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史家与媒体

历史文化

更新於 :2024-04-15 10:28

文/清箫

 

今天的新闻即未来的历史。现在全球每天都有上万条新闻值得关注,但不是所有事件都值得进入未来的史册,我们今天回看史书,道理也是如此。

现代记者与过去两类人相似,一是史家,二是圣人。记者负责向当代人传递社会的即时消息;史家负责向未来人传递历史的镜子;圣人负责传递神意。古人造字很有讲究,早期甲骨文“圣”字由“耳”、“口”、“人”组成,本身就包含圣人的使命,即以耳听上天之意(悟道),再以口讲给人间。此三类人都承担重要的沟通使命——人与人沟通、古与今沟通、天与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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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印象中,媒体的标准最主要是真实、公正、及时,实际上媒体应达到的标准比这些更高,媒体人应培养的素养也包含站在未来的角度看新闻,以敏锐的洞察力辨别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与社会现象。某些事现在公众都讨论得热火朝天,几百年后将被遗忘;某些事现在不起眼,未来人却可能写在历史教科书中,世代铭记。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媒体亦是如此,深度文章或影片足以起到引导时代的作用。这便是以历史角度思考当下的重要性。

有人说,万卷史书是留给专业学者研究的,非史学家略知一二即可。确实,无需精通历史当然也可成为成功人士,而且过去的事现在未必值得参考。但我们读史,最重要的不是事本身,而是“道”和“变”,用司马迁的话说,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优秀的史家著史,何取何舍,孰重孰轻,即反映其对历史脉络的洞见。“道”和“变”也是当今媒体应重视的,真正优秀的专题、人物访谈不会局限于事件本身,过许多年后也依然是珍宝,甚至价值翻倍。

史书的另一今用体现在写作上。说到这,聊一聊“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与“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20世纪20 至 60 年代,美国兴起“新新闻学”。和“纯新闻”不同,“新新闻学”重点强调场景、生动的叙事和对话,向读者传递资讯的同时也伴有美感体验,可读性高。“非虚构写作”是“新新闻学”潮流下的产物,比普通新闻更具艺术性,但也要求真实。“非虚构写作”可以写现在,可以写过去,可以写社区内鲜为人知的普通人,允许灵活运用各种手法增强戏剧张力,使作品读起来像小说,同时引导读者深入往某方面思考。

这类作品的写作固然不同于史书,但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借鉴史书。中国古代史书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文学性强,所以说文史不分家,多数史家本身就是大文豪。部分记载吸引力强,无需浮夸,以看似平淡之语即可书写铿锵有声之文。著史者也一定会强调历史事件的关键之处,正是这些关键之笔,引导读者往深处思考。假如他们能穿越到现代,个个都会是传媒界的高手。

以下从远往近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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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前,《左传》是史书佳作中的佳作,其戏剧性非常强,善长描述战争,而且战事不单写军事本身,还点出了胜败的关键原因。

譬如讲城濮之战,有一段重点写晋文公教化百姓,子犯在旁提醒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等到晋国百姓安居乐业、诚实不贪,且政府“正其官”,用人顺应民意,才能获胜。讲述邲之战时,《左传》写楚国治国有方,选拔有德之士,赏赐不漏功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所以晋国人认为无法抵挡楚国。可见作者洞察力极强,告诫后人影响战争的最重要因素。

叙事最重要的是选材、布局、抓重点,《左传》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很优秀。本来各种大小事错综复杂,像零散的碎片,《左传》将它们井井有条地综合在一起,而且写得跌宕起伏,令人紧张。重耳从逃亡到回国的经历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穿插寺人披告密以及竖头须请见的片段,增添了神秘感和紧张感。此外,写晋灵公不君以及他和赵盾的矛盾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刺客撞槐自尽那一段,既从侧面表现赵盾勤政尽责,令人敬佩,也展现“刺亦有道”的精神。又如晋灵公放狗咬人、提弥明搏獒、灵辄倒戈报恩,写得变化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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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起,后世最推崇的正史当属《史记》。《史记》中最佳篇,依照梁启超的观点,是《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梁启超对此十篇评价极高:“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

比如《项羽本纪》,细节丰富,惊心动魄。项羽一生有许多大事可写,而司马迁用笔最多的是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战,这三件事恰恰是最关键的三大转折点。特别是鸿门宴,每个人物都很生动,跃然纸上,戏剧性强。

司马迁还善于透过记载小事暗示人物的未来,前后呼应。《项羽本纪》开篇讲到,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发表豪言壮语:“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之后学习兵法,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写他少年时的这些言行,是为了表现他胸怀大志却性格粗犷,这是他未来成与败的早期因素。我们看项羽后来打仗时的表现,确实相当英勇,善长布阵,但不长于谋略,这和小时候半途而废密切相关。

《史记》中项羽破例列入本纪,排在秦始皇、汉高祖之间,反映司马迁史识卓越。灭秦之功,首推项羽,这是肯定了项羽影响历史演变的重要地位;但项羽也像秦朝的微缩版,骤兴骤亡,所以重点突出他的盛衰经过,和秦朝兴亡、西汉开国形成对比,以其为转折点记叙从秦至汉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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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魏公子列传》,其优点在于围绕信陵君与门客交往的主线写,相当高明。信陵君一生可写之事很多,总要主次分明,不能写成流水帐,司马迁则重点选择他最显著的特点写,表现他礼贤下士,正因如此,门客甘愿拼命报答。

信陵君与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但《史记》为其他三公子立传时都不称“某公子列传”,唯独信陵君获得“魏公子列传”的待遇。该篇内共有一百四十多处称“魏公子”或“公子”,字里行间都流露著对信陵君的敬仰。

文中特意透过事实突显信陵君关乎魏国存亡:“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信陵君死后,秦国快速蚕食魏国,十八年后就俘虏了魏王,这和《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死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异曲同工,均以亡国衬托人才的关键,也隐含对当权者的批评。

《史记》其馀名篇也非常精彩,不在此逐一细说,推荐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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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自《史记》始,《史记》之后,其馀诸史也有许多名篇佳作,这里列举千年来备受推崇的一段序,出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沈德潜称赞该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叙事先从晋王临终赐箭写起,聚焦于小场景,将“镜头”对准代表三大遗恨的三支箭。“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借晋王之言简练叙述唐庄宗未来的使命,将过去之事压缩于三支箭中。

之后继续围绕三支箭叙事。“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概括唐庄宗不忘父王遗命,征战沙场,以雪前耻。

写到大仇已报,依然没脱离三支箭。“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讲述唐庄宗捉拿仇人,持箭返回太庙告慰父王在天之灵,仍写小场景,读者可自然联想到其军队横扫敌军之势。此处一扬,之后陡然一抑:“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仿佛昨日还是盛世,今日竟身死国灭,从“可谓壮哉”到“何其衰也”,作者以浓墨重笔写尽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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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写道:“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这是《伶官传》中最精辟的一段总结,“方其盛也”扬,“及其衰也”抑,天下豪杰与数十伶人对比鲜明,与“得之难而失之易”呼应,一代英雄唐庄宗由盛转衰的历史好似上天给他开的玩笑,充满戏剧感。他是一位音乐天才,与众伶人在艺术史上留下华章,却不是个合格的皇帝。

究其亡因,固然包括贪图享乐,宠幸伶官,但欧阳修也深入思索,反问说:“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字字发人深省。正因唐庄宗这段兴亡史令人感慨万千,所以欧阳修专门在《新五代史》中记《伶官传》,以引起后世千年警惕。

再看现代非虚构写作,也离不开记人记事,和“倒三角”新闻不同,可以从任何一个时间、角度或故事切入,取决于作者拟定的主旨,以及想引导读者思考什么。

二十四史均依照《史记》体例编纂,有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古时史书分不同体,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而二十四史为何均采用纪传体?试想,若要方便读者了解历史大事的始末经过,纪事本末体才是最合适的,而纪传体有割裂和重复叙事的弊端。

这就要提到过去史家最看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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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纪传体,即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二十四史中《史记》含世家,自《汉书》以后不再用世家,《五代史》除外)。纪、传记载重要人物的生平,志重点记录社会、经济、交通、天文、学术的演变,表则按年代简单列举历史大事。

马端临《文献通考》解释了纪、志、表、传体例的重要性:“《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

治史者研究的范围太广,数不尽的材料中,需厘清重要性的先后。在古人眼中,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最重要,必须兼顾。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偏重于记理乱兴衰。而纪传体以纪、传详记理乱兴衰,又以表、志记典章经制,是其一大长处。

某种程度上,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典章经制远比历史大事重要。如《文献通考》所说:“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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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大事固然重要,但再过几百年后,人们更想看到的是文明发展中的变与袭,是山崩地裂前的潜移默化。某人做某件大事,必然受到环境的驱动或限制,一时代的政经制度、主流思想、文化风气,甚至很久以前的,都会悄无声息地影响社会中的每个人。近现代与古罗马、古希腊无关吗?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都以罗马法为基础,“民法”和国际私法就是典型例子。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容易过于重视非常人与非常事,殊不知未来最需要的可能是常人常事。今人读史时埋怨二十四史为何不把“志”记得更丰富些,现在还原古时社会全貌需要结合许多地方县志,很麻烦,实际上是太苛责古人。试想,今天社会上争相关注的也都是非常事,未来人也必然会责怪今人目光短浅。但今人依然要尽量补充过去的不足,拓宽思维,洞察易被忽略的现象。

洞察社会,既要见著,亦要见微。1793年,英国马加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亲眼目睹大清帝国的社会百态后,看出了多数清人意识不到的问题。当时正值乾隆盛世,大清堪称世界第一强国,欧洲人对中国充满好奇与敬仰,但马加尔尼使团此行后,他们大失所望。怎么回事呢?

举个例子,有一次,清朝地方官盛情送活禽畜招待英国使团,有些禽畜在运输途中死了,无法食用,所以英国人将这些腐肉丢进海里。之后发生的一幕令他们十分惊讶:海岸上的中国百姓争先恐后地跳海,只为捞抢发臭的腐肉。这至少说明当时的贫富差距很大。数据显示,乾隆年间人均粮食占有量确实不高,每人仅780市斤,远低于明朝(1192市斤)、隋唐(988市斤),甚至不及秦汉(985市斤)。大唐开元盛世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平民生活水平普遍高。而在乾隆盛世,平民勉强温饱。客观上这和乾隆年间人口爆炸性增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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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尔尼觐见乾隆(图源:William Alexander)

而从另一件事,英国人则看出了清朝官府作风和制度问题。此事发生在定海,英国使团请定海总兵找人在海上领路去天津。之后定海总兵立即派兵全城搜索,就像逮捕通缉犯一样将百姓捉来,审问他们谁到过天津。待找到指路人后,官府命令他们为英国人带路,却不给任何报酬。英国使团大为震撼,他们原以为清政府会花钱雇人,没想到方式如此粗暴。此次中国之行,他们发现中国办事效率极高,然而这种“大清速度”却不是建立在雇佣关系上。

马加尔尼使团此行还觐见了乾隆皇帝,感受到大清的威仪与繁华,这是见大;又看到民间疾苦,透过小事发现大清帝国漏洞百出,这是以小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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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图:公有领域)

今人说,那时未能解决盛世带来的人口暴增问题,意识不到西欧民主化的进程,不懂得尽早改革制度。今人在总结二百年前大清的问题时,觉得思路清晰,并指责昔人没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但再分析时事新闻时,也难免处在今天的迷局中。很大程度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行,出于惯性,会视诸多常事为不必聚焦之事。历史上每一次大变革前夕,多数人都仍在按照惯性前行,确然值得我们深思。

史家与媒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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