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揭示北京如何砸錢培養外國網紅「講好中國故事」。曾經為中國游泳運動員孫楊站台、攻擊本國運動員霍頓的澳大利亞人David Gulasi 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已經從「洋粉紅」的風光中冷靜了下來。

2016年，霍頓在里約熱內盧贏得奧運會金牌時，諷刺銀牌得主孫楊「藥物作弊」。孫楊後來因違反藥物測試而被禁賽八年。

Gulasi 當時正居住在中國，他憑藉美食博主、廁所幽默和「愛國主義」的結合，在中國社交媒體網路嗶哩嗶哩、抖音和西瓜上積累了 360 萬粉絲。

Gulasi 在中國的經紀公司建議他向霍頓挑釁。 於是Gulasi 向霍頓喊話：「我為和你是同一國籍而感到羞恥，」 「中國人需要站起來，為自己的國家挺身而出。」

過去十年，Gulasi 和其他一些西方網紅被斥為幼稚、好爭吵抱怨的新生品，他們是第一批順應中共「愛國主義」浪潮的社媒明星，在北京很受歡迎，但在本國卻被嗤之以鼻。

「他們總是做這樣的事情，」Gulasi 談到他的前經紀公司 Shock Culture 時說道。「他們經常告訴我們要發布希么類型的內容以及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反對，他們就會把你標記為麻煩人物。」

Shock Culture 向Gulasi 支付薪水，設計他的營銷策略，並將他的粉絲數量增加到數百萬。而洋粉紅的「愛國」情緒也給該公司帶來了經濟效益，公司推銷的產品銷量因此大增，包括藥品、護膚品和時裝，著實向中國消費者收割了一波「愛國稅」 。

洋粉紅們被西方社會所不齒。「當你年輕的時候，你會做一些不考慮後果的事情。」Gulasi 說。「面對憎恨，你會想：我可以做得更好嗎？ 我不說這是遺憾。 但我想說，我不想讓人們認為我不愛我的國家。」

這位在悉尼長大的英語老師在 2019 年新冠疫情爆發前離開中國，回到澳大利亞。過去幾年中，中國政府支持的機構培養著越來越多的「洋粉紅」，滲透至大學、工作室、獎金數千美元競賽，包括美國的探索頻道和國家地理頻道。

ASPI 研究員Fergus Ryan與另兩名學者對 120 名中國的外國網紅進行研究，發現中國政府在利用網紅來應對國內外輿論方面越來越老練。「他們正在培養一批外國人，他們隨時準備在關鍵時刻為中國挺身而出。」用中國官方媒體編輯杜國棟的話來說，網紅團隊的目標是培養一批「洋嘴」、「洋筆」、「洋腦」。

洋網紅們被中國官媒標榜為「西方社會的客觀觀察者，在防火牆內維護國家敘事的可信度」。

Ryan說，「北京正在建立多語種影響者工作室，以培養國內外網紅，接觸全球年輕網民。」一些工作室製作的新疆維吾爾人問題的視頻已經上升到 YouTube 排名的榜首，與真實的調查紀錄片相抗衡。

去年6月，上海聯合傳媒集團宣布了一項「綜合媒體工作室賦能計劃」，集中資源培養網紅明星，並與中國領先的科技公司合作，包括抖音和騰訊的微信戰略研究院。

該集團還成為紐西蘭人Andy Boreham的代理，他從一名食品和寵物博主轉變為中國政府的堅定捍衛者。Boreham稱澳大利亞「被洗腦」，並指責「西方進行系統性誹謗運動」。

綽號「火鍋大王」的美國網紅Nathan Rich，源源不斷地發布視頻，助北京逃脫COVID-19 源頭的追責。他的視頻 「COVID-19 病毒是否源自美國德特里克堡？ 這是陰謀論還是合理懷疑？」 觀看次數超過 750 萬次。Ryan說：「這些虛假或完全虛構的身份為國家敘事披上了獨立和自發的外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動講好「中國故事」，他將其定義為「建立與我國綜合國力相適應的國際話語權」。中國駐澳使館於 2021 年 12 月分享的一段視頻詮釋了這個定義。義大利留學生Rachele Longhi 在中國政府人員的指導下，在西藏拉薩的一所學校內度過了一天。她批評了 BBC 對西藏的報道，並表示「決心講好中國故事」，「呈現一個可信、可愛、令人尊敬的真實中國」。

ASPI 調查發現，北京將對外國社交媒體明星的投資與價值數千美元的獎金以及全國各地的大學培訓計劃相結合，發掘下一代視頻博主。2022 年「我的中國故事」競賽的預算為 40 萬美元。 比賽共提交了 6 萬個短視頻， 中國政府有權使用任何提交的視頻來「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積極願景」。

同年晚些時候，中國頂尖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在中宣部指導下成立首批「對外話語創新研究中心」。 福建華僑大學成立「海外新聲代」新媒體工作室。 今年，清華大學舉辦「愛北京的100個理由」競賽，要求國際學生製作發往美國社交媒體的短視頻。

中國的網紅工作室現在已經超越了社交媒體，進入了傳統的廣播網路。去年，一部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監製、由日本導演竹內亮製作的電影在美國主要有線電視網路《國家地理》上播出，竹內亮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洋網紅之一。 而中共的中國國際傳播中心正在為《探索頻道》製作六集系列紀錄片《是什麼讓中國成為中國？ 》。

Ryan發現：「就探索頻道而言，與中國宣傳機構的合作似乎異常長期、頻繁，並且與中共的對外宣傳目標緊密結合。」

但其他人似乎沒有Ryan那麼擔心。他們認為，儘管投入大量資源，北京對西方網紅的利用仍然笨拙、管理不善且效率低下。去年返回澳大利亞的前中國官方媒體主持人和流行歌星Harry Harding 表示，該系統未能扭轉全球輿論的潮流。「我認為，老實說，他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相當絕望，因為中國的大多數外展項目都失敗了，」他說。

「我認為，對於大多數仍在中國從事媒體相關領域工作的非華人來說，他們做宣傳以外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認為他們的未來可能會有點困難，因為對於其中很多人來說，我不知道如果北京有一天認為製作這種敵對內容不再有用，他們會去哪裡。 」Harding說。

Harding 在中國被稱為「哈扎」，在廣東工作了十年， 他在中國時也為中共歌功頌德。Harding 今年早些時候向媒體透露，他認為自己成為了中共間諜活動的目標。澳大利亞安全部門證實他的擔憂是正確的。

「我認為有時我們對北京的信任有點太多了，」Harding說。 「當談到它的一些操作時，很多時候都沒有認真對待。」

回澳定居的Gulasi 現在在網上開設英語課程，他聲稱，在拒絕提供某些形式的內容以及在營銷和策略方面存在分歧後，他與中國代理機構分道揚鑣了。「成為一名有影響力的人真是太棒了。 我非常喜歡網紅的生活。 但我錯過了很多年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光。 對於過去發布的內容我無話可說，因為它已經存在了。」

但他對後人有這樣的建議：「了解你發布的內容並與國內的人核實。 確保你發布的所有內容都是道德的，」他說。 「別忘了你正在發揮影響力。 所以要有好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