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鉴赏与创作（一）：正本溯源

更新於 ：2024-06-13 12:21

文/清箫

谈到诗和诗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会否觉得诗很遥远，诗人是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诗并不神秘，也不是诗人特有的语言，而是大众的语言。

现在我们都知道，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然而诗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谣和口语。中国最早的古人当心有感想时，便将心志与情感诉说出来，这便是诗。如果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可以嗟叹；如果嗟叹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还不足以表达，可以尽情跳舞。如《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与音乐本是一体，表达的有个人的悲喜，也有对天神与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据《吕氏春秋》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我们再看《诗经》，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许多出自民间，其中“国风”可谓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所以诗的本质为言志，最初是音乐的语言，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诗表达思想情感，《礼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先秦时代的诗言志与政治和教化紧密相关。举例说，《左传》记载了一个春秋时代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故事：郑国的国君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款待晋使赵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会上赵孟请七人赋诗，“以观七子之志”。这七名大夫各从《诗经》中挑选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们想表达的未必与诗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贴近的诗句用。赵孟听后心中有数，宴会结束后，他预测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将被杀害。为什么呢？赵孟解释道：“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原来，伯有引用的诗是《鹑之贲贲》，有讽刺君主的含义。

那时诗的言志带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创作诗，而是从他人的诗中断章取义（此处断章取义是中性词，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点引用的是《鹑之贲贲》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四句，该诗本来旨在谴责卫国国君，伯有断章借以批评郑国国君。

秦穆公和晋国公子重耳之间也有一场国宴，也体现出赋诗言志与外交的关系。席间，秦穆公选取《诗经》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该诗记述周天子亲切接见诸侯、迎接诸侯来朝的盛况，天子要赏赐他们，虽然身边没有可赐之物，但也要赠给他们骏马和车。秦穆公吟唱此诗的意思是即将向重耳赠礼，所以重耳随后降拜表示感谢。

诗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修养，诗最早也承担助夫妻和睦、鼓励孝道、矫正不良风气的教化使命。《毛诗序》还解释了诗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对风的阐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政府以风教化百姓，百姓以风讽刺政府，吟诗者不会因此获罪，听到诗的人将以此为戒，可见诗归正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风，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意思是阐述王政兴衰的原因。

如果国政衰败，诗歌便会“变风变雅”，此时史官会为人伦败坏而悲伤，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叹，进而吟诗讽喻君主，怀念旧风。然而诗的变化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却依然符合礼义规范，此七字也是后世诗应守住的文学标准之一。

综上所述，诗原是和社会上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语言，也是一种乐语，其本质为言志。“言志说”一直影响后世几千年，不断有文学家提醒作诗不宜偏离言志的传统。在我们鉴赏古诗与学作诗之前，了解诗的起源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比学技巧方法更重要。诗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诗，就像开心或忧伤时哼几首歌，情至深厚时可以手舞足蹈；或对政治现状不满时赋诗讽喻，为社稷尽一份责任。诗是自由而高尚的，诗人的灵魂也应如此。

评诗的标准与作诗的原则

衡量诗的高下，欣赏哪一类诗，永远都不可能客观，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将其标准作为学者共同的准绳。

然而文学一定需要标准，可以主观，但须严格。孔子删定《诗经》，标准是“思无邪”；萧统编纂《文选》，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并总结了他的评诗标准：“声凭宫征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不介意风格，只看重清新，并要求声调清亮。各有门槛，不胜枚举。

观点见仁见智，却总要有最基本的原则。上述孔子所言“思无邪”便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相近，《诗经》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还有四字，即兴、观、群、怨，颇受古人看重，有评者认为以此四字足以评价各代诗作的得失优劣。

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原话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讲的是诗对社会起到的作用。“兴”指诗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孔安国注解为“引譬连类”，朱熹注解为“感发志意”；“观”指观察社会盛衰与政治得失，郑玄注解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解为“考见得失”，共同点是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群”指诗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会团结和睦；至于“怨”的意思，不是单指抱怨，而是人能透过诗讽谏时政，这与“下以风刺上”意思相近。

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是诗的最高准则，“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还有一段论点：“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意思是，一首诗如果能在感发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会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则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会的诗句中感发志意，则更加周密；具有团结作用的诗句若能讽刺时政，便会使读者难忘；旨在讽刺的诗句若能使人团结，感情就会深挚。总之，诗的兴、观、群、怨是一体的关系，结合后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诗经》是这方面最好的典范。

写近体诗时，严守格律当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诗还要求对仗。但严守规则的同时，万不可牵强附会，须知内容与思想为上，不应受妨碍。吴可《藏海诗话》甚至建议“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对仗，而是对仗可以稍宽。近体诗的对仗分工对和宽对，有些诗虽未做到工对，但依然不失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对仗的，但“天下计”和“老臣心”可以构成对仗，都是2+1结构，这便是宽对。杜甫此诗堪称千古绝唱，馀味不绝，字字珠玑，试问那一联宽对影响到其价值了吗？一切形式都为内容服务，一切字句都为情意服务。有追求辞藻华丽、堆砌典故者，和对仗求甚工都属于本末倒置。即使炼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气变弱。

无论写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有五点都非常关键：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诗就像诗人生命的延伸，也有灵魂、气质、躯干、脉络、容貌。性灵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诗的本质是言志，既然是诗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指人的气质及诗的风格气韵，体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脉即贯穿诗的脉络，韵度即韵味与气度。

姜白石《白石诗说》有一段精辟的总结：“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值得学者参考。

诗的气象来自诗人的气质，每个诗人的气各不相同，与性格、天赋、成长经历、教育、见闻、境界、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相关，非一年半载形成。若想作出好诗，不单要多读书，还要养气，培养独一无二的气质，切不可模仿他人。谢榛《四溟诗话》谈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 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诗人不同的作品风格，反映各自的内在气质。

提及盛唐，许多人都会想到李白，他的诗真可谓再无人超越，后人实在学不来。这大概是因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气象，由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与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风道骨、想像力、生活游历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加之学识渊博，自然养成。后世只学到字句，却学不到他的气象。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段评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说的虽是词，但诗也同理，贵在气象。以后再欣赏李白诗时，不妨调整思路，不急于逐句解读分析，先静心感受气象。好诗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