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敬(左)，民国时期著名的收藏家。（百度百科/AI修复）
一，为“谭老三”辨正
小时候用上海话唱接龙儿歌：“啥个祝——祝英台——啥个台——抬（谭）老三——”那时懵懂，不知谭老三是什么？只知道老上海话中，人死了叫“谭老三”或者叫“翘辫子”⋯⋯稍长，听老一辈上海人讲，谭老三是晚清时上海滩一位富甲天下的大佬，他看不惯洋人欺侮中国人。为了替中国人争光，他雇了一支法国管乐队和八名外国瘪三当脚夫，吹吹打打，坐着八人大轿在霞飞路扬眉吐气，招摇过市，轰动了上海滩，由此“谭老三”便成了上海话中的一个词汇。再年长，因研究张大千之故，我认识了大风堂的糜耕耘先生，他是上海滩的老克勒，也是谭敬的老友。他告诉我，谭家世代经商，祖上是广州十三行的经营者，从事国际贸易，富可敌国。其父谭干臣，排行老三，外号“谭老三”。上海开埠时，在汉口路开设“谭同兴营造厂”，承包外国洋行，在外滩和租界内建造许多大楼，是上海滩著名的建筑业大佬⋯⋯
刚才翻阅沈思扬所撰《谭敬先生传略》一文，发现糜先生的传说有误，现摘沈文，以作匡正：“关于谭敬祖父的名字，现存资料多将谭干臣误认作是谭敬的父亲，并错误地将谭敬祖父的成就，张冠李戴于谭敬父亲的名下，笔者在此略着墨说明。谭干臣于1920年6月28日去世，其子谭步韶，谭石卿、谭竹馨于1939年‘以其先考妣干臣公暨张太夫人今秋百龄冥寿家祭纪念’，共同向上海难民救济会捐献2000元救济款。1947年，《东方日报》刊有《谭敬丧叔》一文，文中写道：“已故粤商谭同兴之子谭石卿于日前逝世，享年七十余，先生为谭敬之叔辈⋯⋯”由于“谭老三”名声太大，社会忘却谭敬先君的本名，将先祖谭干臣误传为其尊人。据上文之摘录：“其子谭步韶、谭石卿、谭竹馨⋯⋯”按传统伯仲叔季的排列，谭敬的先君排行第三——真正的“谭老三”应该是谭竹馨无疑。
二，记忆中朦胧的谭敬
我和谭敬只是浅交，仅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老锦江饭店对面，现在花园饭店的旧址，老上海人叫“法国俱乐部”，四九年后称“文化俱乐部”，文革时又改叫“锦江俱乐部”。八十年代初，因谭敬的儿子谭廷元偕儿媳张梦儿，从美国来上海创建会计事务所，由顾福佑陪同谭敬一家三口，来此租借办公室，但因该建筑年久失修，地板翘起，没被看中。那天由糜耕耘约我一同前往，因为我和顾福佑伯伯熟悉，他把我向谭敬介绍，说是研究张大千的青年作家，谭敬非常客气和我握手说：“后生可畏，张大千是我的老朋友。”说罢就转身忙别的事情去了。回家的路上，糜耕耘告诉我，谭敬的儿媳张梦儿是顾师兄的干女儿，这次送了他一台大冰箱和彩电⋯⋯
第二次是在联谊大厦——那天上午，我去糜耕耘先生愚园路的家里，他拿了一轴画正要出门，说朋友送来一轴吴昌硕的花卉，要我掌眼，我正要去联谊大厦请谭敬鉴定，你若没事，可与我同去。上次在锦江俱乐部见到谭敬，说他是张大千的老朋友，这次有机会正好采访，我当然乐意答应。
却说谭敬步了苏武的后尘，遭了十九年的难，从白茅岭出来。因为他有海外关系，废物可以利用，于是得到平反。由于他的名望，再加上八十年代初政治气氛比较宽松，一时龟缩多年的老资本家和“老克勒”，时逢惊蛰，枯木逢春，老友弹冠相见，联谊大厦谭敬的办公室，成了昔日“牛鬼蛇神”的聚集点。
来到二十一楼的办公室，谭敬正在和一位西装革履，戴满天星金劳力士手表的香港朋友用广东话聊天。他见我俩进来，招呼在沙发上坐了。大家聊了一会，香港客人要告辞，谭敬劝他留下，说看完画一起去楼下吃西餐，说楼下的香格里拉西餐厅的大菜做得不错，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西餐是谭敬请客的。也许是“绚丽归平淡”的缘故，我记得谭敬穿着朴素，蓝卡其中山装，陈旧的眼镜架子，为人谦恭，谈锋甚健，有儒家风度。那天因为他忙碌，没机会采访他和张大千交往的故事，深感遗憾。
三，一件旧藏思故人
二〇二三年的七月，我正在上海，大胡子公度兄突然来电，说谭敬的女公子谭端予女士自美国回来，打算出版一本纪念其尊人的书。因为在过往的闲聊中，他知道我见过谭老，并吃过他请客的西餐，于是邀我二十一日傍晚一起同往，参加西郊晶采轩的餐局。
那晚大雨，我和公度兄赶到酒店，客人们已经到齐，席上新知旧雨，颇为热闹，新知者有作动的谭敬长女谭端予女士，以及几位谭家在沪的亲属晚辈，旧知者有我少儿出版社老同事应新华，多年不见，他已经调去“朵云轩拍卖行”当了领导，还有一位叫祝君波的中年人，看气势颇有领导架子，另外还有一位叫沈思扬的女青年，她是我文友，上海文史馆《世纪》杂志总编沈飞德兄的千金。席间由祝君波策划，沈思扬执笔，整理一本写谭敬的书。祝君波对我说：王亚法你也可以写一篇，当时我没有应诺，因为我知道，我的文章在墙内是通不过的。记得二〇二〇年，沈飞德兄约我为《世纪》杂志，写一篇文史馆老馆长王国忠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因为王国忠是我少儿社的老社长，《十万个为什么》的策划人，又是写科幻小说的前辈，我从工厂调往出版系统，曾受过他的提携，为他写纪念文章是当仁不让的事。但因文中有我与他谈及“捌玖陆肆风波”的敏感话题，文章卡了壳，使德飞兄犯了难，我知道他的处境，不能为难朋友，文章可以不发，但真话不可不讲（此文后来收入在台湾自费出版的《半空堂续谭》中）。
公度兄和谭端予女士是世交，其先君曹大铁先生是大风堂的入室弟子，“菱花馆主”，常熟才子，和谭敬有很深的交往，在旧中国一起做过生意，在新中国一起蹲过监狱，是几十年的老友，又是十几年的难友。公度年幼时是父亲的跟屁虫，常跟着去谭伯伯处蹭吃蹭喝，所以他讲谭敬的故事特别多，酒席上最活跃。我则带去一卷黄庭坚的《经伏波神祠》的长卷，这是我多年前在拍卖会上拍得的一件日本珂罗版印刷品，其中有十几方谭敬的收藏章：“谭氏区斋书画之章”、“龢庵”、“谭敬之印”、“粤人谭敬印”、“龢庵鉴定真迹”、“区斋”⋯⋯
话归正题，却说到了民国，《经伏波神祠》长卷又归叶恭绰所有。叶恭绰的印钤：“叶恭绰”、“恭绰”、“遐虎”、“叶遐虎”、“恭绰长寿、“誉虎”、“遐庵珍秘”……不知什么时候，此卷又落到了谭敬手里，谭敬的收藏章前文已经提及，不再赘述。
据说，谭敬在香港出车祸后，一时手头拮据，通过朱省斋，将此卷转让给张大千。张大千得到此卷后，爱不释手，每次观赏，必欲盖印，前后盖了：“大风堂”、“张爰私印”、“张季”、“张爰之印”、“大风堂珍藏印”、“三千大千”、“大千父”⋯⋯的印钤，二十余方之多。据我去台湾向张大千的好友何浩天与黄天才处采访，得知当年大千在日本，将《经伏波神祠》卷交给“壶中居”的东家江腾涛雄，托他去“京都便利堂”作二十份珂罗版送人。“壶中居”是一家经营文房四宝的小店，由于当时张大千无法从大陆采购绘画用具，所以文房四宝都托江腾办理，同时江腾也帮张大千推销字画。他们相交多年（当年陪大千去韩国，和池春红认识也是他牵的线），从无纠葛。谁知人有旦夕祸福，江腾拿到《经伏波神祠》卷后，去韩国出差，突然心肌梗塞，暴猝在旅馆里。当时张大千在巴西，听闻后立即叫夫人徐雯波汇去两千美金作赙仪，并问手卷下落。孰知江腾夫人一口回绝，说不知此事，为此事，大千特地偕夫人飞往东京，假江腾二七之期去吊唁，又问及此事，江腾夫人矢口否定，大千无望，落寞而归。
不料事有凑巧，，数年后大千去东京办画展，被日本收藏家细川护立请去家中作客。细川护立是日本政治界、文化界、收藏界的一位大佬，与天皇关系密切。那天细川捧出一具木盒，说这件东西有大千的许多鉴赏印，要求他鉴赏后题段跋文。大千见罢，大为震惊，原来这就是江腾夫人说“不知道”的《经伏波神祠》长卷。详观之后，大千向细川说明此卷的来龙去脉，也问细川此物的来历，细川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只求大千题跋。大千说题跋可以，但必须把失落的经过写在上面，细川沉思之后，答应了。大千事后对人说，他在《经伏波神祠》卷的拖尾上题了长文，但是我收藏的这卷珂罗版上没有，也许细川在做印刷版时删掉了。在那天的晚宴上，我的旧藏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事隔百年，后人还能见到老一辈交往的遗物，虽不是原作，但也是件能饱眼福的趣事。
四，一件雅集的遗物
在谈到谭敬晚年平反后的生活，不得不提一件事。他是谭敬的朋友，上海名医缪廷杰先生告诉我的。
缪廷杰是谁？百度介绍他是有世界级名望的泌尿科专家，也是收藏家，于是当年的许多老画家，如朱屺瞻、谢稚柳、唐云、陆俨少、程十发、刘旦宅……除陈佩秋和吴青霞之外，都成了他的好友，当然也少不了旧日风光的谭敬。那些画家朋友每次去看病，都有礼贽，集腋成裘，他晚年把一百多幅上海名家的作品，捐献给故乡张家港市博物馆，功德无量。
缪医生和我是忘年交，他晚年长期住在中山医院的高干病房，那些年我回国，都要去探望他，有时他寂寞，就会来电召我去聊天。他说能跟我说话的朋友不多了，还在的，不是脑子坏了，就是耳朵聋了，你虽年轻，却知道的事情多，跟你谈得笼，希望你有空经常来看望我。他为了叫我去，每次会送我一些小礼物，多数是名家的签名本。记得有一次送我一本曹大铁用钢板刻印的诗词集，上面有曹大铁的签名和题跋。又有一次，他拿出一本册页对我说：先是我学生送我刘力上和致俞贞的两张小品，他是中共高官黄镇的儿子。我拿给顾福佑看，他说很好，我来联络大风堂的师兄师姐，请他们每人画一张，凑成一本册页，留作纪念。其时正逢谭敬政策落实，补发了笔钱，他小开派头，出手大方，在静安宾馆包了一层楼面，请了几位大风堂弟子和昆剧名伶，盘桓了好几天，期间由顾福佑联络曹大铁、伏文彦、糜耕耘等大风堂同门，各画了一幅，凑成这本画册，可惜册页缺少张大千的画，后来顾福佑找来一幅张大千的印刷品作为首页。装裱后我请钱定一表兄题了个签条。他打算把这本册页送给我，我说不敢领受，他说我也不是用铜钿买来的，我说六七十年代不值钱，现在值钱了，我不能要。他说我年纪大了留着没用，执意要送我，我说一定得付钱，你开个价，我钱够就买，买不起就领你这份情谊。说着正好他女儿来探望，插嘴说：“王先生，你就出两万块钱吧。”我说：“好！”即刻去银行取了三万元人民币买下。
我得了这件宝，给大胡子公度欣赏，因为其中有幅大铁公的鲶鱼，栩栩如生。公度看罢，胡须抖动，两目发光。他知道我不舎得割让，意欲借阅，朋友有通财之谊，我慨然同意，讲定三年为期。公度得罢，案头观摩，三年后忍痛归还。公度借阅，并无立据，全赖信用。顷阅《吴湖帆文稿》，见有张大千、庞虚斋、商笙伯等同好，常有书画借阅临摹，君子一言，不写借条，临毕归还，君子之风，可钦可佩，公度兄尚存一丝古风，亦足欣慰。
五，骨鲠在喉说“争议”
经过策划人和作者的努力，《沧海人生》一书终于出版，感谢思扬世讲寄来样书。读到《出版说明》第一页第五行：“谭敬是民国时上海的一个名人，当然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时，老夫如骨鲠在喉，查及史料和书中所述，平心而论，不知谭敬何来“颇有争议”的诟病。
却说谭氏祖孙三代，祖父谭干臣创办“谭同兴营造厂”，三十年代初，在哈同花园东侧，买下大片土地，兴建了四十余幢新式里弄住宅，及陕西北路、南京西路附近的华业大楼，这幢大楼至今还被评为上海的优秀建筑，后这些产业归谭敬继承。谭氏富甲三代，在经济自由的民国，经商所获，均是合法所得，并无行贿欺诈。谭敬先君“谭老三”，不满洋人欺负，坐轿招摇，威震法租界，为中国人争光，这和当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别无二致。
谭氏所建大楼和住宅，易帜后为新政权所用，不少楼宇成为老革命进城后的居所，应是对党有功献。
谭敬屡遭被抄家，所藏古董字画，全被掠走，有记录的就有一千七百多件，发还时只剩一百多件。面对政府人员的解释，谭敬只是风轻云淡地说：“有嘛，就还给我，找不到，就算了。”哈哈，抄去一千七百多，归还时只有一百多。至于这一千六百多件东西，何去何从，这是机密，上海文物商店和工艺美术品公司的老职工应该明白，只是不可说，不可说。
一九八〇年，落实政策，政府发还谭敬十一万元人民币，他立即拿出两万元，赞助给东华足球会。他一九三九年就是东华足球会的董事，他把东华足球会当作自己的事业。我悉尼的文友秀凡兄，他原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后在北京《体育报》当记者，他采访过谭敬，他特别记得谭敬的一句话：“只有足球强才会中国强。”谭敬爱国之心，不逊其父。
谭敬复出后，被我党重用得甚是积极，他通过海外亲友关系，从英、美、意⋯⋯等国家引进2.3亿美元的外资，以及上海贵都大酒店和恒隆广场南楼等商业楼宇的引进⋯⋯他为上海改革开放，经济复苏，立功头筹。
嗟夫，对谭敬之“争议”，吾不解也！
要说对谭敬的争议，无非是所谓——“制造假画“，“以斗蟋蟀为名，抽头聚赌”以及“偷运国宝”和“潘汉年有生意来往”几大罪状。
倘若我是律师，对谭敬的所谓罪行，会这样辩解——
一，造假画何罪之有，如今造假遍野，谭敬造古画，不是造毒食品害人，而且被骗的是洋人，赚的是外汇，政府应该鼓励，扶持广大才是。
二，至于赌博，Chat GPT告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构成赌博犯罪。量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结果谭敬被冤判十九年，说穿了，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种判决，除了要罚没他的财富和收藏外，别无解释。
三，所谓“和潘汉年有生意往来……”对那个时代对生意人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我在悉尼，与南京路新新公司的老板李承基先生是忘年交。他告诉我，当年潘汉年常来参加我们老板群的茶会，我们很熟，他时常带来书画古董跟大家交易，我们都知道他是地下党，但心照不宣。我们生意人和气生财，脚踩几条船，不管他是潘汉年还是陈公博或者是军统的，都得罪不起，从生意人的角度看，谭敬又何罪之有？
四，五十年代初，谭敬自香港回归后，是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珍贵文物的踊跃者之一，他将家藏的战国时代齐国的量器“陈纯釜”和“子禾子釜”、“酒爵”、“骨筓”等珍贵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同年又将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手稿孤本，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对这样毁家纾难的爱国收藏家尚有“争议”，嗟夫，吾更不解也！
倘若说谭敬是上海滩小开，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因此“颇有争议”，那么把他和朱德被枪毙的孙子、令计划、李双江的儿子等京中恶少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认为对谭敬“颇有争议”的评定，值得商榷，也须平反。
六，一步之错误半生
谭敬含着金钥匙出生，老天既爱他怜他，但也必定会罚他苦他。一九五零年他的厄运降临了，那年四月驾车，在香港出车祸撞死人，一时公子落难，手无三尺心茫然，除抛售字画，别无它法（《经伏波神祠卷》就是那时候转让给张大千的）。说也凑巧，新政权知道他的困境，由郑振铎授意，上海文管会出函邀请他回来，于是一九五〇年底返回上海。传说谭敬在香港时，有位夏姓的女友，外号“黑牡丹”，颇有姿色，谭敬离港后，她与《大成》杂志的沈惠窗同居，这当然是题外话了。
不知谭敬离港前算过命没有。马连良回大陆前，张大千劝他留下，他说家有九十岁的老娘，要回去尽孝，两难之间，夫妇俩请沈惠窗陪去香港命理大师袁树珊处算命。袁树珊算他回去后有十五年大运。马太太问;“十五年以后怎么样？”马连良扯了扯太太衣襟说：“别问了，再有十五年好运也就算了。”
马连良回到内地，历经每次政治运动，灰头土脸，十五年后，正巧遇上文革，屡遭批斗，大冬天在食堂排队打菜时，猝然倒毙。
历史证实，同时期从上海和谭敬一起“逃亡”香港的资本家，如：邵逸夫、包玉刚、唐骝千、曹光彪、董浩云⋯⋯无一不爱国有嘉，事业有成，晚年光鲜，子孙荣耀，有的还成了中南海的座上宾。
据传，新政权建立后，高层策划统战，动用私人感情，劝说滞留海外有统战价值的亲友回国。笔者一位文友，曾采访过夏衍，夏衍曾受周公之命，劝说一些朋友回国，后来这些朋友，无一不落入悲惨结局，文革后他们的后人，追问夏衍当初的许诺。夏衍内疚不已，无语作答，只悔自己背了黑锅。谭敬被郑振铎以上海文管会的名义召回上海不是孤例，当年中招者何止千万。
谭敬一步之差，误入白虎堂，到头来家财散尽，白茅岭十九年缧绁，身后还遭受“颇有争议”的诟病。呜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是百世身，看来人生在关键时刻，每走一步，不得有半点差池，不知看官们有同感乎？
二○二六年六月五日于食薇斋北窗
作者：王亚法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26年6月6日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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