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5-02-20 02:11

澳大利亚人Matthew Radalj 曾在北京经营一家服装公司。2020 年 1 月的一天早上，他去一家电子市场取修好的手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在中国监狱里度过了近五年。

据悉尼晨锋报报道，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四个月后，Radalj 讲述了他被抓的经历。2020 年 1 月 3 日，当他来到电子市场时，店主魏先生将他的 iPhone 11 修理价格提高了一倍多，要他支付3500 元人民币（767 澳元）。魏还提出替代方案——一个朋友愿意以 1000 元人民币买下Radalj 的这部手机，这样他就不必付修理费了。Radalj 均予拒绝。他支付了原来谈好的价钱，拿着手机离开。 

但他随即遭到了携带胡椒喷雾和电棍的保安人员的袭击。Radalj 说，他进行了反击，抓起胡椒喷雾喷向其中一名保安人员，并夺过警棍击晕了另一名保安人员。他跑到街上后，被一群暴徒制服。 

Radalj 说自己是敲诈勒索的受害者，也是中国司法系统的受害者。被捕后，他在拘留所遭受了残酷的对待，他曾被关在房间里很长时间，扬声器里播放着静电噪音，他还被迫脱光衣服，在北京零下的冬天站在室外。他没有钱，买不到牙刷、卫生纸或内衣，也不能给家人或朋友打电话，令他们越来越担心。

10 个月后，他承受不了酷刑，同意签署一份“宽大处理文件”，承认抢劫了自己的手机，以及暴力拒捕。 

在珀斯长大的Radalj说，在监狱里，他和大约 100 名囚犯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把杂志装进信封，在塑料袋里装满优惠券贴纸，组装小电子零件——然后回到他们狭小肮脏的牢房。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他只挣了不到 1 澳元。 

Radalj 说，他在北京第三看守所被关了 504 天，然后在北京第二监狱待了 1230 天。每天早上，囚犯们都会被迫在中共红歌的旋律下走进工厂。歌词深深地刻在Radalj的脑海里：我爱你中国。“中国的体制就是让你痛苦到极限，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不再是人了。”他说。 

随着疫情大流行，澳中关系恶化，监狱被封锁，领事访问变得困难，Radalj的处境更加恶化。“即使在警察局，他们也在说，‘你是澳大利亚人。这里是中国。澳大利亚不是我们的朋友’，”他说。

几乎没有办法独立核实Radalj的说法。直到上个月天空新闻主持人成蕾披露了他的案件之前，媒体上都没有关于他被捕、判刑或释放的报道。成蕾本人也曾因虚假指控在北京被监禁三年。 

曾在中国调查欺诈案的英国人Peter Humphrey在 2013 年也因虚假指控被北京关押。获释后他一直为被错误拘留的人发声。Humphrey说，Radalj的案子与他遇到的其他案子类似，都是警察和商贩合谋对付外国人。他说，逼供是中国司法系统的关键手段。 

中方坚称其司法系统遵循法治原则。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Radalj是 2024 年在中国被监禁的 64 名澳大利亚人之一，其中许多人是因与毒品相关的指控被监禁。他们的案件大多没有引起注意，通常是因为其家人被告知，维权只会使他们的亲人的处境更恶化。

Radalj表示，中国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安全、热情的目的地，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公民推出免签旅游政策。但澳洲政府警告澳人在中国旅游要高度谨慎，因为“存在被任意拘留或严厉执法的风险，包括其所谓的国家安全法”。 

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现在仍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Radalj对自己遭遇的严酷经历的描述与杨的遭遇的报道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