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良】泰山鴻毛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一篇「為人民服務」中引用司馬遷的話教導我們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人在澳洲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一篇「為人民服務」中引用司馬遷的話教導我們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為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我十三歲從中國到柬埔寨,很不適應當地的生活,千方百計要回祖國,無奈親人反對,家境又貧窮。我很早就失學,在金邊當童工,極盡所能節衣少吃,到二十歲時終於積存一筆到中國的單程飛機票。

此時,金邊各華文報章報導毛主席高瞻遠矚,發動文革,形勢大好,防止劉、鄧集團復辟、「走資派還在走。」等等。我原是少先隊員,自當回到溫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

後來,聽到一些從中國回來的人說:「文革亂得很,學生斗老師,兒女斗父母……歷史文物被大量破壞,有些地方進入武裝大亂斗……」,「不是溫暖的大家庭,是鬥爭,仇恨。你回去可能正當其沖。海外關係、資本主義走狗……」我的天!我還是地主階級出身,外祖父母早就被斗死,我是一隻漏網的小魚。回國一經查明,我是黑五類之首。

各大報章、社團,學校全都竭盡所能、大力宣傳文革和毛澤東思想。印尼、緬甸愛國華僑師生與當地反動派勇敢作鬥爭,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一個接一個手持毛主席語錄從校舍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視死如歸直跳下來。接著,各華文報章援引人民日報文章:」最後勝利屬於印尼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緬甸奈溫反動當局沒好下場」北京夜間發表記錄述評:「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七零年元旦,北京電台廣播人民日報社論:「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

既然愛國,就要熱愛領袖毛主席,就要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戰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

一九六八年,越南戰爭的「新春大捷」後,數以百計的華僑學生背著家人投奔越南戰場。

毛澤東思想與文革宣傳日以繼夜,華社一片紅,形勢大好。

西哈努克親王下令封閉全國華文報章,各地華校不得懸掛毛澤東畫像,局勢緊張,柬埔寨有反華跡像。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親美的朗諾將軍發動政變,親王流亡中國,柬、越邊境爆發戰爭。數千計的華僑青年學生、教師、文化界人士、一些愛國僑領紛紛投奔紅區,分別加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紅色高棉和華運組織。我也順應潮流,聽從毛主席的「死得重於泰山」的教導,準備為世界革命獻身。

萬萬沒想到,我在解放區三年後,竟然忘了初心,率先背叛革命,當了逃兵,廣受嚴厲批評。

原來柬埔寨華社早就有地下革命組織。在解放區,公開名稱是「華僑革命運動組織」,簡稱「華運」。「既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黨。」華運黨員稱為「社員」,團員稱為「隊員」。華運成員彼此互稱「同志」。華運組織五位常委,除主要領導,另四位分別負責東北、東南、西北和西南各大小分區的華運工作。

一九七六年六月初的一個晚上,負責東南區的一位常委、來到波羅勉省為我們這小區主持會議,傳達當前的工作:是領導和發動華僑在後方支持柬埔寨的抗戰、宣傳毛澤東思想,先成立華聯會,再成立華僑青年組,派發華運機關報《前鋒報》。這位常委在會議中透露華運有四十年的歷史,由領事館領導。政變一爆發,領事館指示,華運盡量發動群眾進入解放區。

華運在農村普遍受歡迎,華運人員為僑胞辦學,送醫贈葯,針灸治病;在一些市鎮卻受排斥,歷史上是當地僑胞、董事會聘請外來校長和教師,怎可搖身一變反客為主?

我的單位在波羅勉省河良渡口、通往柴楨省一號公路北面的農村,我被分配為十幾個華僑子弟教中文。後來在華運中、學會一些針灸技術,便被派到各村為高棉農民扎針,當赤腳醫生。華運的醫療隊伍大受貧窮又缺醫缺葯的高棉農民歡迎。

我主要的工作是踏單車到附近各村莊為農民扎針。繁忙時,一天要服務七十名病人。農民對扎針趨之若鶩,視為「神針」。每天一早,腳踏車一進村,孩子們都高呼:「醫生來了!醫生來了!」每天傍晚,我告辭時,腳踏車後架載著農民送給的不同農產品。高棉老婦緊握我的手:「上天保佑你,佛祖保佑你!」我在實踐中提高扎針水平,能治好農民的病,與病人一樣高興,又幫忙解決大家的糧食困難。

形勢急轉直下,一年後,紅色高棉取締華運組織。他們是主人,華運必須接受其領導,不能搞國中有國,黨內有黨。西南和西北區個別華運人員接受紅柬的收編,大多數在北越軍隊護送下、北上最大解放區—桔井省會。其他的也就地解散。耐心等待祖國方面的指示。

我再也不能教學,不能當赤腳醫生。為了生活,我和三位朋友勉強湊一點錢在與柴楨省界的菩提村做小生意維生。

當地成立公安部,監視華運和華聯會。各地傳來有華運人員被捕的消息。

我們雖然停止工作,但做生意屬於資產階級。先後有兩位改做修理手錶生意的朋友被公安帶走,下落不明,我預感有一天會被逮捕。

一天傍晚,一位與公安人員關係密切的魏姓朋友、暗中向我通報緊急出逃,我當晚就相約另三位朋友準備出逃。三位朋友均反對,要等待上面指示,但都被我說服。當晚凌晨兩點左右,我們四人分三批拉著腳踏車,開著收音機,掛上蚊帳,擺了空城計,不帶雜物,摸黑直奔各地華運駐地,天亮時到達由越共控制的柬越邊境農村。

紅柬組織視叛逃為敵人,他們紀律嚴酷,讓敵人逃脫必受處罰。縣公安局通報大區,布下天羅地網,大隊人馬於天亮時就分頭到達各華運駐地搜捕,但都被我們「捷足先逃」。我們躲藏在一間田間的小茅屋。幾天後的凌晨,兩位通訊員用摩托車把我們運送到兩三百公里外的磅占與桔井省界。我們四人分手,我在湄公河的「逢波村」由「華僑學校」黃校長用小船運送到對岸,徹底擺脫東南區公安局的追捕。

在逃亡路上,我先是受到本區領導、前中學周校長的大力批評:「壞事了!你破壞了中、柬革命友誼!根本不必逃!革命還怕死嗎?」在磅占省橡膠園的駐地,中區領導的梁校長指責我:「別說了,你就是怕死!即使是死,也不能逃。你根本就不是幹革命的料……」我們路過的各地華運駐點的朋友,也有支持、同情的,但大多是嚴厲批評。各地華運朋友有的明知處境危險,但都是守紀律、堅守崗位、「大局為重」。我不但當了逃兵,還發動三個人集體叛逃,影響惡劣,在華運史上,前所未有。

歲月悠悠,世事紛紛。幾十年過去了,回首當年事,我一直沒有後悔。事實證明,我當年要是不「叛逃」,必死無疑。而許多堅守「革命立場」、「大局為重」的華運朋友,明知處境危險,仍然「堅守崗位」,結果全被紅色高棉公安抓捕處死。僅我知道的有上述的逢波村黃校長,柴楨省二十三區、北燕市的勁松、梁斌,成東縣城四位前端華中學師生,波羅勉省近知名縣的郭忠。至於那些離開華運,主動加入紅色高棉的多位年青年長的朋友,幾乎全部被槍殺殆盡,實是「自尋死路」。上述無辜朋友的死,與當年印尼、緬甸排華時,愛國華僑師生跳樓一樣,是重於泰山嗎?數以萬計、獻身於印支戰場的的熱血僑胞,有誰為他們立碑樹傳?應否代代相傳?

還是孔子說的好:「亂邦不入,危邦不居。」當年的僑社,如果宣傳中國傳統文化而非極左思想,必可挽回許多人的生命。

當年在我「鼓動」下一起出逃的另三位朋友,過後都十分慶幸。一些仍記得當年事的朋友,也改口稱讚我「眼光獨到」、「佩服!佩服!」

我在共區眼見紅色高棉政權所作所為都是惡行劣跡,違背天理(見拙著《紅色漩渦》)。潛意識不相信偉大領袖的革命大道理和其他令人熱血沸騰的宣傳。紅色高棉是真正的法西斯,是一個迫害人民的罪惡政權,為其而死,實是輕於鴻毛。紅色高棉為實現其「共產主義」致死兩百多萬人民,還不足以說明問題所在嗎?

求生是人的本能。我出身地主,孩提時隱瞞身份在好心婦女保護下,躲過農會追捕,又逃過三年大饑荒,在親人千辛萬苦合力幫助下來到柬埔寨,好不容易長大成人。我若為追求「重於泰山」白送死,對不起親人,也對不起自己。事實證明,在攸關生死的大事,還是頭腦清醒才有活路。

在紅色高棉血腥統治時期,我死裡逃生至少十次,或許真有上天保佑。我當赤腳醫生時,每天黃昏,高棉老婦握我的手說:「上天保佑你!佛祖保佑你!」

走寬闊大道,在自由的天空飛翔。我在美國行醫已二十七年,正是:逃生明智,一生無愧,餘生精彩。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五日選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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