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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澳洲】向母亲说声对不起

不知过了多久,我回了姐姐这样几个字:我们从此没有妈了?!
人在澳洲

作者:莉莉

上周一是五四青年节,睡前,看到扔在桌子上的Ipad屏幕闪过了一行字:咱妈今天下午五点多钟在睡梦中去世了。

打开微信,盯着这行字发呆。屏幕黑了,机械的再点开。不知所措的,脑子里一片混沌。有一瞬间,恍惚觉得短信前边那网名不是我姐的,而应是一个不知何时加我微信的人,不小心发错了地方。

不知过了多久,我回了姐姐这样几个字:我们从此没有妈了?!

明白过来,心变得空落落的,像一粒悬浮在风中的微尘,感觉不到自己的位置。也许,它再也不会笃定稳妥的落到原来的那个地方。

瞪着眼睛看着夜色中灰蒙蒙的天花板,我明白:疫情之下,无论如何也赶不回去了。爬起来不甘的又刷了一遍飞行网站,最早的一班五天以后,转机三次,航程五十二个小时。联系刚刚回国的朋友,得到的回答是:下飞机检验完毕后,直接被拉到城阳区隔离十四天。

国内好友焕萁发来了短信,其中一句话阻止了我的挣扎:千万不能回来,你忍心让老母亲在冰冷的地方等着你折腾吗?

四个月之前,一月四号的下午,是我探亲的回程。外甥两口子开着车过来送行,二哥和嫂子帮着把行李拿下了楼。我在门厅里拥抱了母亲一会儿,嘱咐她留在屋里,别下楼。母亲点点头说;“好,我不下去,你走吧。”然后,她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向我挥着,微驼着腰,看着我一步一回头的下了楼梯。

航班是直飞墨尔本的。候机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和父母拥抱告别的场景又让我湿了眼眶。一年前,大约也是差不多的探亲回程。那次,她把我送到楼下,跟我商量:“我再把你送到机场吧,最后一次。” 我坚决不允,叮嘱二哥看着她回到楼上。从那以后大半年过去,慢慢的,她就不太下楼了。

触景生情,我几乎是抹着泪登上的飞机。回到墨尔本后仍然焦虑,想跟什么人诉说一下。女儿建议让我在今年圣诞节之前再回去两次。然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到时由谁照顾外孙女诗恩,安排妥当,紧皱着的心舒展了一些。

一月底,武汉封城。很快,澳中断航,家乡青岛也开始居家隔离。每天关注着疫情的同时,我也默默的祈祷,期望母亲和家人都能平安度过疫期。原来每天过去给母亲做饭的二哥搬去和她同住,我继续周末打电话关注着她的发展,情形似乎稳定。可母亲没有给我再次回去看她的机会,那扶着门框向我挥手的瞬间,成了母女相望的最后一个画面。

母亲两儿两女,我是老末。人人都说,女儿是妈的小棉袄。我结婚好多年以后,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不常见到的大哥喝的多了点,醉醺醺的跟吴二交待:我这个妹妹可是老太太的掌上明珠,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可饶不了你。

他说的是醉话,但大体是不差的。母亲对小时候的我是满意的。她不止一次的对人说:“小闺女听话,从小到大,没挨过我一指头”。举的例子是我不乱吃禁忌食物,气管炎不治而愈的故事。

不满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家上了沂蒙山区的三线工厂,八年后到济南山师大上了四年大学,回来以后马上结婚生女,再后来,又跑到更远的澳洲。家庭关系定律中,近的臭远的香。距离,使母亲难以看到她小女儿的缺点和不足,隔着千山万水,一直努力向我传递着温暖。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娘的心头肉。小的时候,除了挨训少,我并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的待遇。母亲竭尽全力的给予她四个孩子平等的爱。每个月发工资买了零食,有了稀罕的食物,父亲小灶留下的好饭,她自己不吃,都是分成四份,让我们兄妹自己保管,商量着互通有无。我们也从未因为吃穿这些小事掐过架,母亲的榜样一直就在那里。

对于父亲前妻的子女,母亲也是一视同仁。为了挽留住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大姐,母亲联系好政法学院,反复做工作让她去报考。大姐那时大概是心有所属,坚决的回老家结了婚。后来,他们兄妹三人来青岛探望,办事,都是扑着母亲而来。有时甚至会绕过老爸,直接看了母亲便离开。

经常需要来青办事,治病的老乡,都在母亲这里得到了热情的招待。有一次,老爸怕来人把病传染给孩子,脸色铁青的和母亲大吵。母亲顶着压力,妥善的给那人安排了住宿和治病。至于帮扶有需要的人钱财,对她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母亲十一岁丧母,仅有的一个姐姐也早已去世。艰苦,缺少母爱的幼年,她养成了对自己十分节俭的习惯,有时可以用寒酸形容。可她却心胸开阔,乐观向上。一直教导几个子女,不管是对事还是对人,要多去看好的一面。并且用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慷慨大度,润物无声的感化着我们。

我曾一度浅薄的认为:母亲那一代人文化不高,没什么爱好。离开工作岗位,孩子大了以后,生活会无趣无聊。后来看到她和诸多朋友有来有往,老家亲戚络绎不绝。分享瓜果梨枣,参与大事小事。自己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方才悟出:当母亲用吃苦耐劳度过了谋生的阶段后,一直是用她的善良豁达,帮助别人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欢乐世界,从和子女的亲密互动,和周围人的友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看到了第四代,我怀抱的是姐姐的孙子。

母亲私下里对我说,在兄妹几个中,她觉得最亏欠的是对我。两件事让她有了这种歉意:一件是在很小的年纪送我上了三线。当时家里三个毕业生,我是初中,大哥晚上了一年,和姐姐同时高中毕业。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不会搞特权,又怕影响哥姐的分配。母亲纵有不舍,还是眼睁睁看着大卡车把我带进了沂蒙山区的兵工厂。后来几次想给我调动,因为父亲坚持不以权谋私,也未成功。直到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才分配回青岛。

我生女儿时,刚离休的父亲带着我不到两岁的外甥,母亲还在工作,同时帮忙照顾一岁多的侄子。婆婆手臂有点问题,也不想也不想再带第三代。自己的小家离单位较远,再冷的天也得抱着孩子乘交通车上班。眼看着女儿艰苦,狼狈的一段生活却无法帮忙,应该是母亲觉得歉疚的另一个原因。

姐姐,二哥一直在母亲的身边,姐夫原在医院工作,父亲和母亲生病住院,每次都会得到最好的照顾。家里有了稀罕的食物,姐姐也会第一时间送到家中。二哥的付出最多,二老都是由他照顾到终点。比起来,我才是亏欠父母的一个女儿。

给母亲带来伤害的,首先是我的不断离家,以出国的那次伤害最为严重。留守女士的七年,我基本上是带着女儿住在娘家,帮着照料妈妈不在身边的侄子。老少三代热热闹闹,是母亲乐见的一段生活。

然而,人到中年,我又一次离家,到了让老年的母亲完全够不到的地方。语言不同,生活和前途毫无着落。诸多的担忧,思虑,让她在我走后一个月,脑干出血倒在无人的家中。如果不是姐姐忽然回去发现送了医院,我将会怀着害了母亲的负疚感度过余生。

来澳洲一年,父亲病危。我请了三周的假,回去到医院陪伴。其后一个月,父亲过世。转过年来,我们在墨尔本买了房子,急忙给母亲买了机票和医疗保险,让她过来住了将近一年。那会儿经济拮据,只是带着母亲去了悉尼和墨尔本周边,但是母亲住的非常高兴和满意。三年以后,又把她接了过来。这次,手头有了余钱带着母亲坐游船,看了更远的风景。期间,也发生了一个惊魂插曲。

一天我下班回来,只上夜班的吴二说母亲出去了一天没回来。感觉不对,又无法寻找,我们报了警。警察寻人的标准是失踪二十四小时之后,可听到她七十五岁的年龄,又语言不通的情况,两个警察立马赶了过来。正询问着情况,母亲自己走了回来,因为迷路,她在外面转了整整八个小时。

我有些心酸,向母亲打探原因,她淡淡的说就是出去转迷了路。我却觉得哪里不对头。再三的审问吴二,他才招了。说因为母亲要帮着扫地,他不让。尽管他的口气极力的轻描淡写,我也明白了:那张喜事也能说成丧事的乌鸦嘴,伤了母亲的自尊心,让她觉得自己无用。

母亲第三次来澳,已经八十出头。吴二也许正处于更年期,耐心越发差劲。这让我对他的警戒程度差不多达到战时状态。只要吴二对母亲说话的方式,态度有一点不敬,我马上厉声怼过去,家里经常会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女儿是我的铁杆盟友,有时也批评我为了保护母亲而反应过度。

这种局面是母亲不乐见的。在国内,她一人住着宽敞的房子,拿着离休的工资,身体尚好。而在这里,为了珍惜和女儿相聚的日子,只能谨小慎微,委屈自己。在我上班的白天,尽量的不去打搅吴二,盼着我下班和周末。她回去后,我没再埋怨吴二,只是一遍遍反省自己:如果我能换一个更温和的方式处理吴二的问题,是不是会让母亲住的更舒服和放松呢?

那以后,都是我回国探望母亲。每次两到三个星期不等,只有三四次是住满了一个月。在母亲满足的感叹的时候,我也曾决心下次多住。可早已从根本上违背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的我,架不住更远处风景的诱惑,让旅游又生生的挤去了陪伴母亲的机会与时间。子女是母亲的全部,反过来呢?我似乎无法鼓起勇气对此来一次自我审视。

母亲在渐渐老去。几次来澳洲,出外旅游,她兴高采烈的像孩子一样。后来我带她去黄河壶口瀑布和太行山大峡谷,她开始抱怨路难走,想打退堂鼓。对于壶口瀑布那样震撼的景色只看了几眼,便到出口等着我。慢慢的我觉察到,她身体中,脑子里的许多功能在一点点失灵,关闭。对许多事物失去兴趣,是她在表明不再留恋这个世界的态度。

从今年开始,每周在接我电话时,她不像以前那样高兴叫我的名字,问她吃什么饭,也只用“蒸的饭”这样最简单的句子作答。只有当我提到过一阵回去看她时,她才有了精神,一遍遍的问我什么时候。困于疫情,我只能说再过两个月。她便放大了声音:“那么长时间呀!”,最后再重复着多年习惯的结束语:“你根据你的情况定吧!”

我给她最后的电话是她去世的前两天,五月二号,比平常的时早了一点,二哥说睡了。过一个小时再打过去,她接过了二哥递过去的话筒,并没吱声。我掂量着选择最简单的问候,逗她讲话。她听懂了一个话题,说出了当时的时间,不到五点。我正高兴,话筒那边她又说了句你等会儿,就没了动静。二哥接过话筒说,“妈的小便失禁了。”通话结束,错过了她唯一感兴趣的话题。没能想到再多打回去一次,我感到遗憾和后悔。

母亲大小便开始失禁,是在去世前的一个月。自然规律不可逆转,除了感激二哥两口子更加辛苦的照顾,我并没有过于紧张。而是觉得我妈也会像许多同样情况的老人,撑上数月,甚至数年。母亲一生最不愿意麻烦别人。在疫情之前,一直是自己住,拒绝保姆。这次,她也不想给最信赖依靠的二儿子再增加负担。那天睡了一觉,起来自己去了趟厕所,回头再睡。安安静静,干干净净的走了。

父亲一生信奉的是共产主义,他有才华,为官清廉,经常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家庭第二。回到家里也经常一副严肃的面孔,直到晚年才开始变得柔软。十八岁就嫁给他的母亲,在事业上只是追随者。在公安机关做文员,勤勤恳恳一辈子。她用自己的无私,善良,包容和韧性,培养大了四个孩子和第三代我的侄子。维系着亲戚在内的每一个成员,营造出一个热乎乎的大家庭。

普普通通的母亲没有过精致的保养和穿着,却保存了人最基本的尊严和体面。讲不出多么高大上的道理,也从不摆架子,却活的透彻,明白,按照自己的意愿到了终点。她的孩子个个平平淡淡,没有像父亲那样走向仕途,受了母亲的影响,都是用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了安定的生活。

母亲来澳时曾接触过一点教会,对于圣经和基督真理并没有很多的了解和认识。她的一生所行是舍己爱人,爱子女,爱世人,遵行了神的律法,用生命活出了信仰。圣经的启示录里,耶稣这样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母亲没有痛苦的离去,临终时安详的表情也是一个明证:主的应许从不会落空,天国的大门一定会向她敞开。

我在寻找天国的电话号码,想对母亲说一声对不起:原谅我没能给她在人世间最后的陪伴,甚至没能看上最后的一眼。愿她脱离滚滚红尘的一切羁绊,在天国安息,静等儿女们再次欢乐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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