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怀念我的外婆李德高

60年了，每年的八月，我都哆嗦，1966年的“红八月”给我心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终身难忘。

文革伊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里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消灭人口。”后来形势的发展印证这说法是其中的一个目的。

在国家机器的参与下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打手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纳粹法西斯冲锋队“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

像全国无数原本幸福快乐美满的家庭一样，“红八月”成了家道急转直下的分水岭，妖魔鬼怪红卫兵挥舞着铜头皮带、棍棒一时间把一个正常的社会搅得天昏打暗，先在学校打死校长、老师、出身黑五类的同学，又到社会上去抄家、打人、“红卫兵尽情倾泻他们的暴力，究竟打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红卫兵战歌”作者刘辉宣不打自招）

“打人”的背后是有首长鼓动的。还没有打人成风的时候，我们在教室里抄写首长讲话，里面有一段：“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应该。”我觉得不妙，中国历来运动很多，好像还没见过这种提法。

8月5日，我所在的高干子弟云集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女校长卞仲耘，掀起血雨腥风的大旗，全北京市全国紛紛仿效，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说，她亲自调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校长没受冲击的。

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在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进一步教唆红卫兵首领宋彬彬“要武嘛！”

打死人又掀起一个大高潮。

除了杀人还有越货，私人房产是红卫兵共产的主要目标之一，勒令房产主三天之内交出房契，不然全家扫地出门。

那个八月，别提我有多忙了，我妈妈在她当语文老师的女十三中被学校红卫兵剃头挨打，我和爸爸晚上冒雨骑自行车到中南海喊冤上访。

我又说服爸爸给我全部房契，急急忙忙冒着酷暑骄阳跑到马大人胡同，排弯弯曲曲的长队交房契放弃产权，免得全家被扫地出门。

还没歇口气，看见东四派出所和北京市各区一致的行动，在我家胡同口墙上贴出来的黑五类人员遣返回农村的名单，我外婆李德高的名字赫然在上。

邻居梁婶见我失魂落魄，哭着对我说：“多好的一个老太太啊！”

外婆被遣返回安徽舒城中梅河老家后，我1972年从监狱放出来回白洋淀插队的地方，把挣到的第一个五块钱捎给她，不久，她老人家病逝。

作者：陶洛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