘的旅程。

经过1天1夜，火车在西安以北的富平站停下，大队人马在县城住了一晚。11日一大早，换乘带篷的解放卡车，驶入了陕北高原。一路颠簸，大约下午4点到达了宜川县城。下车时，天色灰暗，已经下起蒙蒙小雪，山风强劲，寒气逼人。

宜川县中学礼堂临时改为食堂，一筐筐热气腾腾的白馒头和一盆盆猪肉白菜炖粉条，招待一千多名来自北京的老三届知青。可惜，那时人人肚里油水尚足，加上几天舟车劳顿，大多没有胃口。礼堂里，到处是咬了一半的馒头和吃剩半碗的菜，从眼神里可以看出，老乡们很是心痛。至今，宜川还属贫困县，那时更穷。后来，下地干活时，乡亲们道出了实情：你们这伙学生娃不稀罕，可村里大人孩子，一年到头也吃不上这么一顿啊！

插叙1，当天下车后，意外遇到了老友许鸿，有点小惊喜。原来他带着初一的双胞胎兄弟朱宏左朱宏右，也搭上了这趟专列。同是党湾公社，不在一个大队，相距十里，不算远。此后，他们便成了我们牛家塬的常客。朱老二淘气，常被村里的狗追着跑，有一次还被咬破了裤子。

插叙2，到宜川半个多月以后，整天是玉米面糜子面片窝窝和咸萝卜丝，肚里的油水耗尽了，开始尝到了饿和馋的滋味。当得知第二批北京知青到来的消息，灵机一动，立马像一伙威虎山的饿匪，倾巢出动。果然不出所料，还是白馒头和猪肉炖粉条，还是浪费惊人。二话不说，先是美美蹭了一顿，然后每人足足装满了两大书包白面馒头，满载而归。往后几天，胜似过年。

言归正传。那天到达当晚，在县中学教室囫囵睡了一晚。第二天早饭过后，在操场上等待各公社大队老乡来接人。那时才得知，我们很幸运，生产队就在县城周边。党湾公社鸭儿湾大队共三个小队，两个在川里，一个在塬上。101中学初中的7位女生和高一的5位女生，分别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川里，步行十分钟就可以进城购物。我们五男二女分配在周围五，六十米高的牛家塬，离县城二里多山路。相比远在壶口公社的北京十一学校，来县城赶趟集就要走九十里山路，101中的同学们都应该感谢命运的眷顾了。

插叙：当时，全校闻名的“516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高一四班的郭海燕，川里两个小队的女生都不欢迎她，万般无奈，找到了我。在校时，久闻其名不识其人。如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看着她那张在寒风中冻得发红的脸，和那无助的眼神，我没有犹豫，低声说了一句：走，和我们一起上山。于是，牛家塬上多了一位既勤奋又特殊的伙伴。岂料，一年以后，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专车来到宜川，从生产队将其五花大绑抓走，直接关进了秦城，一囚就是七年。出狱后，在西山农场开手扶拖拉机送过牛奶，77年考上大学，如今是首都师范大学的知名教授。有关郭海燕的故事，在《我的知青伙伴》一文中有详尽的描述，在此暂且不表。

窑洞

说起陕北，人们往往会想起影视作品中的画面：沿着山坡，圆拱形的窑洞，一排一排，错落，整齐壮观。其实，这样的窑洞通常是当地土豪或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不是寻常百姓的居所。

三位女生还算好，借住在村里一位老乡家为儿子结婚准备的新窑。我们五位男生则在饲养室旁边安家：那是一孔有七十多年历史的旧窑洞，风吹雨打，窑面已经不再平整，隐约还能发现几条细小的裂缝。看得出，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九宫格的旧木窗上糊上了新的窗纸，窗下是新盘的炉灶，安放着一口大柴锅。

推开两扇门板，右手是一铺约3，4米长的大炕，上面铺着崭新的炕席。里面炕头又是一个黄土砌的灶台，同样安放一口大锅。灶膛里的火在不紧不慢地燃烧，锅里的水在滋滋地冒着热气。伸手一摸，炕上热烘烘的。后来老乡才告诉我们，听说北京人喝开水，才特意为我们烧的。村里太穷了，乡亲们舍不得柴火也吝惜水。渴了，冬夏都是缸里舀一瓢，咕嘟咕嘟喝下肚。在严重缺水的陕北高原上，烧水迎客算是最高的礼遇了。

从炕灶往里走几步，左手边靠墙是用粗木架支起的大面板，上面一条足有七、八十公分长的榆木擀面杖，旁边一口半人高的大水缸，水瓢倒挂在缸沿儿上。再往里约2，3米，光线明显转暗，睁大眼睛才可以看清那里有大小两个柳条编的旧粮食囤，大的约有2米多高，小的也有1.5米左右，长期烟熏火燎，早已变成油腻腻的黑褐色。这里是储藏粮食的地方。俗话讲，民以食为天。对于农民来说，粮食就是命根子。每当夏收秋收，乡亲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原来，这一带民居窑洞大多是高宽各一丈，深有四五丈左右。通常阳光只能照射在门口，窑洞最里面里一片昏暗，有些深不见底的感觉。记得那天打开行李，把被褥铺在炕上，仰面朝天，望着贴满旧报纸的黄土墙面和被烟熏黑的窑顶，心里在盘算：打今儿起，这就算在这里扎下来了？！

插叙1：窑洞厕所。这是在住处旁边一个废弃的破窑里，在黄土地上挖个坑，解决了大家的“方便”问题。窑洞口用柴火高高堆起，以便遮羞。顺便提一句，陕北一带的老乡太穷了，上厕所根本买不起手纸。解大手时，顺手捡根树枝或是两块小石头，囫囵解决。记得当年赶集时，就是啥都不买，我也要买两卷手纸，这是必须的。

插叙2：窑洞突发事件，惊动宜川县城。刚到宜川的第三天，壶口公社的北京知青在烧炕时，不幸点燃了遗忘在窑洞里的炸药（民工开山修路时所用），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多人严重烧伤，重伤者危及生命。此事立马引起宜川县和壶口公社的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紧急组织救援，车拉人抬，连夜赶路，将伤者送到县城。无奈县医院医疗设备与医护人员技术有限，只好一级一级向上级领导请示，直至延安专区。时间就是生命！据说，伤者中有一位是高干子弟，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兰州军区司令，随即派出一架直升机飞来宜川救人。县城周边各公社的老乡闻讯，不辞劳苦，纷纷赶到城里，只为目睹一下飞机。毕竟，宜川县是第一次有飞机降落，而他们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能在近距离看到这个庞然大物。幸运的是，所有伤者被及时送至西安抢救，无一死亡。后来听说，这些人在伤好以后转回北京，再也没有返回宜川，就此结束了三天的插队生涯。

驮水

滴水贵如油！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人们，吃水用水是日常生活的第一道难关。唯一的水源在山下，全靠两条毛驴驮两只大木桶，整日不停地上下奔走，供全村16户60多口人生活用水。村里不成文的规定是，每户每天最多只可借用毛驴驮一次水。平日村里人除了吃喝，几乎没人舍得用水洗漱。我们则不然，下地回来，一脸土，一身脏，不洗洗实在是难受。那时，每人一盆水，先洗脸，洗头，最后洗脚，完事去浇院子边上那棵小树苗。我们八个人的到来，无疑加重了毛驴的负担。看着小毛驴一趟一趟艰难地上下，有时累得原地打转，宁可挨打，死活不肯再下山的样子，也着实可怜。看来，一世为牛马，也真是苦命。

说到驮水，还真有点技术含量。一般生手，力气再大，没点技巧，把两只几十斤重的水桶一下子放到毛驴背两边的木架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在水池中把两只木桶灌满水，塞上木塞，都放到木架一侧，然后提起一个桶，一个猛劲儿把桶横放在木架上，将绳子穿过提把，用手抓牢握紧，一只手提起另外一只木桶，放在身边一侧的木架上，腾出手来，再把绳子穿过木桶提吧。此时，将横在木架上的桶轻轻放开，顺势滑到毛驴另一侧的木架上，最后将绳子系紧，算是大功告成了。这活儿关键是，一只手能有提起一桶水的力气，再就是那只横桶下放的时间和速度要掌握好，差一点，水桶有可能翻滚到地上，桶摔裂，水洒光。开始我们几人都有过失败的教训。当然，村里驮水是男人的专利，女人再能也干不了。

说起来，在塬上最难过的还不是驮水，而是驮不了水。每逢下雨，盘山小路泥泞不堪，滑得站不住脚，一旦失足，摔下几十米的山沟，不死也伤，相当危险。雨天人畜下不了山，吃水就成了大问题。记得1970年的夏天，一连十天，瓢泼大雨，几乎没有停歇。干不了活儿，也驮不了水。那时，几个大男人窝在窑洞里，洗漱全免，无所事事，闷得发慌。每天蒸一锅玉米面窝头，饿了就啃两口，就这样水缸也已经见底了。没办法，只好冒雨下山。两人一组，一人在前面用镢头开路，刨去泥泞，一人背上灌满水的木桶，紧随其后。几十斤重的一桶水，在大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爬行二里多山路，难度可想而知。每次归来，雨水汗水，浑身湿透。功臣得到的奖励是第一杯热茶。

砍柴

民以食为天！烧火做饭离不开柴火。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严重，放眼望去，光秃秃的，很难见到像样的树木，山沟沟里多是成片的蒿草和半人高的荆棘。蒿草不禁烧，一捆烧不成一顿饭，而且近处的柴火也早被砍光了。

五男三女，每日三餐，加上没有经验，烧的费，没多久，充当院墙的柴火堆很快烧光了。老乡见状，提议带我们去砍柴。一天清晨，五个小伙子，带上干粮一壶水，每人腰里系一根麻绳，提着镰刀镢头，跟着向导出发了，目的地是离村十几里地的桃树湾。听村里老人讲，早年桃树湾属三不管地区，流民逃犯，散兵游勇，经常出没此地。60年代大饥荒，也有不少逃荒者来此地开荒种粮。那十几孔废弃的旧窑，足以说明当年这里曾经有过人间烟火。如今，蒿草茂密，荆棘丛生，一人多高的杂木野树，稀稀落落，一片荒凉。

在老乡带领下，我们几个在崖上坡下，不停地砍伐，手背脚面被划出一道道血痕，汗流浃背，总算每人捆好了一大捆。将镢头把儿插入柴中当扁担，挑起来往回走。这大捆湿柴，少说有七八十斤。十几里山路，两个多小时，不停地换肩，龇牙咧嘴地坚持回到村里，一屁股坐到地上，再也不想动弹了。

插叙：有一次，砍柴归来的路上，看见前方不远的路上，一只硕大的老鹰在忙碌地啄食，我们将当作拐棍的木柴扔过去，老鹰受到惊吓，腾空而起。我们赶过去，原来是一只灰色野兔，还不小，足有4，5斤重。寓言故事讲守株待兔，我们这儿驱鹰捡兔。当晚，一锅红烧兔肉，众人皆大欢喜。

种田

陕北高原缺水，种庄稼靠天吃饭。那时，关中小麦亩产七八百斤稀松平常，而宜川塬上就算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亩产也不过是六七十斤。记得第一次站在牛家塬稀疏的麦田里，幻想着麦浪滚滚，自己笑出了声。老乡也常常自嘲地念叨：三升种子二斗粮。唉！广种薄收成为黄土高原上人们生存的无奈。牛家塬村十六户人家耕种几百亩土地，一年忙到头，还是解决不了温饱。

在塬上，第一次种麦倍感新奇：首先是天不亮就赶牛犁地，耙平后两人一组，前面的人用镢头刨坑，后面人胸前是一个柳条簸箩，用细绳拴住吊在脖子上。簸箩里面是掺和牛羊粪土的小麦种子。前面人一步一坑，后面人左一把，右一把地往坑里撒种，顺势用脚把坑抹平，就这样完成了种麦。村里十来个劳动力，几百亩土地，全靠这原始的方法耕种，劳动强度，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插叙：种麦要抓紧节气，通常午饭就要在地里吃，每天各家婆姨送饭到田间地头，大多是片窝窝，腌酸菜，一小碟辣椒面，一小碟食盐和一罐水。一大早，马不停蹄地拼命忙活，临近晌午，早已是两眼发绿，饥渴难耐。刚刚抓过粪土的双手，在衣襟上蹭两下，抓起玉米面片窝窝狼吞虎咽。那时，顾不得什么卫生，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非要说体会，那就是，人饿极了，吃嘛嘛香。

赶集

当年，宜川县城逢五是集。贫困县城里的集市，除了牛马羊猪交易，多是远近老乡来卖一些木柴，杂粮蔬果，土鸡和鸡蛋，也有山里打的野味和自家织的土布。逢集的日子，塬上老乡们早早收工，各人背上一捆干柴下山。千辛万苦，从十几里外山里砍回来的百十来斤柴火，晾干了最多六七十斤，两捆合一捆，吭哧吭哧地二里山路，背到集市去叫卖。赶上行市好能卖个一块多钱。在一天十个工分，价值0.18元的牛家塬，家里的油盐酱醋全指望这点钱呢。赶集的日子，屋里的婆姨们也闲不住，早早忙碌起来，平日养鸡下的鸡蛋，全家舍不得吃一个，精挑细选地装进小提篮里，带着娃儿一起下山。在集市上，20个鸡蛋能卖一块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说起来，陕北农民真是可怜，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活一年，扣除口粮，所剩无几。赶上年景不好，今年欠款明年还，是常有的事。

我们去赶集，主要是到县邮局看看有没有来信（信是不会送上塬的，大多是存放在邮局，自己来取），买一些手纸等日用品，再就是会一会各路同学朋友。在仅有一条主街的县城里来回溜达，一个邮局，两个供销社进进出出，十几分钟从城北逛到城南，再原路返回。遇到朋友就多聊一会儿，遇到有些知青之间，一言不合就在集上大打出手，就看一会儿热闹。偶尔遇到美女，难免悄悄跟踪，到处打听，得知名花有主，悻悻而归。

说来，逢集的日子就算是难得放了半天假。通常我们会在集市上买一些菜籽油，蔬菜和调味品。逢年过节还会买上几只鸡和烟酒饮料，避开老乡，关起门来，大快朵颐，改善生活。牛家塬上的五男三女，实行共产主义，收入归公有，吃大锅饭，不分你我。粮食不够吃，每逢冬闲，集体打包，返回北京去啃老。当然，这一切缘于我们是从一个大院走出来的发小，彼此的父母也是同事和朋友。两代人的情谊，使我们在艰苦的生活中，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确实令人感到友情的可贵和集体的温暖。时至今日，每逢聚会，朋友们不约而同地感叹：这是一段难忘的，值得永远珍惜的友谊。

插叙：一次赶集，意外在县中学发现了一张不错的乒乓球台。小学时，初三的詹锦奇与我同是北京少年宫乒乓训练班的学员，庄则栋曾是我们的学长。以后，只要是收工早，我们就下山去打球。也真是奇怪，干一天活，打起球来一点不觉得累。回程在河里洗去一身大汗，无比舒畅。如今，在大洋彼岸，打乒乓球的兴趣依旧未减，每周三下午，与朋友相约在俱乐部打球，已经雷打不动地坚持十多年之久。目前，在俱乐部一群华洋球友中，属我年长。我坚信，生命在于运动。

回家

思乡之情，人皆有之。那年月，从宜川回北京探亲，一路之上，并非坦途。舟车劳苦不提，期间还充满莫测的变数与风险，如同过关。第一关，车票难买。宜川到黄龙县，每日一班，票价1.80元。如果遇到大风雨，客车停发，众多旅客被迫滞留县城，等待天晴。等候越久，旅客积压越多。于是，僧多粥少，一票难求。没有点关系，不会打点，就是连夜蹲守票房，也是白搭。第二关，翻越黄龙山大岭风险极高，山路崎岖，路窄陡峭，经常有车在此出事。谢天谢地顺利到达，下车后，又要赶去购买明天的车票，6.30元到西安。然后，上街吃饭，找县里的大车店或是澡堂子，住宿一夜。当然，图便宜，澡堂子就要等人家关门以后才能入住。第二天一早出发，直奔西安。幸运的话，赶上当晚的火车，再花20.50元，熬一宿硬座，第三天早上六点到达北京。回家一趟，算上在县城候车一晚，历时三天三夜，总共耗银28.60元。算上吃住，往返少说也要60多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许多家庭经济困难的知青，插队几年没有回过一次北京的，不在少数。

1971年4月，我第二次从北京返回宜川，决定走山西路线。北京至侯马（火车），侯马至河津（汽车），河津至禹门口（步行），穿越黄河铁索桥（步行）到达韩城，从韩城乘客车直达宜川。路线设计，堪称完美。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路可谓是惊心动魄。

从北京出发，同行的表妹因与父母和热恋中的男友分别，心绪不佳。一路上，郁郁寡欢，昏昏沉睡。到达侯马准备下车时，才发觉行李架上当年流行的军用挎包不见了，表妹急得大哭。包里除了饼干面包糖果，最珍贵的要属那本相册，尤其是其中男友的照片，她总是偷偷地看个不停。我登上座椅，在行李架上翻找，发现一个相同的军挎包，随问周围旅客，无人认领，估计是被人拿错了。时间紧迫，决定带此包下车，如果其中有联络地址，或许可以物归原主。

当晚，在侯马站前的大车店住下，已经是午夜十分了。翻查军挎，没有任何联系的信息。包里面是一些食品和一双崭新的女布鞋，鞋坑了有个小布包，里面有一张大团结（十元钱）和5斤全国粮票。没办法，我只好安慰不住抹眼泪的表妹：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那时，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奇迹发生。凌晨4点多钟，大车店外一阵阵高喊：有人在**次列车上丢失挎包吗？！我惊醒，闻讯跑出门外。原来是一位北京西城某校在山西插队的知青，在前两站下车时，慌忙中拿错了包。他在表妹的挎包里看见宜川的信封，断定失主会在侯马下车，于是连夜追到这里，在站前几家旅店门口，轮番呼叫，寻找失主。记得我俩紧紧握手，互相道谢，物归原主，皆大欢喜。原来这个军挎包是他受人之托，带给同队女生的，这要是丢了可怎么交代啊！所以决定不辞劳苦，沿路寻找。一旁闻讯而来的表妹则是喜极而泣。顺便说一句，当年表妹热恋中的男友不是别人，正是在京西煤矿挖煤的高二五班同学郑英良。此君后来成了我的表妹夫。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行五人（二男三女）顺利登上汽长途汽车，大约中午时分到达河津，离禹门口的黄河铁索桥还有十几里旱路，只能靠双腿了。花几毛钱雇，了一辆人力架子车，大小七八个背包和手提包统统放在车上，我们几人跟在车后步行。

不料，行不多远，有人在前方拦住了去路。四五个身穿破旧黄军装的年轻人围拢过来，凶神恶煞地开口要烟抽。我看见他们的裤兜里，有意露出匕首和手榴弹的木柄。(注：文革期间，山西武斗频发，各类武器散落民间的不在少数）眼见来者不善，我急忙掏出身上携带的一盒红牡丹，强颜欢笑地分发给各人，自己也点上了一根。吞烟吐雾中，看似领头的高个子开口了：那学校的？！101中的，我佯作镇定地回答。他略微一惊，随即又问：认识海涛吗？老实说，在校时，听说过此人，好像是高三的老兵（最早的红卫兵），但并不认识。至今也搞不懂，当时我却随口说出：认识，他是我哥儿们。此话一出，紧张的气氛顿时化为乌有，高个子笑了，连说误会误会。原来，他们是北京西城区某中学在此地插队的“落难”老兵（同上），父母身陷囫囵，经济拮据，有家难归。遇到断粮断炊，烟瘾发作，时不时出来干点强收“买路钱”的勾当，目标是过往的知青。据高个子讲，昨天十一学校的几个人向他们“贡献”了两提包食品和几盒香烟。几天前，海涛路过此地，十分仗义地请他们吃过一顿饭，同是老兵，大家成了朋友。盗亦有道，对海涛的“哥儿们”自然网开一面。原来如此，我暗自庆幸：海涛，这位素未谋面的101校友，助我逃过一劫！（注：多年以后，在黄以平同学创办的101中校友群，海涛的同班同学王立群亲自向海涛求证，回复是：确有此事。）

虽说在河津有惊无险，但是其后的旅途也不算平坦。当我们一行肩背手提，走在晃晃悠悠的黄河铁索桥上时，乌云蔽日，开始下起毛毛细雨，到达韩城时已经劈里啪啦地下大了。随后一连三天，大雨不停，车票停售。我们几个人被困在澡堂子里，茶饭不思，心急如焚，深知雨后天晴，买张车票比登天还难。最后，还是车票原因，我们一行五人，不得不分开两批，先后回到宜川。那次艰难的旅途，令人终身难忘。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回忆起陕北插队的岁月，依然觉得面朝黄土背朝天，粗茶淡饭的艰苦生活，对年轻人说来并不算什么。然而，咨询短缺，消息闭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一成不变的单调与近似麻木的生活，对正值青春发育期，求知欲旺盛的我们，是一种精神上的困苦与折磨。临近耄耋之年的我，深感痛惜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白白失去了十年宝贵的青春。唉！这在共和国扭曲的年代，一切也是天意吧。

2026年1月5日於澳洲悉尼（初稿）

2026 年1月1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