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行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庸》有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信」是古代先哲们提出的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其中之一，作为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与伦理原则。「信」字由「人」和「言」组成，仓颉造字时以人言为信，既赋予了「信」字具体内涵，同时也留下了人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古时的中国人慎言，言出必行，所以那时候人说的话就可以作凭据。

古时候民风淳朴，人们都能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生活得轻松、安心。古时候的人对于「诚信」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或许会令今天的我们由衷地敬重、感慨、惊叹，通过以下的事迹可见一斑。

家人之间——曾子杀猪取信孩童

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录这样一个有趣而令人深省的故事。

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曾子，名参，字子舆，是孔子的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后世尊奉为「宗圣」。

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去集市买东西，他的孩子跟着她哭闹，不让她走。妻子就哄孩子说：「你先回去，等我回来就杀猪给你吃。」

妻子从集市回来后，曾子要抓猪来杀。妻子连忙阻止他说：「我刚才只是跟孩子开玩笑罢了！」

曾子说：「不可以和孩子开玩笑，小孩子不懂事，要依赖父母的教导来学习，听从父母的教诲。如今你欺骗孩子，就是教孩子欺骗啊。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母亲，这样就不能把孩子教育好。」说完，便把猪杀了煮了。

朋友之间——季札挂剑兑现「心诺」

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姓姬，名札，又称公子札，因其在四兄弟中排行第四，故称季札。季札对诗乐有精深的分析，素有贤德的英名，吴王非常器重他，曾经派季札出使鲁、齐、郑、卫、晋等大国。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季札刚开始出使时，北上途中拜见徐国国君。徐君看到季札佩戴的宝剑非常喜爱，却没好意思说出口。季札心里明白徐君的意思，但因为还要出使中原诸国，需要佩戴宝剑，所以没有当时将宝剑赠送给徐君。

季札出使完毕回国途中又来到了徐国，得知徐君竟然已经去世了，季札便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离开了。

随从的人说：「徐君已经去世了，这宝剑挂在这还能给谁呢？」

季札说：「不能这样说，当初我的心里已经决定将宝剑赠送给徐君了，怎么能因为他去世了就违背我的初衷呢？」

对于尚未说出的承诺，季札仍会去遵守实践，不欺人欺心。他因为有德行、有信誉，备受吴国人的尊敬和拥戴，吴人坚持要立季札为君，他便抛弃家室财产跑去当了农民。季札淡泊名利、高风亮节，三次让国。周灵王二十五年，季札被封于延陵，人称「延陵季子」。

孔子赞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

苏轼在〈延州来季子赞〉中写道：「季子德信于吴人，而言行于其国。」

陌路之间——张良隐忍守信获兵书

张良，字子房，其祖父、父亲历任韩国五代国君之相。张良年轻时，未曾做韩国的官吏。

他曾在淮阳学礼仪，有一天，张良闲暇间在下邳桥上游逛，正从容信步时，有一个穿着粗布短衣的老翁走到张良的身边，故意把自己的鞋掉到桥下去，回过头来毫无客气地对张良说：「小子，下去把鞋拿上来。」

张良见状非常惊讶，想打他一顿。不过见他年纪那么大了，就强忍着，下桥去把鞋取了上来。

不料老翁却说：「给我穿上。」

张良想既然已经取上来了，就帮他穿上吧，于是跪下为老翁穿鞋。老翁把脚伸出来让张良穿好后，笑着走了，张良吃惊地望着老人离去的背影。

老翁走了一里多路后又返了回来，说：「小伙子可以教导。五天以后平明时，和我在这里相会。」

张良虽然感到很奇怪，但仍跪下说：「是。」

五天以后平明时，张良前往赴约。只见老翁已经先到了。老翁生气地说：「与老人约会，你为什么迟到？」说罢扬长而去，并说：「五天以后早点来相会。」

五天以后，张良鸡鸣时就前往赴约，结果老翁还是已经先到了，老翁再一次生气地说：「为什么又迟到？」并说：「五天以后再早点来。」

五天以后，张良在夜未半时就去了。过了一会儿，老翁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像这样才对。」老翁拿出一本书，说：「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十年以后你就会有所成就。十三年以后你到济北来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就走了。

天亮以后，张良看老翁给的书，正是《太公兵法》，此书相传为姜太公吕尚所作的兵书。张良很珍视这本书，按老翁嘱托经常学习诵读。

张良归属刘邦后，被任命为厩将。他多次用《太公兵法》给刘邦讲说，刘邦很欣赏张良，经常采纳他的计策。后来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被封为留侯，与韩信、萧何并称「汉初三杰」。

面对一个提出无理要求的古怪陌生老者的邀约，张良能够谦和宽容，三次信守承诺赴约，没有怨言，终于获得了老者认可，获赠奇书，助其成就大业。

朝堂之上——太史一家舍生直书

春秋时期，齐庄公看上了大臣崔杼的貌美妻子棠姜，崔杼恼怒之下杀害了齐庄公，立齐景公为君，自己做了国相。

对此，齐国太史伯如实记录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

崔杼虽然敢弒君，却不愿意在历史上背负弒君的恶名，他授意太史伯篡改历史，记录成齐庄公因病而死。太史伯不从，崔杼愤怒之下杀了太史伯。

继任的太史是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他还是如实写道：「崔杼弒其君——光」，结果又被杀了。

第三个太史是前两位太史的弟弟太史叔，他没有因两名兄长被杀而畏惧、犹豫，在明知说真话就性命不保的情况下，照样秉笔直书：「崔杼弒其君——光」，结果也被残忍杀害。

轮到四弟太史季时，依然是那句正义之词：「崔杼弒其君——光」。崔杼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任由史书如实记载。

这时，齐国的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担负其责，便带上早已写有「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的竹简向宫廷走去，准备冒死继续直书史实。中途得知太史季照实记录后没有被杀，才放心地返回去了。

古人为了信义可以不顾自己的生死，令人动容。

今人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他人的生死，令人叹息。

当今社会，诚信危机四起，人们互相见面，第一反应是防范与猜忌，尚未有交集，早已树起了一道高高的心理防线。不必说陌生人说的话不敢轻易相信，就连亲人、朋友间处理事务都要立字据、做公证，学历证书、食品药品、亲缘关系都能造假。在社会洪流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深受其害。

仍坚守人格操守者或许已意识到社会道德的下滑与沦陷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想力挽狂澜，但谈何容易？难道，「诚信」仅仅是一种全凭自觉的道德约束吗？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物极必反，事情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历史上的反面教训也应该足以让人醒悟慎行。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亡己亡国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废黜了申后和太子，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

褒姒不喜欢笑。周幽王就想尽一切办法逗她笑，而她却偏偏不笑。

周幽王设有烽燧和大鼓，有外敌来犯时就会举烽火。有一次，周幽王举烽火，诸侯都来了，却发现没有来犯者，褒姒这时才大笑起来。幽王发现这个办法好，竟然为了褒姒昏庸地多次举烽火骗诸侯匆忙赶来。

如此反复，周幽王逐渐失去了信誉，诸侯们渐渐地也就不再来了。

周幽王任用虢石父为卿士，主持国政。虢石父为人能说会道，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财利。国都中的人对此都很有怨气。

加之周幽王废黜了申后和太子，惹怒了申侯，申侯联合缯和属于西夷的犬戎攻打周幽王。

周幽王再一次举烽火征发诸侯的军队，但因为屡次被戏耍欺骗，这一次诸侯的军队都不来了。

周幽王最终死于骊山之下，褒姒被掳走，周人的财物被抢掠一空。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失信于人，终将孤立无援；失信于民，终将亡己亡国。

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

孔子回答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民众信任朝廷。」

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应该先去掉哪一项呢？」

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

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把「取信于民」看的比用以维持生命的粮食和用以作战的军备还重要，信任的力量无形胜有形。

古往今来，多少当权者只重视眼前利益、物质享乐，不在乎信誉道德。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亡国之君的败行或许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失信于民。

凡事有因必有果，人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为自己铺就未来之路。诚信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约束，更是决定国家存亡的基石。君欺民、父欺子，必然上行下效、民风腐败，终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参考文献：《史记》、《左传》、《谷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