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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4-03-24 05:12
文/清箫
上回说到，史可法遭马士英出卖，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四镇和卢九德拥戴下黄袍加身。
史可法虽对马士英的背叛深感遗憾，但依然以大局为重。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他陪同福王抵达南京燕子矶；半个月后，福王于五月十五日称帝，建立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
然而，高官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继统大事尘埃落定而消弭。就在福王登极前不久，一些大臣见史可法略显失势，旋即转向，落井下石。
史可法作为南京兵部尚书，原是留都政府的最高决策人，所以在弘光朝廷成立后，他自然是新内阁首辅的不二人选。诸文臣也推举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进内阁。但原先支持史可法的勋臣魏国公徐弘基忽然唱反调，竟以“勤王无功”为由指责史可法“该杀”。
与此同时，另一位勋臣的表现也值得关注，他便是大明开国元勋刘伯温的后裔——诚意伯刘孔昭。刘孔昭攘臂自荐，也要争内阁一席之地，引得众人一片哗然。反对者说，本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勋臣入阁之例，而刘孔昭听后当即勃然大怒，怼道：“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明史》卷274）原来，刘孔昭争入内阁是虚，推举马士英才是真。
史可法德高望重，想撼动他并非易事。朱由崧决定任命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马士英、高弘图也一并入阁。
马士英得知后非但不高兴，而且勃然大怒。他做梦都想当内阁首辅，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怒气冲冲地将史可法以前反对朱由崧的言论上奏。
史可法清楚自己必然不受朱由崧信任，且北方大敌当前，军务为重，于是自请外出督师。虽然史可法的加衔高于马士英，但事实上已被排挤。当时许多文臣极为愤怒地说，这无异于“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弘光朝廷刚成立时，史可法、高弘图的设想是朝中要职均由正臣君子担任，但不久后，高弘图、姜曰广等人也遭到排挤。
据李清《三垣笔记》记载，马士英为稳固自身地位，曾上密疏对朱由崧说：“陛下之所以能得位，是因为臣与四镇出力，而其馀大臣都主张拥戴潞王。倘若今天陛下不用臣，明天众人都必将拥立潞王。”朱由崧信以为真，感动得泪如雨下，之后一切朝廷大事都委托马士英。但其实，马士英之前在和史可法商议时支持的是桂王。
马士英和四镇勾结将朱由崧拥上皇位，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四镇跋扈，尾大不掉。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镇原本毫无功绩，却因拥戴福王自诩“立下大功”，并获封爵位，愈发骄傲蛮横，仗著手握重兵，甚至视弘光帝为傀儡。弘光帝和马士英本想靠四镇巩固自身权力，却适得其反。
四镇究竟嚣张到何等地步？史可法有时引用圣旨，高杰竟公然顶撞：“圣旨、圣旨，什么圣旨！你见过皇极殿里有人走马吗？！”黄得功的行为更猖狂，有次他跪听使臣宣读诏书，当听到不满意的内容时，竟不顾礼节，站起身掀翻桌案，并破口大骂：“去！速去！”（姜曰广《过江七事》）如中晚唐的藩镇一般跋扈。
然而四镇的嚣张气焰只针对自己人，对外却像缩头乌龟。比如刘泽清，明朝灭亡前崇祯叫他火速勤王，他却不顾国难，拒绝奉诏；大顺军攻入山东后，他一路逃到淮安。
亡国后，四镇乐不思蜀，只想争夺富庶繁华之地。其中，扬州是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相占据之地。高杰抢先抵达扬州城外，而扬州百姓很清楚高军抢掠成性，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断然拒绝他带兵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七日命令大军攻城。
史可法闻讯后，赶忙跑来劝阻。高杰一向害怕史可法，如今更是作贼心虚，便趁夜间仓促掘坑埋藏尸体。次日早晨，高杰惶恐不安地来到史可法的军营，“辞色俱变，汗浃背”（《明史》卷274）。然而史可法对他坦诚相待，语气温和，高杰见状大喜过望。
但高杰依然“防可法甚严”（李清《南渡录》），一切出入文书一定亲自过目后才肯传递。经过不懈努力，反复谈判，史可法终于将此事平息，把瓜洲分给高杰屯兵。
可惜，史可法虽有一腔报国之心、收复中原之志，却被文臣武将各种内斗拖累，分身乏术。
当时北方的环境其实很利于南明。大顺军已经西撤，清军主力1644年五月至十月间始终没有南下，山东和河南东部长达几个月都处于归属不定的状态，倘若南明组织一支齐心协力的军队北伐，至少能收回中原大片土地，实在不该偏安一隅。
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譬如梁以樟就曾提醒史可法“守江非策也”，要“示天下不忘中原”，对于跋扈的四镇“宜使分，不宜使合”。梁以樟的建议十分高明，史可法也心知肚明，但他做不到，因为自己已经大权旁落。四镇连圣旨都敢不敬，更不会心甘情愿听史可法指挥。从别处调兵也不切实际，因为极可能激起四镇不满，引发内战，而且武昌的左良玉此时已无异于独立军阀，郑芝龙、方国安等将领也各图私利。当时南明半壁江山坐拥逾50万军队，无论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比满清、大顺更有优势，完全可以趁两方鹬蚌相争之际出击，但可靠之兵将究竟有多少？
1644年春夏，史可法的内心接连遭受打击，恨铁不成钢：“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集》卷二）他当然也期盼南明大军以气吞万里之势齐心北上，然而这样的雄壮之师来得太迟，他也无法看到自己死后郑成功与张煌言声震天下的北伐。
追溯南明弘光朝廷局面被动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它延续了晚明涣散不合的风气。
回顾1449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后明朝为何还能延续200年？正是因为以于谦为首的朝廷依然有强大的向心力和组织力，迅速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新君，严令军队出城拼死一战，凡后退者斩，最终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那时朝堂之上文臣稳定，又有于谦等救时能臣，所以朝堂以下才能心稳。
到晚明万历朝，从“争国本”开始形成党争。而到南明时，既失去了最权威的君主和北京朝廷，为继统问题激烈内耗，又过分依赖武将，被四镇和奸臣趁虚而入，君与臣、文臣与文臣、文臣与武将、武将与武将之间各有矛盾，盘根错节。反清复明的英雄义士不胜枚举，许多“小人物”比“大人物”强太多，足见朝廷令人失望。
自山海关战役清军击败大顺军起，满清理论上已成为中原汉人共同的劲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大顺灭掉明朝，只是亡国改代，复兴明室不过是君臣权贵的责任；但满清入主中原在当时看来有“亡天下”的可能，中原会否披发左衽，汉人传统文化与仁义礼乐能否延续，都是未知。
山海关大战过后，多尔衮一度强制沿途官民剃头发、留长辫，激起官怒民怨。 1644年五月，清军虽然占领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但民心尚不稳固，许多汉人向南逃窜，抑或揭竿而起。
杨士聪记录了当时南逃的状况：“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馀艘”；“弟联䑸南来缙绅不下百馀人”。这还只是他知道的，其馀的更多。
北京附近反清者千百成群，畿南、山东和河南东部甚至长达三个月都处于近乎无政府的局面。其中，山东的起义多为自发，没有南明朝廷的援助或支持。直到八月，山东许多地方依然不愿降清。
九月，青州发生一起夺城杀官的事变。有一名将领名叫赵应元，曾归属于大顺军，但当时大顺军主力早已撤走，所以他所率的军队相当于一支孤军。二十九日，他领兵夺门攻入青州城，之后派步兵登上城头，自己率骑兵冲向部堂辕门。
此时青州名义上已归清廷管辖，负责招抚山东、河南的清朝侍郎官王鳌永就在城内。他看到赵应元时，起初以为是来投降的“反贼”；当发现赵应元的将士兵器露刃，蜂拥而上，他才恍然大悟：这是来夺城的！
王鳌永仓促逃向上房，又听到震天动地的喊叫声，于是赶忙翻墙躲进居民家中。赵应元以重金悬赏，命士兵全城搜捕王鳌永；捉到后下令将其处斩。
赵应元夺取青州后，宣布要扶持原明朝一位藩王做皇帝，计划于十月八日拥衡王登基。但衡王没有丝毫喜悦，反而嚎啕大哭，眼睛肿得像桃儿。原来他七月就已投降清朝，现在赵应元扶他复明，恐怕小命不保。
不管衡王愿不愿意，赵应元都没有回头路。他打算长期抗清，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周边昌乐、寿光县等地的反清义军将领赵慎宽、翟五和尚等人也派部下来青州联络，共商大计。
青州之变很快惊动清廷。据《清史稿》卷226，清方将领和托率军征讨，与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会师，直逼青州。
已经降清的李士元向清军献上一计。他进入青州城骗赵应元说，如果赵应元降清，将不追究其将士任何罪过，清廷定将赐他“通侯之赏”。清方为使赵应元相信，约定双方歃血，对天发誓。赵应元信以为真。
既已歃血起誓，赵应元于是卸下防备，当晚于北门瞻辰楼大摆宴席。楼内欢天喜地，城外却是伏兵四起。赵应元等人尚沉浸于酒乐之际，忽听一声炮响，李士元及随从当场击杀赵应元。清军随即攻入城中，斩杀赵军残馀。至此，青州再度落入清方手中。
山东反清义军一度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令清政府焦头烂额。如《即墨县志》记载，郭尔标倡众起义，其馀义军与其响应，“众十馀万，号十四营，环围即墨”。
山东很多百姓之所以反清，是因为之前大顺在取代明朝占领该地后免赋免税，颇得民心，而清政府占据后继续征赋税。很多百姓贫困，有些人长期不务农业，无可缴纳；反清队伍中有人摇摆观望，但一听说官府要开征，立即又坚定反意。可见明清易代之际北方百废待兴。
1644年夏秋，山东和河南局势非常复杂，汉人当中大顺与明朝残馀势力对立，汉人又与清朝对立，不少地区打出“复明”旗帜，像赵应元这样的前大顺将领也一度想以复明为名。如果两面夹击，南明或许能收复旧河山。
然而，弘光政权的内耗尚未停息。出乎所有人意料，一起“假太子案”又火上浇油；左良玉竟突然以“清君侧”为名发起内战。所谓“伪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史可法为何登上燕子矶放声痛哭？且见下回：伪太子轰动朝野，左将军叛变东征。
中华民国（台湾） 卫生福利部薛瑞元部长 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薛瑞元部长 历时三年的COVID-19大流行，不仅造成众多生命消逝，加剧各种健康不平等现象，亦导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持续影响，显示既有的全球卫生治理架构并不能有效因应全球卫生安全危机。虽然COVID-19疫情不再是“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PHEIC）”，国际贸易与经济活动几乎已恢复正常，但如同世界卫生组织（WHO）所不断提醒的，“X疾病（Disease X）”大流行的威胁仍近在眼前，各国政府应共同提升全球卫生治理及全球卫生安全。 WHO与许多国家在COVID-19疫情的中期就开始进行检讨。针对现行国际卫生条例（IHR）在此次危机应变所暴露出的局限性，未来该条例的条文将据以调整，包括强化监测通报与分享机制、提升应变量能、调整PHEIC型态及宣布门槛等；同时新的大流行病协定（Pandemic Agreement）也在积极讨论中，期待借由制定新的全球疫病治理框架，纳入问责制、透明度、公平性，做为全球因应下一波大流行的规范依据，并有望于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 我国虽非WHO会员国而无法直接参与IHR (2005)条文修订或新的大流行病协定起草，但依然热忱地关切这两份重要文件的内容与进度。因为我们亟欲分享自身的抗疫经验并与其他国家学习交流。台湾是最早觉察疫情风险并快速采取应变的国家，同时积极与国际伙伴分享资讯，秉持公开透明原则取得人民信任，从而使得防疫政策顺利推动；面对大规模疫情，我们在疫苗取得、医疗资源配置、科技工具运用、人权保护与不实讯息因应等面向，未来也将寻求精进。 我们强力支持IHR (2005)修正条文及新创之大流行病协定的通过与实施，并呼吁WHO将台湾纳入这两项文件的签署方，共同监测新兴病毒株，通报及分享病原体检验资料、疫苗或抗病毒药物研发及临床试验结果等，为因应下一波大流行预作准备，共建具有防疫韧性的国际社会。 我们呼吁WHO支持台湾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台湾坚定维护台湾的承诺，以专业、务实、有贡献的原则参与全球卫生安全网络，并与WHO合作，填补全球卫生安全挑战的地理空白，建构更全面的全球卫生架构。 WHO全民健康经济学委员会发现，至少有140个国家在宪法中承认健康是一项人权。然而，各国并没有推行法律来确保其人民有权获得健康照顾。台湾致力于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持续精进卫生医疗专业、整合布建社会福利资源，借由加强初级医疗、全人口腔照护、推动心理健康促进方案、强化社会安全网、并建构敏捷韧性医疗照顾体系，以防治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建构健康支持的环境，同步提升全人全程健康环境。台湾并致力于与世界分享达成全民健康覆盖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助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 2024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我的健康，我的权利”。世界卫生组织设定这个主题是为了捍卫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医疗服务、教育和讯息，以及安全的饮用水、清洁的空气、良好的营养、优质的住所、体面的工作和环境条件以及免受歧视侵害的自由。 台湾一直以来透过政府或民间力量与友我国家及国际组织协力，协助国际社会实现健康权。我们在南太平洋小岛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在海地协助改善地震灾区妇女及孩童的营养状况；在罗马尼亚协助建构乌克兰难民援助组织工作人员及难民妇女儿童的社会心理支持能力；在加勒比海地区协助提升因应气候变异调适能力；在肯亚协助提升卫生机构基础供水与卫生可近性；在菲律宾、日本、夏威夷、土耳其、印尼等地发生的不幸紧急灾难事件中，提供所需灾后复原或重建协助，期能协助灾民安度人道危机。…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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