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菲：阿拉斯加鲑鱼的启示

作者：邓菲

今年七月，我们从温哥华登上邮轮 Serenade of the Seas，驶入被称作“阿拉斯加内水道”（Inside Passage）的传奇航线。这条古老水道沿北美西岸蜿蜒千里，穿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无数岛屿与峡湾，最终抵达阿拉斯加的斯凯威（Skagway）。航行其间，沿途崎岖壮丽的景色令人震撼：冰川、森林、瀑布以及漂浮的巨大冰块，共同交织成一幅原始而宏大的史诗。

然而，最触动我的，并非那磅礴的原生态景致，而是鲑鱼回归故乡的旅程——那是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归途。它们逆流而上，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险，只为完成生命赋予的使命。

鲑鱼洄游通常发生在晚春至初秋，各品种时间略有不同。我们恰好赶上了高峰季节。

第一次与鲑鱼相遇，是在锡特卡国家历史公园（Sitka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的印第安河畔。那条河自入海口向内陆延伸约十三公里，支流深入巴拉诺夫岛（Baranof Island）茂密的森林腹地。公园内这一段河水蜿蜒穿过青翠的河谷。

初抵河岸，我的目光尚未适应那澄澈如镜、闪烁着阳光的水面；若非偶尔跃起的鱼激起一圈水花，我几乎难以察觉，那卵石河床上成群的银灰身影，正逆流而上，奋力前行。待视线渐渐适应它们的保护色，我仿佛触摸到了这条河流跳动的心脏。

导游告诉我们：“游到这条河的，主要是银鲑和粉鲑。它们在太平洋度过三至五年的成年期，随后自阿拉斯加湾启程，在锡特卡湾集结，借助潮汐与水流，逆游而上，进入这条从森林深处流出的印第安河。在这里，它们仅完成了溯游旅程的三分之一，离产卵地还有八九公里。”

河岸上，几条死鱼横陈在砾石间。我指着它们，导游淡然解释：

“鲑鱼从海洋进入河口的咸淡水，再到纯淡水时，体内的盐分调节系统会经历剧烈变化——这被称为‘逆向海水适应’（reverse smoltification）。这种生理转变会消耗它们大量体能，削弱抵抗力。

除此之外，它们还必须搏浪前行、跃过障碍，避开熊、鹰与人类的捕食。最终，高达百分之七十的鲑鱼无法抵达目的地。即便幸存者顺利产卵，也会在数天或数周内死去，燃尽生命最后的能量。

一个多月后，你们眼前的这些鲑鱼，将不复存在。”

听到这里，我心头一紧。为了延续生命，它们必须舍弃自己的生命，永不回归大海。

在朱诺（Juneau），我们途经由冰川融水汇成的门登霍尔河（Mendenhall River）。河床上，密布着穿越加斯蒂诺海峡（Gastineau Channel）而来的鲑鱼。海鸟在河面上盘旋、俯冲，争相啄食那些虚弱或受伤的鱼。

司机说：“现在正是产卵高峰期。这里是它们理想的产卵地。鸟类啄食虚弱的鲑鱼，熊也会前来捕猎，为冬眠储备能量。鹰把猎物叼上森林深处的高枝享用，其他鸟类则拖走残骸，带进林间。“鱼跑到树上”因此成了阿拉斯加的森林奇观。

久而久之，鲑鱼的躯体化作养分，滋养了树木与大地。阿拉斯加的森林因此特别生机勃勃。”

邮轮到了凯奇坎（Ketchikan），我们看到成群的鲑鱼在瀑布底部的湍急水池中摆动，寻找跃升机会。瀑布下方的回流漩涡为它们提供垂直的冲力，仿佛在挑逗它们去挑战那道约一米八高的急流。一次次跃起，一次次被击退——水雾翻腾，闪光的鱼身在空中划出一瞬的弧线，转瞬又被激流吞没。瀑布下的溪床上，散落大片死鱼，它们的银鳞因死亡而失去光泽。

幸存的鲑鱼依旧奋力跳跃，奋力冲刺。瀑布之上，便是它们的最终目的地——浅而铺满砾石的产卵床。到达后，胜利者满身伤痕，部分鱼身因真菌感染而出现一片片白斑。雌鱼挖坑产卵，雄鱼释放精液受精；受精完成后，雌鱼用砾石覆盖鱼卵以护子，雄鱼则守卫卵坑，驱赶竞争者。使命完成后，它们精疲力竭，随水漂流，河床上遍布尸骸。

鲑鱼的一生短暂而完整，三至七年不等。它们在淡水中孵化，幼时顺流入海，成年后再逆流归乡。这种“一生一次繁殖”的策略被称为“一次性繁殖”。当新生命诞生，老生命也随之回归自然。

或许，也有一些鲑鱼终生留在海洋，从未踏上归途，从而逃过那注定的死亡。我常想：在生命的意义面前，是奋力逆流的短暂辉煌更可贵，还是安然漂泊的漫长岁月更幸福？

这个疑问常在我心中回荡，也让我联想到中国当代的人口曲线与生育史。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几千年来，中国人将传宗接代视为头等大事。这也解释了为何每次天灾人祸后，人口总能迅速反弹。

1959至1961年的大跃进大饥荒，造成约四千五百万人非正常死亡（据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迪克特 Frank Dikö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推算）。饥荒也使出生率骤降，连续三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1962年后，随着生产恢复，中国人口出现“补偿性反弹”，到1960年代末增长率创历史高位。于是，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倡导“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并于1982年将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宪法，成为“基本国策”。从此，“只生一个”的方针在城乡铺开。

1978年，母亲平反复职，被调入新成立的计划生育委员会。那时我年幼，只听她和同事常提那些令人不安的词：避孕、上环、引产、结扎。

在计划生育成为宪法国策后，这项政策被运动式地推行。母亲经常下乡，与公社干部组成工作队，挨家挨户宣传、查访。若发现非头胎怀孕者，便被押上卡车，统一送往县医院。无论孕期几月，都要终止妊娠，并在同次手术中实施绝育。

我曾听母亲向领导汇报：“引产下来的胎儿已近足月，离开母体后便啼哭。医院按规定将其放置一旁，并注药使其静息。”

那一代人，在一场又一场运动的冲击下，将伦理与恐惧都磨成了例行公事。

我至今记得，母亲的朋友——县人民医院院长、同样被平反的右派——曾在聚会上淡淡提起“送谁谁一份胎盘煲汤”，语气平静得如同赠送草药。那时我不懂，如今回想，仍不寒而栗。

除强制措施外，还有“超生罚款”“开除公职”“拒签出生证”等软性手段。没有《准生证》，婴儿无法领取出生证，也无法上户口、上学。在这种高压下，依然有无数家庭偷偷怀孕，有人东躲西藏、秘密生育子女。他们就像暗流中逆流而上的鲑鱼，为了保卫后代的诞生权利，奋力挣扎。

我母亲讲过无数这样的故事：有人因超生被罚款，或因此失去工作；有人因此家破人亡。无数女婴被杀或遗弃。少数幸运者虽然成功超生，但不该出生的孩子却沦为没有户口的“黑民”，甚至连看病和上学的权利都被剥夺。

对比起在凯奇坎挑战1.8米高急流的鲑鱼，计划生育中逆流而上的人们，其处境更加惨烈。百分之三十的鲑鱼能最终到达它们的产卵地，而计划生育的漏网者寥寥无几。根据网络的综合数据，这项国策使中国少生了大约三至四亿人，同时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老龄化、性别失衡和劳动力萎缩。

小时候，我常在母亲办公室里看到计划生育的宣传资料。从而知道计划生育是以北大校长，人口经济学家马寅初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为理论基础。马寅初主张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节制生育、优生优育。他的理论在“人多力量大”的年代被斥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 ，他本人遭受批判。直到二十多年后，计划生育确立为国策，他得到平反，并被誉为“中国计划生育理论的先驱”。历史的反讽令人唏嘘。

马寅初生于1882年，卒于1982年。倘若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得知，自己竟被用来为剥夺三四亿灵魂的出生资格背书，他会不会在坟墓中辗转难眠？

2016年1月1日，随着人口萎缩和高龄化开始威胁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推出了“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又进一步开放了“三孩政策”，并配套提供税收和住房优惠。然而，经过四十年的生育政策塑造，以及生活成本的持续上升，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发生深刻改变。即便政策放宽，出生率仍然低迷。到2023年，中国每名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已降至约1.0，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

阿拉斯加的鲑鱼以生命的代价维系物种延续，而人类的人口曲线，却仿佛正滑向一个无底深渊。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趋势。即便没有经历中国式的计划生育，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同样持续下降。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的人口变迁尤具代表性。这个大陆既未遭受战争的摧残，也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其社会演变的轨迹更为清晰可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澳大利亚女性平均生育5.6至5.8个孩子；至世纪之交，随着教育普及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出生率降至3.8。二战后的“婴儿潮”曾使生育率短暂回升至约3.5，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曲线再度下滑。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于2025年10月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全国每名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已降至1.48。

回望历史，高生育率的社会，往往建立在稳定与繁荣的土壤上：生活无忧、住房普及、劳动力需求旺盛、社会长期和平。

然而，在现代世界，生育率早已不再仅取决于温饱、土地与安全。人工智能的崛起、城市化的加速、信息洪流对时间的压榨、即时满足的诱惑、物欲的膨胀——这些新兴力量正在重塑人类的存在逻辑，也迫使我们重新追问：

生育率的下降，究竟是文明的疲惫，还是进化的必然？

当智能生命终有一天具备自我复制的能力，我们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

我不禁问自己：如果我是一条掌握选择权的鲑鱼，我会选择终生留在大海，还是义无反顾地逆流而上？我很可能会任性地选择孤身一鱼遨游大海。那样的一生，会幸福吗？

鲑鱼为了繁衍而逆流洄游，遵循基因刻下的使命——它们不犹豫，不徘徊。而人类，却在制度、压力与社会潮流的牵引下，渐渐忘却了薪火相传的使命。鲑鱼的死亡不是终点，而是生态循环的一环：在阿拉斯加的森林中，树木体内高达七成的氮，来自它们的身体。人类的死亡，却往往只留下冷硬的石碑与水泥墓园。从何时起，我们成了脱离自然循环的孤行者？

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的本意，从来不是限制生命，而是提升生命的质量，让后代得以在更健康的社会中成长。如何让人类更长久、更有尊严、更健康地延续下去，将是未来世代必须面对的命题。

鲑鱼的生命短暂却目标明确；人类的生命漫长却迷惘。看着它们一次次奋力跃上凯奇坎的瀑布，我仿佛理解了意志与牺牲的真义：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是否曾逆流而上，是否完成生命赋予的使命，是否丰富并滋养了世界。

鲑鱼以死亡续写物种，它们的躯体滋养森林——而人类呢？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将以何种方式，馈赠世界、宇宙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