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朋友聚會。回憶起當年或因留學、打工或其他原因來澳的日子，感情十分複雜。突然有人說：現今的澳人似乎不像我們八十年代剛來時那樣友善了。於是引起了一場討論。

初到澳洲，我們都立即感覺到這裡的人們的與人為善和助人為樂，他們會好奇地打聽我們來澳的原因，打聽中國的狀況。實事求是地說，我們中的大多數是因「窮」而來「淘金」的，但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是友好地幫助我們漸漸融入這裡的生活。一位曾住Homestay的朋友記得，他為房東全家做了一頓紅燒肉後的所得：房東家的每個成員都親了他的臉頰，房東的小女兒還嚷著：「I love Chinese.」另一位朋友說，他來時每天上班都可以在街邊伸出大拇指搭上便車。

然而，今天諸如此類的友善似乎已不復存在。

一位朋友說，這大概是因為當時他們沒有意識到我們可能是他們的競爭者。另一位說，可能是澳洲的經濟形勢導致了一些人的排外情緒。也有人說，也許是我們的生活習慣和處世方式的不同引起了他們的不滿。

於是，有人講了一個故事。一位澳洲大媽把多餘的卧室出租給幾名中國留學生，幾周後大媽不見了，她離開自己的房子去外面租房子住了。原因是：太油膩了，太髒了，太鬧了，太自私了，她無法忍受，也無法毀約，於是就只能逃之夭夭。她恨恨地說，下次房子再也不租給中國人了。

我也講了個故事——這還真不是故事，而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在Box Hill Big W外的沙發上，我的旁邊坐上來一個中國大媽，她穿了一件來自中國的一種五顏六色的所謂家居棉服，我輕輕地說，阿姨，在公共場合最好不要穿睡衣。接下來我聽到的是：「這是睡衣嗎？這是家居服。」，「我穿什麼，關你什麼事？」，「神經病！」…… 我無語。

第三個故事是一位當年被公派留學的朋友講的：當年他住學生宿舍，由於供水系統設計問題，上廁所沖水後的水管噪音很大，於是宿舍管理定了一個規定：十一點鐘後不得淋浴，不得洗衣，用儲水桶的水手動沖馬桶。但是當大量中國留學生進駐後，這些規定就自然而然地夭亡了。第二年校方定了一個原則：該宿舍不收中國留學生，接著是一系列的抗議：「辱華！」、「歧視！」，接著是校方取消了這個規定，最後是有關留學生的歡呼：「國家強大了，我們不再受欺負了。」

……如此種種，我們憑什麼期待他人賦予的尊重和友善？

「友善」漸行漸遠，或許與競爭有關，或許與經濟有關，但一定與人的行為相關。

我曾經很喜歡一檔墨爾本中文電台的節目，主持人提出的議題頗有挑戰性，參與者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突然有一天，挑戰性的議題不見了，代之以「如何品鑒紅酒？」這以後就是那些無滋無味的題目了，再也不見「敏感的」政治言論。據說原因是來自中國的資金送來了新的老闆。但只要議題涉及國際事務，「體制派」和「自由派」的爭論卻變得針鋒相對和硝煙瀰漫，言語中充滿了仇恨。

「善者難以生存」大概是這些行為背後的潛意識。人是應該認可普世價值而擯棄極端主義的，是應該與人為善的，要求人人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並不現實，但至少應該是「不給他人添麻煩」。也許，我們都受到過「鬥爭哲學」的影響，但在已經脫離了精神桎梏的時候，是否應該更寬容更平和一點呢？或曰：「善良一些」。

即使在鼓吹「階級鬥爭」最激烈的年代，也還有哲人般的聲音「無階級謂之平，無鬥爭謂之和。」這也許是和平、和諧的真諦。

讓漸行漸遠的友善回歸，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真正的「善良」。

作者：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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