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学好中国传统文化（五）

更新於 ：2024-11-25 14:06

上期介绍了《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本期继续推介书籍，先从《昭明文选》讲起。

（南朝）萧统《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亦称《文选》，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实在太重要，重要到一定要读的地步。该书是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涵盖先秦至梁代七百多篇各体裁的文学作品。

该书由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招集文士共同编选，萧统谥号“昭明”，所以此书被称为《昭明文选》。萧统在选录时有意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一般不录经、史、子，只有一部份序、赞、论、述因被视为文学作品而入选，明确的分界是该书的一大亮点。此外，该书有明确且严格的选录标准——“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昭明文选》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唐朝和宋朝的学子几乎人手一本。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有老杜的大力推荐，我们更不该轻视此书。

萧统的文学理论主要见于〈文选序〉中，学《文选》者须先精读其序。下面我带大家一起阅读并解析〈文选序〉。

中国传统文化也可称为一种神传文化，若追溯文之起源，当从传说中人神同在的时代讲起。〈文选序〉曰：“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文明之初，人类冬穴夏巢，茹毛饮血，民风纯朴，那时尚无文字与文章。传说中半神半人的伏羲治理天下后，画八卦，造文字，取代结绳记事，从此诞生了文籍。读过《易经》的朋友们想必不会对〈文选序〉这段话感到陌生，《易经·系辞下》写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文选序〉曰：“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上古之世所谓“文”，未必指后世所谓“文章”，《说文解字》对“文”的解释是：“错画也。象交文。”线条的交错和花纹称为“文”，世间万物各有各的交错。《易经·贲》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宇宙自然有阴有阳，阴阳交错中各有运行之道，这是天文；上天造人，有男有女，男刚女柔，亦是天文；人间男女依照圣人定下的伦理道德与礼仪规范结为夫妻，组建家庭，构成国家，使礼乐规范、制度、典籍彰显于天下，传之于后世，便是“文明以止”，称之人文。天人相通，人文源于天文，所以人应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要使社会维持在较高的道德水准，并延续礼乐，所以应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读圣贤留下的典籍与规范，进而教化天下。文的意义可谓相当深远。之后，萧统以比喻说明文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简陋的椎轮是帝王乘坐的大辂的原始形态，大辂显然不如椎轮朴实；积水能冻成厚冰，却不及厚冰寒冷，物有此理，文亦有此理。萧统以历史视角发觉文学的变化，这段比喻承上启下，其后揭橥文学演变的脉络：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诗经》有六义：风、赋、比、兴、雅、颂，赋本是古诗之体，现在发展为独立文体，作赋的作家当中，荀子、宋玉在前，贾谊、司马相如在后继承。自此之后，赋源流繁富，描写城市与苑囿，有张衡〈西京赋〉、司马相如〈上林赋〉；劝皇帝不要沉迷于打猎游乐，有扬雄的〈长杨赋〉和〈羽猎赋〉。另有风云草木，鱼虫禽兽，题材不胜枚举。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屈原心怀忠贞，品行高洁，楚王却听不进逆耳之言，屈原为社稷深思远虑，却遭到放逐。其耿介之心受到伤害，抑郁之情无处倾诉，面临江水，他心怀投江之志。〈怀沙〉是屈原投江前的绝笔。骚人之文从此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文选序〉将骚体溯本于屈原，单独列出，而未将其与荀子、宋玉并列。钱穆评道：“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矣。”

〈文选序〉接著写道：“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此处引用〈诗经序〉观点，诗是心志的表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经》中的〈关雎〉和〈麟趾〉彰显正始之道，大不同于“桑间”和“濮上”的亡国之音，可见《诗经》的教化意义。而自汉朝中叶以下，诗的发展路径渐渐不同，有四言的〈在邹诗〉，也有五言的〈与苏武诗〉。〈在邹诗〉的作者是西汉诗人韦孟，曾担任楚元王傅，亦辅佐其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韦孟于刘戊作乱前写〈讽谏诗〉劝诫，刘戊不听。之后韦孟辞官并搬迁至邹（地名），作〈在邹诗〉。〈与苏武诗〉相传由投降匈奴的李陵所写，其中有一句是“携手上河梁”。汉诗上承《诗经》风雅，四言诗与五言诗分流，还有少则三字、多则九字之体，不同体分镳并驱，〈文选序〉概括得很好。不过，五言诗并非源自〈与苏武诗〉，此诗由李陵所作的说法并不可信。可参考《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文选序〉接著讲到颂这一文体：“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颂体源自《诗经》，“穆若”指《诗经·大雅·烝民》中的诗句“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季子即季札，“至矣”指季札到访鲁国欣赏周乐时抒发的赞叹，当聆听《颂》后，他赞美道：“至矣哉！”

〈文选序〉阐述文体，特列赋、诗、颂在前，此三者皆上承《诗经》。综览《昭明文选》全书，可知萧统以经为尊，以赋为贵。全书共六十卷，赋在最先，占十九卷；诗在第十九卷到第三十一卷，赋与诗的比例超过50%。后面35种文体加起来还不到全书的一半。

赋和诗后面的35类作品依序为：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不同体特性不同，用途不同，写法不同，要求亦不同。〈文选序〉曰：“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箴这一文体旨在补缺和规劝，戒旨在辅佐君主并纠错，论要求析理精微，铭要求叙事清润。因需要赞美寿终之人，所以诞生了诔；因需要为画像题辞，于是赞这一文体兴起。各种文体缤纷繁富，作者可以选择不同体表达不同的情致。

编选者面对浩瀚如海的文章，该如何取舍呢？〈文选序〉称：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周公、孔子的书籍如日月悬空，可谓道德准则，不宜随意剪裁；老子、庄子、管仲、孟子的著作旨在表达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偏近哲学，且不以文辞为目的，所以《昭明文选》不录。此外，贤人、忠臣、谋士、辩士的言辞和事迹已有记载，不同于纯文学作品，所以也不收录。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也不同于纯文学。此处，萧统在文学与经史百家中间画了一条明确界线。

然而，史书中有一些论、赞被萧统选入，因为这些文章“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构思深，文采美，所以可视其为纯文学。《昭明文选》第四十九和五十卷收录了班固〈公孙弘传赞〉、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逸民传论〉、〈后汉书光武纪赞〉等。史书中大多数文字都是客观记事，而史论和史述赞是抒发见解与评论的部份，尤为文学家所重视。

读《昭明文选》时，建议结合《文心雕龙》，因《文心雕龙》对不同文体的讲解有助于鉴赏《昭明文选》中的作品。

例如铭、箴是什么，写成怎样算好，《文心雕龙》〈铭箴第十一〉讲得很清楚：“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簴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铭实表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敬言乎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铭和箴都是用于警戒的，可以规正品行，黄帝、大禹等先贤圣人刻铭文提醒自己；臣子可以用箴针砭时弊，讽谏君主，防患未然。写这两类文体，应做到“义典”、“文约”，思想要正，文辞要简约，不能写得太艳。“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在文中引用事例前务必核实。箴完全是用于指出过失的，所以尤其注重确切；铭不仅可以警戒，也可以褒扬，所以应当弘润。《文心雕龙》还举了几个例子，如王朗〈杂箴〉写水火井灶，文辞繁杂，偏离了宗旨，是不够好的范例；西晋张载〈剑阁铭〉写得极好，如骏马飞速奔腾，“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由此可知〈剑阁铭〉为何被《昭明文选》收录。此外，萧统选取的其馀铭、箴也是佳作。

美中不足的是，《昭明文选》分类碎杂，37类文体易使读者头疼。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写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

相形之下，《古文辞类纂》删繁就简，更臻完美，将古文分为13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该书以文体为经，以时间为纬，横向为读者展现简明严谨的古文分类，纵向依时代先后顺序选录各文体的佳作，上溯先秦，下迄明清，汇集两千年间七百馀篇文章，亦包含姚鼐的评语。吴闿生说：“《古文辞类纂》一书，实千古文学之津梁，永世不刊之典籍也。”

下期我将详讲《古文辞类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