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气象，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北京城内的男女老少皆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作为百官之首的张居正也是如此，看到自己亲自主持的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心中不免春风得意，并期盼新的一年再创佳绩，更进一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然而没想到的是，此时一封弹劾奏疏打破了新年喜庆的气氛，让他顿时火冒三丈。他更料想不到，该奏疏将成为暴风雨的前奏，其中提及的不祥之事也将在不久的未来发生。

这一奏疏言辞犀利，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矛头直指张居正，作者则是他的学生——刘台。

自大明开国以来，高官被弹劾是很正常的事，但学生弹劾老师的确罕见，张居正自己也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关键是刘台的弹劾既不是无理取闹，也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句句皆正义之辞，有理有据，所列举的罪状甚至是要命的。概括下来，刘台的弹劾几乎每段都叩准一点：张居正蔑视祖宗之法；给万历皇帝的建议是：要约束张居正的权力！

之前讲张居正改革成效时提到，隆庆帝驾崩前将幼皇子托付给高拱和张居正，万历初年国家大事基本上都由张居正代帝管理。虽然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刘台认为，张居正“擅作威福”，“以相自处”，俨然已成为独裁者。

这里顺带提一段历史背景：自明太祖朱元璋废宰相之位、成祖朱棣成立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主要职责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即使内阁首辅被视为接近宰相，规定的权力和宰相仍有很大区别。所以，尽管张居正不是像严嵩那样奸佞误政的权臣，但指控他“以相自处”不无道理，对他而言这是个相当危险的罪名。此外，刘台还弹劾张居正钳制言论、私荐用人、驱逐高拱、贪污受贿，并质问“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在奏疏结尾，刘台还解释了一番，说“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意思是，弹劾张居正不是恩将仇报，而是因为公事至上。

从监督权力的角度而言，刘台可谓是大义凛然，但考虑到师恩在前，该奏疏确实有点毒辣。尤其是弹劾张居正私荐的部分，刘台是这样说的：“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此处抨击的是张居正引张四维入阁的行为，刘台觉得张四维名声不好却能得重用，是因为张居正想把张四维作为自己的后路，万一哪天张居正的父亲逝世，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张四维可以在内阁接应，帮张居正早日返阁。

假如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的门生这样质疑自己有阴谋并拿父亲“旦暮不测”说事，都会觉得不近人情，这或许就是张居正极其失望与愤怒的最主要原因。之后他索性辞职，跑到万历皇帝面前哭泣，长跪不起，直到万历走下龙座亲自扶他，再三挽留，张居正才答应继续上班。

在当时的万历和李太后眼里，国家绝不能没有张居正，一个小小的刘台如此“添乱”，自然要罚。于是万历下令打刘台一百廷杖，之后张居正上疏劝皇帝手下留情，所以刘台只是被降为平民，免于廷杖之刑。《明史》有句话写得十分微妙，称张居正“阳具疏救”，“阳”字说明《明史》作者认为张居正上疏救刘台只是表面上做个样子，颇有点春秋笔法的味道。《明史纪事本末》也说：“然心终恨之，后竟置之死。”当时与后世不少人都认为，即使张居正劳苦功高，弹劾者也绝对不该因言获罪。

实际上，真正猛烈的弹劾风暴还在后面。不幸的是，刘台的奏疏一语成谶，短短一年过后，张居正的父亲就真的去世了。

万历五年（1577年）秋季，张居正收到了父亲病世的消息，登时悲恸不已。原本这是一件平常的丧事，儿子按照祖制回家守孝即可，但它旋即演变为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朝臣间激烈的矛盾就像解不开的绳结，不幸最后以流血事件收场。

那么，他们究竟为何走到了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起初氛围还是很温暖的。万历帝那年仅15岁，与张居正关系依然很好，情同父子，得知讣告后立即派太监前去慰问，劝他按时吃饭，切勿过度悲伤。看望他的使臣络绎不绝，三宫送给他的礼物也十分丰厚。

然而，万历似乎尚未意识到，张居正面临的难题远不止如此。

伴随一声突如其来的“太后驾到”，太监冯保和李太后匆匆来到万历面前。李太后当时身穿便装，说明事态紧急，衣服来不及换。她眉头紧皱，问万历道：“张阁老即将回乡丁忧，皇儿有何打算？”

万历心想“这事不复杂啊”，便淡淡回了一句：“就按先生（张居正）的意思吧。”

李太后听万历这样回答，瞬间坐不住了：“皇儿啊，你怎么不明白呢！各府题本章奏你能独自批阅吗？你能辨别百官谁忠谁奸吗？张阁老这一走就是三年啊，国家若有大动荡，你有能力处理吗？！”“如果没有张阁老兢兢业业，我们哪有这太平之世？”

万历恍然大悟，却又无奈地说：“但我们别无他法啊，守孝是祖宗法度，不能改啊。”

关于守孝，早在西汉时就规定朝廷官员遇父母丧事必须丁忧三年。明朝对孝的重视超过以往历代，依照法律，得知父母去世后，即日起便要上报并奔丧，若是官员则须辞职回家；隐瞒父母去世而逃避守制的官员，一经发现必被革职，如果是学生则会被开除；在守孝期间不能喝酒、吃肉、参加娱乐活动等。但往往不需要三年整，守27个月就可以了。也允许夺情，军人在战争期间，或者文官在特殊情况下不必辞职回家守制27个月，以素服办公亦可。

站在一旁的冯保早已对夺情先例了如指掌，他瞅准时机建议说，历朝不乏夺情，即使内阁大学士夺情也不是什么罕事，如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便被复用，并列举了其他案例。

在第三期文章中，笔者提到过李太后、冯保、万历是张居正改革坚实的“铁三角”后盾，此时自然立场统一。李太后听闻冯保的建议，点头认同，万历也同意颁圣旨让张居正夺情留任。

按理说事情到此应该尘埃落定了，毕竟皇帝已经发话，然而事实上，臣民抗议的声浪越来越高。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反对夺情的人或许主要是改革的反对派，但抗议声最高的并非政治立场与张居正不同的官员，反而是受张居正提拔重用的人。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改革利弊，而是和一年前刘台的关注点相似——祖制与特权。当然也增加了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延续千年的孝道与伦理纲常。

当时的吏部尚书张瀚曾得到张居正推荐，不过在此次夺情风波中并没有偏向张居正。诸臣因害怕丢掉乌纱帽，纷纷发言支持张居正留任，而张瀚不以为然，叹道：“三纲沦矣！”万历勃然大怒，令张瀚提早退休。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大事往往与天象对应。当时，一颗彗星拖著长长的尾巴从西南方划过天空，而且之后每晚都有彗星划过，万历于是下诏让百官省思。张居正的学生吴中行此时上疏，大致表达了以下意思：

“张居正和他父亲分别已长达19年，陛下为何让他违心抑情，继续痛苦地工作？居正常说谨守圣贤义理与祖宗法度，然而他是否付诸实际行动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想缩短丧期，孔子则教导他：‘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孟子也曾说：‘虽加一日愈于已。’即使是编氓小吏，也不能隐匿父母丧事；惟有武人可在战争时期穿墨缞继续从事。张居正之事涉及万古纲常，四方视听，为他著想，只有现在不犯错，才不会给后世留下非议啊！”他的奏疏且不论观点对错，就力度而言是足够的，于天性之情、于国家之法、于圣贤之道、于身后之名劝谏，理情兼备，相当尖锐。

吴中行向皇帝上疏后，特意将奏疏副本呈给恩师。张居正看到副本后既惊讶也愤怒，没料到学生之中又出一个刘台。

继吴中行后，赵用贤、艾穆、沈思孝也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留任，其中，赵用贤亦是张居正的学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另外，他们的职位也都不简单，吴中行是翰林院编修，赵用贤是庶吉士，沈思孝是刑部主事，艾穆是刑部员外。该场弹劾风暴，甚为“壮观”。

有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很正常，500年前，北宋的郑侠不也是王安石器重的人才，不也是以公事为重、私情为轻对王安石猛烈批评吗？其实他们的重点不同，处分也不同。郑侠主要针对政事，重点是新政对民生的影响；而吴中行等人的重点是改革者的道德污点以及对伦理纲常的维护。吴中行四人受到的处分比郑侠惨，万历下旨对该四人处以廷杖酷刑。各位可别小看廷杖，历史上有不少人丧命于棍棒之下。

临行刑前，众臣哗然，纷纷争取解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找张居正求情，事到如今，只有张居正能劝皇帝开恩罢刑，但张居正拒不见客。王锡爵焦急万分，索性不顾礼节，闯进张居正的临时灵堂！

进灵堂后，见张居正一身孝服。王锡爵赶忙道歉赔罪，说：“我为救吴中行等四位君子而来，令尊若泉下有知，想必不会怪罪我擅闯灵堂。”

张居正面色不悦，冷冷说道：“难道我因忠心为国而难以回家守孝，家父就会责怪我吗？”又说：“圣怒不可测”，拒绝解救。

王锡爵见张居正如此态度，冲动之下斥责道：“就算是皇上发怒，也是你引起的！”然而话音未落，张居正突然一个箭步上前，做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震惊的举动：

他竟急速拔出一把刀，双膝跪在王锡爵面前，将刀刃架在自己脖子上，做出自刎的动作，对王锡爵说：“那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这一举动登时吓傻王锡爵，等回过神后，慌忙逃出张府，只馀下张居正孤独地跪地悲泣。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张居正下跪所言的原文是“尔杀我，尔杀我。”连著两声“尔杀我”，可想，他的精神遭受著多大的压力与折磨。

灵堂内，张居正的心在流血；刑场上，四名抗议者的身体在流血。

吴中行、赵用贤挨了六十棍，艾穆、沈思孝挨了八十棍，现场惨不忍睹，幸有医生及时救治，否则刑后性命难保。

当时，一名年轻人静静目睹了行刑的全过程，之后毅然将怀中的奏疏上交皇帝，丝毫未被酷刑吓怕。

这位年轻人比先前四人更不要命，他的奏疏内容节选如下：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

其中有段话对万历皇帝而言相当刺眼扎心，大意是：皇上您现在学业和国事离不开张居正，幸亏现在张居正只是要回家守孝，假如哪天他死了，您就不学习、不治国了？言外之意即万历就是一窝囊皇帝。另外对张居正骂得也很犀利，说亲人活著的时候不探望，死后又不奔丧，与禽兽没有区别，还谈什么“我非常人”？

这位不怕死的年轻人名叫邹元标，毫无悬念也激怒了万历与张居正，被打八十廷杖。他和之前遭受廷杖的四名抗议者被称为“五君子”。值得一提的是，该五人毫无怨言，不后悔仗义执言。其中，邹元标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登场，再度直言上疏惹怒万历，还为张居正的功劳优点辩护——他不恨张居正，发声只为维护道义。

当时群情激愤，舆论倒向这些因言获罪者，指责张居正的声音不绝于耳。《明史》记载“至悬谤书通衢”，抨击张居正的文章在大街上到处张贴。后来万历下诏，再有议论张居正夺情一事的，一律死罪无赦，此后谤言才停息。

明朝最大的夺情风波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那么如何评价该事件？为何会闹到这一地步？

笔者认为，张居正和以五君子为代表的反对者各有道理、苦衷与不当。在张居正的立场，他曾劝父亲搬家到身边但父亲不答应，长期未能看望父亲是毕生的遗憾，不足以断定他是无情的不孝子。改革是他呕心沥血的成果，在当时万历小皇帝难以亲政的情况下，他眼里国事的确重于家事。至于艾穆和沈思孝说他“忘亲贪位”，贬低过重，以其改革成就与鞠躬尽瘁，他绝不是严嵩那类贪权之辈。

五君子所为是否属于道德绑架？不完全是。我们现代人没有守孝27月的要求，所以不能以现代眼光衡量当时。张居正夺情争议与后来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相似之处在于，重点都是祖制不可违，五君子与后来的“清流派”维护的均为祖制。祖制当时就相当于法律，在祖制面前，所谓“治国离不开谁”不能成为借口，即使夺情是制度允许的，也要看实施对象是否足够特殊。

成化年间有个案例，内阁首辅李贤因父过世须回家守制，明宪宗下诏夺情起复，李贤因此遭学生罗伦弹劾，而罗伦也因弹劾被贬官。但李贤死后国家并没有发生大动荡，所以舆论更加确定大明王朝不会因为离了哪位首辅就不能运转，从那时起直到万历朝，没有内阁大学士敢再夺情。

尽管双方各有道理，但也各有意气用事和极端处事的过错。张居正对待刘台和五君子等人确实不够宽容，跪地摆出自刎架势更是偏激；王锡爵擅闯灵堂过于失礼，刘台奏疏拿张居正年迈的父亲说事缺少人情味，如果能控制情绪并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矛盾或许不会激烈到这一步。

至于为何张居正夺情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波澜，不仅因为他的地位引发群臣对擅权的担忧，也缘于张居正的背后有李太后和万历帝。反对者惹的最主要是圣怒，小万历恼火的重点其实是五君子蔑视圣旨与皇威。

夺情争执持续看似不久，影响却非常大。“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明史》）弹劾风暴无疑给张居正心中蒙上一层深深的阴影，万历五年也成为他柄政生涯的转折点。改革依然在进行，大明依然欣欣向荣，可张居正在后半阶段的所作所为悄然埋下危险的种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