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向墨因涉嫌威脅國家安全而被澳洲內政部驅逐出境之前，這位知名的房地產開發富商和政治獻金者常常在悉尼的Master Ken’s海鮮酒樓大宴賓客。他的客人多是中國政府官員和澳大利亞政治名流，但黃一直守護著他們彼此之間身份的秘密。

該宴客場所經過精心挑選，在見到黃之前，客人必須穿過Master Ken’s的沉重木門，這扇木門只向餐廳人員和被邀請的客人開放。客人們還將經過裝有Penfolds Grange酒的柜子以及養著龍蝦和鮑魚的魚缸。

據信沒有菜單是這裡的一個獨特標誌，一個評論稱：「如果你要詢問菜價，那證明你不應該在這裡」。但實際上，即使再沒有頭腦的人也知道，黃向墨會為這頓大餐付錢的。

新州前秘書長Jamie Clements向新州廉政公署（ICAC）承認，他是黃向墨的座上客之一。黃曾給了他45,000澳元現金，用以幫助右翼工會選戰。2016年，當Clements被指控性騷擾而辭職後，黃聘請他擔任顧問，年薪20萬澳元。

Clements的披露並非自願。在ICAC對黃向墨10萬澳元非法捐款的調查中，他被迫在證人欄中回答有關指控。但黃至今仍然否認他是這筆錢的實際捐款人。

除了Clements這樣的政治人物外，《時代報》和《悉尼晨鋒報》也在近期證實，前總理霍華德的內閣部長Santo Santoro也同樣被黃重金聘用過，每年年薪約20萬澳元。

但ICAC的職權範圍狹窄，僅限於調查誰通過「稻草捐贈者」掩蓋了黃向墨的非法捐贈，因此很多重要問題在調查中都被略過了，比如Santoro與黃的交往過程，比如黃為何如此熱衷於將政治人物收羅旗下或慷慨地為競選活動捐款。

黃向墨在他香港新居中表示拒絕ICAC的詢問，這意味著這位澳大利亞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獻金者的底細仍然不明。

Santoro稱他向黃提供了政治建議，這位前政治家認為自己是位明智的導師，並以此一路賺錢。Santoro認為，是他將黃「培養」成了2016年聯邦大選的捐助者。

但是，究竟是誰「培養」了誰？又為了什麼目的呢？

在ICAC的調查過程中，黃向墨在澳大利亞的6年中最嚴重的問題僅僅被隱晦地一帶而過：那就是黃可能一直在暗中為中國政府拉攏可用之人。證據表明，他確實在這樣做，多年來，ICAC和澳洲安全情報局（ASIO）都沒能阻止黃不斷地在政治圈內拉關係。

關於黃向墨，最令人感興趣的事情是，他到底在政壇上撒了多少錢，以及有多少政治人物在Master Ken’s對他「參拜」過。

最終導致黃的有害關係網運行減慢並最終癱瘓的是媒體報道。澳洲廣播公司（ABC）的記者Dylan Welch在 2015年8月，首次對黃的動機和政治籌款活動提出了質疑。與此同時，ASIO局長Duncan Lewis私下警告工黨和聯盟黨內的高級官員，黃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繫意味著他對競選活動「大撒幣」背後，很可能有「附加條件」。

令人奇怪的是，Lewis的警告並沒有阻礙黃向墨向主要政黨的捐款。黨內的高級官員也沒有把他的警告轉達給一些意志薄弱的政客們，包括和黃關係密切的工党參議員Sam Dastyari和現任移民部長的自由黨人David Coleman。

2017年， Lewis在媒體上發布了進一步的公開警告，最終迫使主要政黨重新考慮，黃作為共產黨在澳洲施加影響力的重要機構的頭子，與其保持錢財上的聯繫是否明智。

Dastyari與黃交往的醜聞遭到澳洲媒體的曝光，包括他向黃泄密，告訴他可能受到了ASIO監視，這使這位工党參議員失去了工作，這也使他認識到，多年來他一直認為是自己將黃向墨培養成了政治獻金者，但也許被「培養」的正是他自己。

也是媒體，曝光了黃向墨邀請比爾·肖頓參加他女兒的婚禮，曝光他為貿易部長Andrew Robb以及後來的外交部長畢曉普（Julie Bishop）連任競選撒錢，曝光他找Dastyari和Santoro幫忙來獲得澳大利亞護照。

2016年3月，Santoro安排了當時的移民部長達頓（Peter Dutton）和黃在Master Ken’s進行午餐會面。或許達頓也許意識到了和黃會面的危險，因此沒有給黃任何承諾，那次的會面令黃向墨感到了尷尬。不過，對於大多數公民申請者來說，直接與移民部長接觸，只能是個夢想。

媒體對於黃向墨的最有力的一次曝光是在時任國防發言人Stephen Conroy指責中國政府在南中國海侵略行為後，黃決定撤回承諾工黨的40萬澳元捐款。這公然暴露了黃為主要政黨捐款的目的是為了左右政策和公共輿論。

黃向墨究竟為什麼這樣做？在公共調查之前沒有辦法完全得悉真相。同樣無法解釋的是，為什麼黃和悉尼的中共統戰人員在2013年向工黨捐贈了數百萬澳元，只為讓他們的朋友和知己王國忠獲得新州上議院的工黨席位？

儘管王國忠因涉嫌掩蓋黃向墨的10萬澳元非法捐款而被ICAC調查，但卻沒有人去認真調查黃是如何將王培養成上議員的。儘管ICAC的調查使原新州工黨秘書長Kaila Murnain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但並未詢問她為何工黨從服務於共產黨統戰系統的黃那裡收取數十萬澳元的捐款？還有，為什麼工黨在2016年答應了黃的要求，讓黃的助手之一Simon Zhou擔任工黨顧問？

自由黨也迴避不了自己的難題，例如為什麼黃向墨給Santoro發工資？為什麼黃在貿易部長Robb與北京的貿易談判中享有特權。

調查沒有提及黃向墨如何說服了悉尼科技大學，成立了由前外長Bob Carr和他的親隨James Laurenceson領導的中澳智囊團。該智囊團曾試圖毀壞一些人的名譽，例如中國專家John Garnaut，Garnaut曾警告說黃和中國政府可能暗中從事干預澳大利亞的政治事務。

正是Garnaut與前總理譚寶的國家安全顧問Justin Bassi的努力，使譚寶相信了黃所從事的是外國干涉活動的一部分，需要通過2018年制定的新法對其進行審查和定罪。

儘管ICAC的工作重點狹窄，管轄範圍有限，但通過調查黃在悉尼多年所結的一些人，也在將他的活動漸漸拼湊成形。可惜的是，這台戲缺了主角。在ICAC對黃向墨的捐款調查的公開聽證會期間，黃本人卻逍遙法外。他是最近習近平接見的極少數特權商人之一。

ICAC的調查還存在一個風險，那就是可能導致對黃向墨在澳大利亞全部活動的調查機率減少，這本該由國家級廉政公署進行的調查。還有一個問題是，儘管ASIO之類的機構一再警告說，外國對我們政治體系的監視和干預程度甚至超過了冷戰時期的水平，但為何仍未對任何一個從事進行外國干預的個體提起過訴訟。

至少到目前為止，公眾仍不知道Master Ken’s的木門背後真正發生的一切。

文章來源：悉尼晨鋒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