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的作曲者陈钢最近逝世，在微信上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今天一早，我在手机上读到老友——海兰女史发来一段文字。她原和“上海电影沙龙”有过工作交结，和秦怡、陈钢关系稔熟，她说：“90年代那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我与秦怡和陈钢走得比较近，与陈钢的妹夫更熟，我们还一起去香港开董事会，游玩香港，返沪时乘香港回沪的邮轮，在船上的几天与陈钢的交流蛮多。他是一个非常善谈的人，与他聊天非常愉快。至今我还记得，我问他一个小白问题，管弦乐和和交响乐有什么区别？他一句话就讲明白了。他还讲文革被关牛棚，作了一首《我是牛鬼蛇神》的歌，说完还唱给我们听。当时我们都说曲调高亢蛮好听的，大家都开怀大笑，陈钢也跟着笑。在香港时陈钢和秦怡买了几件衣服。他们试穿时，我打趣说，你应该买名牌，陈钢大笑说，我就是名牌，大家哄堂大笑……”

老夫和陈钢只有一面之缘，原本没有资格写这篇文章，但因为朱海蓝女史聊到的陈钢妹妹陈小丽和妹夫王建刚也是她熟悉的朋友，因此钩起了我一串陈旧的回忆——

（一）

一九七五年，我在上海第一机床厂当工人。

说起上海第一机床厂，老夫不忍要打横炮，它地处闸北万荣路，离上海著名的墓园“联义山庄”不远。据老工人回忆，文革时破四旧，许多农民造反派和革命小将，扛着锄头铁耙，疯狂刨坟挖尸。他看到从铜棺材里挖出来的劳力士金表，摇一摇还能走动，不少由王福庵、黄葆钺（去金字傍，词库中未见此字）等书法名家题写的墓碑，被农民抬回家筑路做猪圈……

打完横炮，书归正传，继续讲我和王建刚夫妇的故事。

那时我是开龙门刨的工人，而王建刚则是坐办公室的技术员，因为他讲过一句：“刘少奇玩不过毛主席的”的反动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了三年牢，刚从监狱里放出来。那时上海各单位风行开赛诗会，我厂也不例外。王建刚以前在文工团工作过，普通话讲得好，擅于朗诵，因此是赛诗会的选稿人和组织者。他在筛选诗歌稿中，发现我的那首诗写得最好，于是通过同事来找我，要和我交朋友。我不知道他是陈歌辛的女婿，陈钢的妹夫，老实说那时社会上知道陈歌辛的人也不多。

文革后期，工厂管理松懈，政治环境也略有松弛，我没事经常躲到建刚办公室，听他讲外国文学故事，建刚比我大七、八岁，为人温文尔雅，文革前读过许多外国文学，他在讲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常青藤叶》时，表情深沉哀怨，朗诵般的声调，听得满科室的人陷入沉默。他以自己会讲故事为傲。他说，刚进监狱的时候，几个当过红卫兵的小将欺负他，抢他的牢饭，后来他给这些孩子讲故事，听得他们泪流满面，呜咽出声，后来他成了牢房中受尊敬的老师，洗衣和倒便桶等杂务都有小将们代劳。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内心平静，无怨无怒。我记得他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实他们都是些聪明孩子。” 如果是今天，我将会反问：“是谁耽误了了他们？”

建刚办公室的写字台，间距比较大，有次我擦好自行车（那时工厂基本停产，工人一般都干私活）后，骑车在他办公室的空间游走，秀车技自娱。

建刚看我表演，问：“你能右手握车把，左手握另一辆车，两车并行吗？”

我说：“行！”

他问：“不行怎么办？”

那天正好发工资，我说：“咱俩打个赌，两块钱，不行我输，行，你输。”

同室的同事，见有好戏看，大家哄抬。

一圈下来，我赢了。建刚惯出一张蓝色的两元钱，我马上飞车去厂外的杂货店，买糖果给大家分享。

事过若干年后，我在小菜场骑车从人缝中挤过，突然一个声音喊住我：“王亚法！”

我回头一看是陈小丽。她裂开缺牙的嘴巴，笑着说：“我晓得脚踏车骑得噶好咯只有王亚法，阿拉建刚还输被侬两块洋钱。”

大约一年多后，我有幸调进少儿出版社工作，不久单位调整了我的住房，从绍兴路搬到天目中路的南星大楼——“半空堂”新居。那里离建刚蒙古路西藏路口的家不远，于是我俩的来往更勤乎了。陈小丽是同济大学的德语系教授，那年小丽去德国进修，建刚无聊，开始写小说。他说在这个家庭中，岳父是陈歌辛，大舅是陈钢，太太陈小丽是同济大学教授，都有成就，而自己坐过牢，至今一事无成。他想写小说，做个作家，在家中挣点面子。建刚是很有才华的，他的小说，记得是写一位模特儿少女的手，人物刻画得非常细腻。我帮他改正几个文字后，介绍到东北一家杂志刊登了，那天他得了稿费，买了两罐云南咖啡送我。我至今常想，像建刚这样有才的人，生活在那个时代，实在被体制糟蹋了，可惜！

建刚有时和我聊起陈歌辛的往事，他说陈歌辛有印度血统；陈歌辛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时和周璇跳舞，周璇跟他说住不惯香港，想回上海。他说陈歌辛是饿死在白茅岭农场的。到了海外，我有缘在网上拜读到，我绍兴路的隔壁邻居，李梧龄先生的回忆录《往事不堪回首》，他是复旦右派，和陈歌辛一起关在白茅岭劳改，他写陈歌辛之死，说外界传说陈歌辛是饿死的，陈歌辛其实是饥饿并食物中毒而死的。因为陈歌辛有香港关系，香港的朋友曾罐头猪油寄给他，他舍不得吃，只在饿极了的时候吃上一小匙，结果猪油放得太久，长了霉菌，吃了中毒……刚才查《百科维基》：“1961年1月25日的早上，当右派们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时，只有陈歌辛没有动静，叫他也没反应，等掀开被子一看，大家才发现，年仅47岁的陈歌辛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人世。”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左右，建刚来问我，什么地方有貂皮大衣卖？我觉得奇怪，貂皮大衣是资本家阔太太穿的奢侈品，他买来干啥？

他说，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五十年代曾在美国获奖，当时无法去领奖，这次经政府批准，决定让小弟陈东去美国领奖，他途径香港，准备买一件貂皮大衣送给一位前辈。后来他又告诉我，陈东到美国后，办了一场《陈歌辛作品演唱会》，获得极大成功。据说演唱会结束后，一位黑人音乐家冲上台，紧紧搂住陈东说：“你们中国人和我们黑人一样，饱受苦难，才会发出这样美妙的歌声……”往日的歌声，唤醒了人们对这位“歌仙”的怀念。

一九八七年左右，秦怡在淮海路国泰电影院楼上创办“电影文艺沙龙”，建刚被调往那里当经理，就此我逛淮海路，总去那里坐上一会，记得我出国前，在淮海路买的箱包，曾寄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陈钢是电影文艺沙龙的常客。一次我和建刚聊天，陈钢过来，建刚把我介绍给他。我和陈钢握了一次手，寒暄了几句，不久我就去了澳洲。因为这是我和陈钢的唯一交往，也是本文开头——“我和陈钢只有一面之缘，原本没有资格写这篇文章”的话由。

九十年代中期，我和澳洲上海同乡会副会长陈红朝一起，由建刚介绍，跟电影文艺文化沙龙的掌门人秦怡谈拍摄电影的事。其实所谓“电影文艺沙龙”是个穷单位，秦怡平时不来上班，她的办公室，墙壁斑驳，布置凌乱，秦怡觉得在这个环境里接待外商，很没面子，当着众人的面，批评建刚，建刚则唯唯诺诺，一味认错，我看了心里听难过……

建刚退休后，我去探望他，提起这件事，我说：“男人的自大和女人的虚荣，是人类一大弊病，影星和强女人为更甚。你伺候秦怡这些年实在不容易。”

他听罢，静默片刻，声音有些哽咽，说：“亚法，你是我的好兄弟，知我者也……”

十余年前回国，路过蒙古路建刚家的弄口，我按照以往的习惯，对着二楼窗下喊：“建刚，建刚！”他推门出来，站在阳台上，面色忧戚，缺乏以往的热情，说：“亚法你回来啦，我不请你上来坐了，因为小丽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发作，躺在床上，家里很乱，我们就在这里说几句吧。”我记得那天他情绪低落，说近来不看书了，看了也忘记，平时陪小丽，空闲时把旧照片做成碟片，留给后人……

写本文时，为了落实某些细节，我和海蓝女史通了微信。我问他是否知道建刚夫妇的近况，她说前些日子听说小丽去世了，建刚还健在。建刚和小丽是一对少见的恩爱夫妻，小丽先走，建刚一定很伤心。

我今年秋季回国，一定再到他窗下喊：“建刚，建刚！”看他请不请我进屋里坐。我又问海蓝，你当年听陈钢唱《我是牛鬼蛇神》时，有否记录。她说只记得曲调高昂，有呐喊的味道，歌词只记得一句——我是牛鬼蛇神……

唉，可惜当年没有手机，不能录音，如果这首《我是牛鬼蛇神》能保存下来，那该多好，它可以成为《梁祝》的姐妹篇，既能吟唱，又能传世，更能让后人辨别谁是“牛鬼蛇神。”

二○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于食味斋北窗

作者：王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