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研究张大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他写了长篇小说《风流丹青》在《新民晚报》连载,继而又写了两部《张大千演义》,因此有缘采访他生前的老友如:启功、叶浅予、谢稚柳、杨仁凯⋯⋯台湾的何浩天、黄天才和蒋干城、广元法师,美国的侯北人⋯⋯可惜时光悠悠,岁月无情,和张大千同辈的老人均已故去,就连与他在美国“环荜盦“走得最勤的侯北人先生,也以一百零八岁的高龄,去年在美国仙逝,当下能说得出和张大千熟悉的,恐怕只有杨凡先生,但据闻,此公最近也坐了轮椅⋯⋯
张大千(图:作者提供)
(一)
由于我研究张大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他写了长篇小说《风流丹青》在《新民晚报》连载,继而又写了两部《张大千演义》,因此有缘采访他生前的老友如:启功、叶浅予、谢稚柳、杨仁凯⋯⋯台湾的何浩天、黄天才和蒋干城、广元法师,美国的侯北人⋯⋯可惜时光悠悠,岁月无情,和张大千同辈的老人均已故去,就连与他在美国“环荜盦“走得最勤的侯北人先生,也以一百零八岁的高龄,去年在美国仙逝,当下能说得出和张大千熟悉的,恐怕只有杨凡先生,但据闻,此公最近也坐了轮椅⋯⋯
至于张大千去国前,在大陆收的弟子,被称作大风堂第一代门人的,亦凋零殆尽。最后走的男弟子伏文彦,是一位画了一辈子中国山水画的名家,最后以一百零三岁的高龄,安息在自由空气流淌的美国山水间,是我为他修的年谱;叶名佩是最后离世的一位女弟子,也于二零二二年以九十三岁的高龄逝世了。
(二)
章述亭是大风堂中拜师较早女弟子,同门的师兄师姐都尊称她为“章姐”,我叫她“章娘娘”。
章娘娘住在华山路华园,与白杨、言慧珠是邻居,她的夫君吴肖园是交通银行襄理。落实私房政策时,是我帮他写求助信给汪道涵,她要我将他父亲的名字章西爰写上,我觉得奇怪,说这与要求落实政策无关,她说她家和汪道涵家是世交,章家上代曾有恩于汪家,看到这个名字汪道涵会会意的,不久章娘娘的房子果然得到落实。
章娘娘是庶出,先君在晚清有功名,与清末状元张謇为好友,张謇办大生纱厂时,曾请章西爰去襄助,并为他造了一座“五松别业“,章娘娘说他曾在”五松别业“生活过很长时间,直到出嫁。他说他出嫁时,除了嫁妆,父亲还给他四万银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款子。
有一次我去她家,她恰好送一位客人上汽车,她告诉我,来客是张謇的儿子,现任南通副市长。章娘娘还跟我讲过一件旧事,说交通银行总经理李道南离开大陆前,将一只牛皮手提箱寄放在她家里。她将它放在床底下,从未开启,一九六一年,有人从香港来,说李道南托他来取箱子,那人知道密码,结果打开箱子一看,里边除大条、金器和一枚“珍妃”的金印外,还有一包指甲大小的钻石,来人见了害怕,不敢取走,仍存放在她家。
文革抄家时,造反派撬开箱子,钻石散落一地,发出璀璨光泽,造反派争相抢夺。我问他来抄家的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她说是后面曹家堰路贫民窟的一批人⋯⋯她还说抗战时举家迁往昆明,二老师张善子就住在他家里,二老师食粮很大,一顿能吃一大块牛肉,蘸了辣椒酱大口咽下,我说,老师,这样吃不消化,二老师瞪了我一眼,虎眼瞪人,叫人害怕。
她曾跟我讲,在网师园学画时,看到二老师教训八老师,八老师顶了一句嘴,二老师虎眼一瞪,说:“你翅膀毛干啦!”一生气,将画案上的水盂掷将过去,八老师不敢出声。二老师有长兄为父的威严,八老师有敬兄若父的孝心。
张大千对二哥张善子虽敬若严父,但自成名后,与二哥相处的时间不多,颇有敬而远之的意味。
我在一九八七年版的《张大千演义》虚构了一回张善子去青城山上清宫探望八弟的故事。结果晏伟聪先生(张善子长婿,我称呼晏姑爹,曾和张氏昆仲长期生活过)见了我,直言说:“亚法呀,你在乱写,八公在青城山,二公从未上山看望过他,不过你写的是演义,演义可以编故事,我就没的话说啰。”这也使我想起,张大千画“庐山图”时,说自己没有上过庐山,我画的是心中的庐山。据晏姑爹说,有一年夏天,国民政府邀请一批画家在庐山消暑,因为二公去了,八公故意推辞没去。
章娘娘曾几次提到叶名佩,说她古琴弹得好,老师在李秋君家作画,叶名佩常去弹琴助兴,她要我设法找到她,但不久我就去了澳洲,数年后回国,章娘娘已经仙逝了,后来在常熟经公度兄引见,见到叶名佩时,她已经坐在轮椅上,提到章姐,她只是感慨,而难言恍若隔世的记忆了。
章娘娘哪一年走的,我不知道,下次回国,有机会问他的弟子余育纲兄,或许他知道。我手头有几幅章娘娘画的老虎,和一张她在网师园和虎儿的合照。
(三)
大风堂第二代门人中,顾福佑是召集人,他很受同门们尊重。
顾福佑早年拜熊松泉为师,善画山水走兽,在业务上他是中国财会界的泰斗,是立信会计事协会创办人潘序伦的大弟子。由于他的才干,被新政权重用,也是大风堂第二代门人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一位。
在大风堂第二代门人中,只有两位人物能享受公车,一位是顾福佑,另一位是陈从周。糜耕云告诉我,在上海政协举办的张大千逝世一周年纪念座谈会散会时,陈从周公车不私用,一个人坐车离去,而顾福佑则带上他和伏文彦,叫司机把他们送到家,他说顾福佑做人乐开。
大风堂人讲究伦序互敬,同门间均称呼师兄师姐,不称呼师弟师妹,以示尊重,晚辈对老辈都以伯伯娘娘称呼之。
顾伯伯曾给我看过张大千给他的几封信札,有一封是一九五零年在印度写的,字数很多,称呼是“猛子仁弟”。他解释说,这是老师给我取的字号,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在印度的行程,信末有“松师及稚柳先生晤时乞为叩候,海上友人及诸同学近况随时见告”等词。词句透露出他的思乡思友之情,信中特别提到熊松泉和谢稚柳两位老友,熊松泉是顾福佑的老师,从礼数上说应该提及,对“谢稚柳”后面还加了“先生”的后缀,此举,足以厘清坊间传说谢稚柳也拜过张大千为师的误会。
还有一封信是张大千在报上获知新闻报失火,因顾福佑当时任该报总会计师,信中问及“弟个人有所损失否,极为驶念”等语,还有一封是张大千要买画,一时手头拮据,向他借钱的信。这封信是顾伯伯最后给我看的,他说:“你是晚辈,我只是让你知道老师为买画,曾向我调过头寸,你不足与外人道。”看完信札,我要求复印一份作资料,顾伯伯说,这份写新闻报失火的,你可以复印,那封写调头寸的,就不用复印了,你知道这件事就行了。”于是我把新闻报失火的那封信复印了,放入我再版的《张大千演义》第一册内。
大约二零零八年左右,我去旧金山,见到顾伯伯哲嗣顾按兄,和他谈及此事,顾世兄说:“这封信在我手里。”我再次提及,能否让我复印一份,他说:“我在手中玩几年,然后去先父坟头烧了还给他。”我说这是一件历史文物,留下供后人研究,不要轻易焚毁。”今年初春回沪,承马燮文师兄令郎云中世讲款待,在酒席上遇到顾按世兄,我又谈及此事,顾世兄终于接受我的建议,答应保留此件文物。
张大千离开大陆后,留在大陆的门人,人各千面,在压力下有人表示和老师划清界线,更有人带了专案组四处外调,这是人性丑陋使然,本是常态。笔者不作表述。然而顾伯伯却尊师重道,一如故我,对张家的后人关切如故。因为亲戚的缘故,我自小和嘉德八娘(张善子幺女张心嘉,文革后被张大千担保去台湾,后蛰居美国俄勒冈)走得最勤,许多家事他们都不避我。
张善子遗孀杨浣青晚年和女儿嘉德住在一起,顾伯伯每月都给师母补贴生活费,长年不断。一九六一年杨浣青带外孙端聪去巴西探亲,一切手续,均是顾伯伯代为办理。
这里我要补段插曲——杨浣青到巴西八德园后,传说不久得心脏病故世,葬在圣保罗,外孙端聪因按照巴西法律,由监护人带入境,仍需由原人带回,监护人死亡,须等孩子十八岁时自由选择,于是端聪只能留在张大千身边接受教育,以后跟随去美国攻读博士,成了一名肺科专家。
关于杨浣青的死亡,另有说法,我去台湾采访孙家勤世伯时,他说二师母不是得心脏病死的,是吃死的,他刚从大陆出来饿得慌,食粮特别大,一个人能吃一大盘鸡蛋,每次饭桌上的残羹剩汁,她都不舍得倒掉,端起喝完。
杨浣青在巴西往生后,顾伯伯联络上海的十二位同门师兄,在西门路老宅做了一次水陆道场,这事被远在巴西的张大千知道,非常感动,特地画了十二幅画,托人带给麋耕耘,由他分发给同门兄弟。关于这十二幅画,另外还有一段故事,容我后文另作交代。
我收藏一本《大风堂同门集册》,封面由钱定一先生癸酉年(1965)题的签条,册页几乎囊刮了所有上海大风堂同门的作品。该册页的原主人,是上海著名泌尿科专家缪廷杰医生。缪医生收藏甚富,谢稚柳、唐云、程十发等名家晚年得了男性老年病,都请他治疗,每次都有精品馈赠,晚年他把这些藏品都捐献给家乡张家港,办了个艺术馆,终老前些年,他住中山医院。
缪医生和我是忘年交,他只要知道我回国,就来电召我去中山医院高干病房聊天。他说能跟他聊天的朋友几乎都走完了,留下的,不是耳背就是记忆不清,年轻的又聊不到一块,和你还能谈得拢。为了召我去,他每次送我一些小礼物,或名家的签名样书,一次他拿出这本册页说:“里边刘力上和俞致贞的两张小品,是学生送给我的,他是中共高官黄镇的儿子。
一次顾福佑来看病,我把这两张小品给他看,他说,我来联络大风堂的师兄师姐每人各画一张,凑成一本册页,留作纪念。不久正好谭敬先生落实政策,补发了一笔钱,他慷慨大方,在静安宾馆包了一层楼面,请了一批昆剧明星和大风堂的弟子,盘桓了好几天,期间顾福佑就请每位同门画了一幅,可惜册页没有老师的作品,是顾福佑找来一页张大千的印刷品作为首页⋯⋯”
他要把这本册页送给我,我说不敢领受,他说我也不是用铜钿买来的,我说六七十年代不值钱,现在值钱了,我不能要。他说我年纪大了留着没用,执意要送我,我说一定得付钱,你说个价钱,我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就领你这份情。这时正好他女儿来探望,插嘴说:“王先生,你就出两万块钱吧。”我说:“好!”即刻去银行去了三万元现金买下。
顾伯伯藏有许多张善子的印章,他从小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给我看,后来这些印章传给他女婿马燮文兄,马世兄做了一本原拓的印谱,送我两本,其中一本,我送给了方介堪先生的哲嗣方广强兄,留下一本,我补钤了一方简琴伦为张大千刻的印蜕,张大千为青城山画的“花蕊夫人”和“鸳鸯井”题碑,就是用的这方印。
我一九九五年回国,约归钦忠师兄一起去拜访顾伯伯,归师兄说顾伯伯因医疗事故,前年去世了,听罢,我不胜黯然,感叹真是人生无常。
(四)
我和大风堂第二代世伯中交往密切的,要数糜耕云了。
糜伯伯住在愚园路,离我延安西路的少儿出版社单位不远,且八十年代社会气氛宽松,基本不坐班,上午报个到,看一会参考消息,处理一些文稿,下午便以采访或访问作者为借口,骑着自行车闲逛去了。
糜伯伯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滩颇为风光,据章娘娘告诉我,他以前襄助唐星海,担任无锡庆丰纱厂襄理,后来因挪用公款,庆丰纱厂给了他一笔遣散金,就此无业,好在他善于理财,用遣散费投机做期货,发了一笔大财。
此事我曾问糜伯伯,他并不讳言,说他用那笔遣散金赚了一大笔钱,当年的《申报》曾经登过这件事,说着,他从画案背后的柜子里搜寻那张剪报,可惜没有找到。
他说一九四八年在李祖韩家设宴请梅兰芳、张大千作客,是我作的东,当时我和顾琼梅新婚不久,在那次聚会上顾琼梅拜师梅兰芳,我拜师张大千⋯⋯
糜伯伯和顾琼梅的结合,还有这段小故事,章娘娘告诉我,顾琼梅长得漂亮,娇小玲珑,头发编就许多根小辫子,十分撩人,是国际饭店舞场的台柱⋯⋯此事我问过糜伯伯,他并不回避说:“那时我腰缠万贯,常去国际饭店跳舞,看中了顾琼梅,问她愿意嫁给我做三房否?顾说可以,但我有一个老娘和两个儿子,侬养得起否?糜耕耘财大气粗,一口答应,于是顾琼梅一家四口就跟了糜耕耘生活,顾琼梅的两个儿子,后来成了上海昆剧团的琴师,有次和上海昆剧团名角梁谷音聊天,她说:“糜耕云老头子老死腔咯,看到我老爱打听顾兆璋兄弟咯事体⋯⋯”上述打横,因与本文无关,老夫只是提及,不做详述。
糜伯伯爱摆当年的阔绰,有次我问他,你既然那么有钱,解放时为什么不逃香港呢?他伸出手掌说:“我指缝漏财,要三只烟囱冒烟,走不脱。”
文革时,糜伯伯虽未被抄家,但积极打扫弄堂,清洁街面,由此和马路对面的严家严庆祥先生成了好友。他告诉我,严庆祥的父亲严裕堂是李鸿章的管家,上海大隆机器厂的创始人,长兄严庆龄是台湾裕隆汽车制造厂的掌门人,嫂子吴舜文是台湾女强人,宋美龄的闺蜜。严庆祥山羊胡子,小个子,很精神。
常去糜伯伯家作客,我碰到过几次,一次他推着小车,去糜家赠送他自费,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字典,和在台湾出版的一本研究孔子的小书,他送我一本小书,书名非常绕口,我不记得了。
糜耕云是个不幸而又有幸的人,因为他长期失业,没有单位,文革时躲过抄家之灾,保存了许多藏品,在他那里我看到张大千、吴湖帆,贺天健⋯⋯诸多名家的精品,传说中张大千梦见谢玉岑,醒来画的一幅黄水仙花,就在他手里,给我看过。
糜伯伯的住房不大,原先的一套公寓住了两户人家,他的画室里常挂一幅溥心畬的欧字斗方,过年时会换上一幅李鸿章写的泥金纸“寿”字。他有三房太太,大房夫人体弱有病,一张单人小床就摆在他的画室里。大房夫人往生,我去龙华火葬场参加过葬礼,后来他去同仁路的二夫人家里住,二夫人我也见过,人高马大,我想他最后娶娇小玲珑的顾琼梅,也许有心理补偿的原因⋯⋯
糜伯伯曾给我展示许多舒同的墨迹,我非常奇怪,问他怎么有那么多?他说他的长子糜振玉是解放军军事学院专家,中将头衔,与舒同很熟。
糜伯伯有很多子女,长子糜振玉是中将,老二的糜振钰是华山医院的专家医生,我请他看过病。
因为糜伯伯晚年住在同仁路二夫人处,带去了一些藏品,留给二夫人的女儿糜振琪,对此糜振珪和糜振琥两世兄,来问过我细节,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不知叫什么名字,我见过一次,他介绍说在美国GEC工作。
糜伯伯和香港广海集团董事长,有香港参大王称号的赵汉中是好友。
赵汉中是张大千摩耶精舍的常客,因为广海集团在吉林有投资,所以文革后期,赵可以自由往返两岸三地,私下带来《大成》杂志等违禁刊物,和张大千的信息。赵汉中也是谢稚柳先生的好友,一次谢老在送我“壮暮堂诗词”集时说,这书是赵汉中给我印的,我还没有付钱给他。”苏州网师园里张大千题的“先仲兄所豢虎儿之墓”的碑文,也是赵汉中带来给糜耕云的,他给我看过。
一九九五年左右我回国,带了一张澳洲羊皮和奶粉去愚园路的府上探望他。按下门铃,开门的正是他,我用无锡话喊他:“糜伯伯。”
他朝我打量一下,显出陌生的神态,问:“你是哪一位?”
我感到惊讶,我和他那么熟悉,多年不见,怎么记不起来了,难道老年遗忘,我有些疑惑,就自报家门:“我是亚法。”
他仔细对我扫了一眼,问:“哪位亚法?”
“王亚法”我报了全名。
“不好意思,不认识。”他转身关门,我赶紧拦住说:“糜伯伯,我从澳洲回来,这些土特产送给您。”
他不失绅士风度,礼貌说:“对不起,不认识人的东西不能要。”转身关上大门。
这一下我尴尬了,那么熟悉的糜伯伯怎么不认识我了,寻思我哪里得罪了他。
回家的路上,我一路琢磨,突然想起他的儿子糜振珪兄我熟悉,住在镇宁路上,就找了一家公用电话打去。糜振珪世兄在回电中说:“亚法兄,非常抱歉,家父患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有时连我也不认得了⋯⋯”
我一时无语,叹人生无常,老来都是悲剧。
不久,我去拜望老友龚继先兄,和他聊起此事。
龚兄说:“前不久,糜老拿了一幅张大千的自画像给我看,他走后,不一会突然来电话,说那张画像忘记在我家里了,语气很肯定。这一下可把我急得满头大汗,我和内子极力回忆刚才的经过,画肯定是他带走了,但还是翻找,担心万一他在别的地方丢失,我就背冤枉锅了,幸好过一会他又来电话,说画找到了,我才松了口气,说糜老您以后你别带东西来我家作客了。”
最后,前文提及关于顾伯伯联络门人为二师母杨浣青做水陆道场,张大千知道后,大受感动,作了十二幅画,托人带给糜耕云,叫他转发一事。据伏文彦告诉我,糜耕云收到画后没有及时通知大家,而是放在手中,临摹了一遍,过了很长时间才分给大家,引起同门师兄的不满。当然避先人讳,此事我不应见诸文字,但我亦已至耄耋齿岁,趁现在还未老年痴呆,凭我所闻,敲键记下,供后人作谈资。
二○二五年七月七日于食薇斋北窗
作者:王亚法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25年10月20日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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