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自己跟一頭豬、一條狗沒有什麼區別

在我的腦袋最需要營養的時候，也正是大多數中國人餓得半死的時候。我常對朋友們說，如果不是飢餓，我絕對會比現在聰明，當然也未必。因為生出來就吃不飽，所以最早的記憶都與食物有關。

那時候我家有十幾口人，每逢開飯，我就要大哭一場。我叔叔的女兒比我大四個月，當時我們都是四五歲的光景，每頓飯奶奶就分給我和這位姐姐每人一片發霉的紅薯干，而我總是認為奶奶偏心，將那片大些的給了姐姐。於是就把姐姐手中的那片搶過來，把自己那片扔過去。搶過來後又發現自己那片大，於是再搶回來。

這樣三搶兩搶姐姐就哭了。嬸嬸的臉也就拉長了。我當然從一上飯桌時就眼淚嘩嘩地流。母親無可奈何地嘆息著。奶奶自然是站在姐姐的一面，數落著我的不是。嬸嬸說的話更加難聽。母親向嬸嬸和奶奶連聲賠著不是，抱怨著我的肚子大，說千不該萬不該不該生了這樣一個大肚子的兒子。

吃完了那片紅薯干，就只有野菜糰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東西，吃不下去，但又必須吃。於是就邊吃邊哭，和著淚水往下咽。我們這茬人，到底是依靠著什麼營養長大的呢？我不知道。那時想，什麼時候能夠飽飽地吃上一頓紅薯乾子就心滿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類歷史上恐怕也是一個黑暗的春天。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檐上的草。村子裡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起初死了人還掩埋，親人們還要哭哭啼啼地到村頭的土地廟去「報廟」，向土地爺爺註銷死者的戶口，後來就沒人掩埋死者，更沒人哭嚎著去「報廟」了。但還是有一些人強撐著將村子裡的死屍拖到村子外邊去，很多吃死人吃紅了眼睛的瘋狗就在那裡等待著，死屍一放下，狗們就撲上去，將死者吞下去。過去我對戲文里將窮人使用的是皮毛棺材的話不太理解，現在就明白了何謂皮毛棺材。

後來有些書寫過那時人吃人的事情，我覺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現象。據說我們村的馬四曾經從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燒吃，但沒有確證，因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

糧食啊，糧食，糧食都哪裡去了？糧食都被什麼人吃了呢？村子裡的人老實無能，餓死也不敢出去闖蕩，都在家裡死熬著。後來聽說南窪里那種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來吃。吃了拉不下來，憋死了一些人，於是就不再吃土。

那時候我已經上了學，冬天，學校里拉來了一車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個生癆病的同學對我們說那煤很香，越嚼越香。於是我們都去拿來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課，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我們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聲響。老師問我們吃什麼，大家齊說吃煤。老師說煤怎麼能吃呢？我們張開烏黑的嘴巴說，老師，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香極了，老師吃塊嘗嘗吧。

老師是個女的，姓俞，也餓得不輕，臉色蠟黃，似乎連鬍子都長出來了，餓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說，煤怎麼能吃呢？煤怎麼能吃？一個男生討好地把一塊亮晶晶的煤遞給老師，說老師嘗嘗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來。俞老師試探著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著，皺著眉頭，似乎是在品嘗滋味，然後大口地吃起來了。她驚喜地說：「啊，真的很好吃啊！」這事兒有點魔幻，我現在也覺得不像真事，但毫無疑問是真事。

去年我探家時遇到了當年在學校當過門房的王大爺，說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爺說，這是千真萬確的，怎麼能假呢？你們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餅，放在爐子里呼呼地著呢。餓到極處時，國家發來了救濟糧，豆餅，每人半斤。奶奶分給我杏核大小的一塊，放在口裡，嚼著，香甜無比，捨不得往下咽就沒有了，彷彿在口腔里化掉了。

我家西鄰的孫家爺爺把分給他家的兩斤豆餅在往家走的路上就吃完了，回到家後，就開始口渴，然後就喝涼水，豆餅在肚子里發開，把胃脹破，死了。十幾年後痛定思痛，母親說那時候的人，腸胃像紙一樣薄，一點脂肪也沒有。大人水腫，我們一般孩子都挺著一個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腸子在裡邊蠢蠢欲動。都特別地能吃，五六歲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碗野菜粥，那碗是粗瓷大碗，跟「革命先烈」趙一曼女士用過的那個差不多。

後來，生活漸漸地好轉了，基本上實現了糠菜半年糧。我那位在供銷社工作的叔叔走後門買了一麻袋棉籽餅，放在缸里。夜裡起來撒尿，我也忘不了去摸一塊，放在被窩裡，蒙著頭吃，香極了。

村子裡的牲口都餓死了，在生產隊飼養室里架起大鍋煮。一群群野孩子嗅著味道跑來，圍繞著鍋台轉。有一個名字叫運輸的大孩子，領導著我們高唱歌曲：

罵一聲劉彪你好大的頭，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輩子沒撈到飽飯吃，

唧唧喀嚓地啃了些牛羊骨頭。

手持大棒的大隊長把他們轟走，一轉眼我們又嗅著氣味來了。在大隊長的心目中，我們大概比那些蒼蠅還要討厭。

趁著大隊長去上茅房，我們像餓狼一樣撲上去。我二哥搶了一隻馬蹄子，捧回家，像寶貝一樣。點上火，燎去蹄上的毛，然後剁開，放在鍋里煮。煮熟了就喝湯。那湯的味道實在是太精彩了，幾十年後還讓我難以忘卻。

「文革」期間，依然吃不飽，我便到玉米田裡去尋找生在秸稈上的菌瘤。掰下來，拿回家煮熟，撒上鹽少許，用大蒜泥拌著吃，鮮美無比，在我的心中是人間第一美味。

後來聽說，癩蛤蟆的肉味比羊肉的還要鮮美，母親嫌臟，不許我們去捉。

生活越來越好，紅薯干終於可以吃飽了。這時已經是「文革」的後期。有一年，年終結算，我家分了290多元錢，這在當時是個驚人的數字。我記得六嬸把她女兒頭打破了，因為她趕集時丟了一毛錢。分了那麼多錢，村子裡屠宰組賣便宜肉，父親下決心割了五斤，也許更多一點，要犒勞我們。把肉切成大塊，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氣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還覺不夠，母親嘆一口氣，把她碗里的給了我。吃完了，嘴巴還是饞，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的葷油伴著沒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嚨像被小刀子割著，這就是吃肉的感覺了。

我的饞在村子裡是有名的，只要家裡有點好吃的，無論藏在什麼地方，我總要變著法子偷點吃。有時吃著吃著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將心一橫，不顧後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挨打挨罵。我的爺爺和奶奶住在嬸嬸家，要我送飯給他們吃。我總是利用送飯的機會，掀開飯盒偷點吃，為此母親受了不少冤枉。這件事至今我還感到內疚。我為什麼會那樣饞呢？這恐怕不完全是因為飢餓，與我的品質有關。一個嘴饞的孩子，往往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很差的人，我就是。

20世紀70年代中期，去水利工地勞動，生產隊用水利糧蒸大饅頭，半斤面一個，我一次能吃四個，有的人能吃六個。

1976年，我當了兵，從此和飢餓道了別。從新兵連分到新單位，第一頓飯，端上來一籠雪白的小饅頭，我一口氣吃了八個。肚子里感到還有空隙，但不好意思吃了。炊事班長對司務長說：「壞了，來了大肚子漢了。」司務長說：「沒有關係，吃上一個月就吃不動了。」果然，一個月後，還是那樣的饅頭，我一次只能吃兩個了。而現在，一個就足夠了。

儘管這些年不餓了，肚子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總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撈不到吃夠似的瘋搶，也不管別人是怎樣看我。吃完後也感到後悔。為什麼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吃呢？為什麼我就不能少吃一點呢？讓人也覺得我的出身高貴，吃相文雅，因為在文明社會裡，吃得多是沒有教養的表現。好多人攻擊我的食量大，吃起飯來奮不顧身啦，埋頭苦幹啦，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傷害，便下決心下次吃飯時文雅一點，但下次那些有身份的人還是攻擊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樣。

我的自尊心更加受到了傷害。再一次吃飯時，我牢牢記著，少吃，慢吃，不要到別人的面前去夾東西吃，吃時嘴巴不要響，眼光不要惡，筷子要拿到最上端，夾菜時只夾一根菜梗或是一根豆芽，像小鳥一樣，像蝴蝶一樣，可人家還是攻擊我吃得多吃得快，我可是氣壞了。

因為我努力地文雅吃相時，觀察到了那些攻擊我的小姐太太們吃起來就像河馬一樣，吃飽了後才開始文雅。於是怒火就在我的胸中燃燒，下一次吃那些不花錢的宴席，上來一盤子海參，我就端起盤子，撥一半到自己碗里，好一頓狼吞虎咽，他們說我吃相兇惡，我一怒之下，又把那半盤撥到自己碗里，挑戰似的扒了下去。這次，他們卻友善地笑了，說：莫言真是可愛啊。

我回想三十多年來吃的經歷，感到自己跟一頭豬、一條狗沒有什麼區別，一直哼哼著，轉著圈子，找點可吃的東西，填這個無底洞。為了吃我浪費了太多的智慧，現在吃的問題解決了，腦筋也漸漸地不靈光了。

1992年6月 （選自莫言散文作品集《會唱歌的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