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忠臣,请来瘟神 | 北京沦陷前夕(二)

历史文化

更新於 :2023-10-24 22:37

(接上期)崇祯的缺点在乱世中显得尤为突出。譬如1629年己巳之变期间,崇祯因中了后金(清朝前身)的反间计,怀疑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叛国,这在国难当头的战争年代是致命风险。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更何况是在京师风险尚未完全解除时换掉战功赫赫、忠心耿耿的边臣。

更严重的是,8个月后,崇祯下令磔杀袁崇焕,即凌迟(千刀万剐)。虽然袁崇焕在边防上有漏,纵然皇太极施反间计,又有温体仁等奸臣煽动挑拨,但崇祯作为最高决策者,有责任明辨是非,理智分析,避免冤案。袁崇焕有过,但不是卖国贼,更不至于千刀万剐。

其实,外敌后金的反间计不是促使崇祯决定杀袁崇焕的最主要原因。起初崇祯只是下旨“暂谢职听勘”(《国榷》),说明他一开始未对袁崇焕起杀心。那为何他后来铁了心要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追其深因,是崇祯主动选择相信内部奸臣,无论是否冤枉袁崇焕,他都要借此机会杀鸡儆猴。

期间,高捷、袁弘勋、史褷上疏指控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明史》),想借此机会陷害袁崇焕和内阁首辅钱龙锡。温体仁诬告钱袁二人相互勾结,称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国榷》),有边关重臣与朝廷重臣结党的嫌疑,这话正中崇祯的软肋,因为崇祯很忌惮手握重权的臣子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对结党现象极为敏感。他不一定对从敌军传来的反间计深信不疑,但可惜的是,站在国运和道德的十字路口,他选择和奸臣一道把袁崇焕作为政治牺牲品。

高捷等人落井下石是为了借袁崇焕的案子报复钱龙锡,“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明史》),因为他们是阉党馀孽,对钱龙锡恨之入骨。为什么恨?因为崇祯初登基时打击阉党,钱龙锡主要负责阉党的案子,也是东林党一把手,而且阉党对东林党的恨由来已久,一看到机会来了,所以天启年间的旧帐与现在的新帐一起算。

温体仁也想借袁崇焕冤案打击钱龙锡,不同的是,他想借机升官进入内阁,于是他将钱龙锡视为一大障碍。至于崇祯,是想牺牲袁崇焕震摄朝臣。

就这样,君臣目的不同,却由于各自的私欲和心机走在同一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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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ixabay)

 

袁崇焕被定的罪名为“谋叛”(《明史》),具体为“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长编》)。

其中,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专恃欺隐都不是事实,纯属强加之罪;

市米有其事,但不是提供给敌军的,不属于叛国;

斩帅(斩毛文龙)有其事,确实有不当之处,但袁崇焕向崇祯汇报过此事,崇祯当时没批评。而且毛文龙野心昭然,不服管制,大有成为独立军阀之势;

至于付托不效,袁崇焕曾承诺五年收复辽东,但截至定罪时仅一年时间,不足以下定论。至于后金军为何打到京城下,袁崇焕有未能阻截成功的责任,但不至于“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更没有通敌叛国。

事实上,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闻讯后立即发兵阻截后金,“急引兵入护京师”(《明史》),并无怠慢,而且在北京广渠门之战和左安门之战获捷,仅以9000人击败后金10万人,成功守住京城。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带领的这支勤王军是在饥寒交迫中作战的,饥饿长达三天,因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得以获胜。袁崇焕爱兵如子,亲自看望受伤将士,“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边事小纪》)彻夜不眠抚慰将士,这在历史上是少见且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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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手迹“听雨”(图:公有领域)

 

袁崇焕受冤后,其部下皆悲恸不已,也有官员和百姓为其鸣冤。程本直曾在袁崇焕军中亲眼目睹袁的品行与贡献。得知袁入狱后,程本直不仅为其鸣冤,甚至表示自己愿意为其而死,并写下《漩声》、《矶声》,字字皆肺腑之言。

他写道:“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

“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虽然死则死也,窃有愿也。愿余弃市之后,复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尸首,并袁公遗骨合而葬之。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九原之下,目为瞑也!”

更有一位名叫王之璧的人跪在紫禁城外,请求皇帝放袁崇焕出狱,称如果非要治罪不可,自己和全家40多口人都愿意替袁崇焕服刑。

然而,袁崇焕冤死的命运依然没能改变。他在受刑前写道:“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行刑过程极其残忍,在旁不明真相的百姓叫嚷著要生吃从这个“大汉奸”身上割下的肉,“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

可惜,他死后,明军在与后金及后来的清军作战中几乎再没打过胜仗。“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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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ixabay)

 

更重要的是,袁崇焕冤死是崇祯年间政治的转折点。刚登基时崇祯力图中兴大明,铲除奸宦魏忠贤并严惩在天启年间作恶的阉党分子,为阉党制造的冤案平反,并重新启用一批人才,其中也包含袁崇焕。原本有中兴之可能,但两年后,袁崇焕冤案被奸臣利用,从此朝政再度陷入昏暗,其中温体仁和周延儒最典型,大家可以去翻看《明史·奸臣传》,人数不多,其中便有他们俩的“大名”,属于毫无争议的奸臣。而且崇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重用温体仁,他就像个“瘟神”,让崇祯患上了偏听偏信的大病。

袁崇焕冤案一百多年后才得平反。后世对他也不乏好评,如康有为说“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以上袁崇焕的例子是反映崇祯性格及过失的事件之一,较为典型,但不能反映崇祯年间的全貌。崇祯还导致朝中矛盾尖锐。他虽然铲除了前朝作恶的阉党首恶,但朝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文臣争来斗去。但他的态度是,宁可坐视众臣相斗,也不愿看到众臣团结。

为何崇祯持这种态度?哪有不喜欢团结的道理?其实还是因为他太多疑敏感,忌惮大臣结党威胁皇权。譬如,周延儒总是诋毁同僚,己巳之变时他趁机诬陷兵部尚书王洽。周延儒这种借国难谋私的行为,以及在官场中没人缘的表现,在崇祯看来却是令他安心的,这就是他重用周延儒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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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ixabay)

 

不过,明亡的深层原因不是由单独哪一个皇帝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功臣走得早晚决定的。全面来看,明末最大的问题是:

财政崩溃、农民起义、辽东边患、天灾、民怨、党争、宦官。

先以财政为例,早在嘉靖年间的耗资就已相当庞大,而且很多开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军费要钱,贪污要钱,炼丹要钱,入不敷出,于是层层摊派,官与民皆压力巨大。海瑞当年有句评论相当经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后来万历年间军费开支也大,万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鲜、平播州,虽然均取得胜利,但给晚明财政困难造成重大影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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