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Adobe Stock）
文/清簫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滅掉大明之際，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他帶領大順軍自西長安門入，仰天大笑，彎弓搭箭，一箭射中坊之南偏。行至承天門時，他環視左右，揚揚得意，再度彎弓，指向門榜並對諸將士說：「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明史紀事本末》卷79）結果卻沒射中，瞬間尷尬。
回到大環境，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一度深得民心，北京的百姓「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定思小紀》）；京城內的明朝官員大多望風歸附，「衣冠介胄，叛降如雲」（《國榷》）。不過，投降大順的官員出發點未必都是棄暗投明，有些人只是恬不知恥地求榮求貴，如考功司郎中劉廷諫，當得知新政權嫌他太老，趕忙說：「太師若用我，我的鬍鬚自然會由白變黑。」還有個曾在明朝親近閹黨的少詹事項煜也向大順投降，大言不慚地說名節既然不能保全了，那就像管仲、魏徵那樣建立蓋世功名。然而這群見風使舵的烏合之眾，論德論才都比管仲之輩差太遠，不過是為自己洗白而已。
回想歷代興亡更替，群雄逐鹿，得江山者未必坐穩江山，誠如陸賈所言：「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李自成所在的十字路口亦是如此。他無疑是條好漢，但入北京後方針仍停留於追贓助餉，甚至對官紳嚴刑拷打。很多歸順者失望了，抱怨道：「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寇而已矣。」（《豫變紀略》）
除大順政權本身的過失外，另一關鍵人物的舉動亦影響了歷史的走向，他便是吳三桂。
明亡前夕，吳三桂接到崇禎的緊急勤王通知後，慢悠悠地回撤，安置百姓入關。但當得知崇禎在三月十九日自縊後，勤王對他而言已無必要了。考慮到江南的明朝殘餘勢力太遠，且關外的滿清既是宿敵又是異族，自己的父母還在大順控制下，於是他很快決定投降大順。這是吳三桂的一叛，即叛明降順。
歷史總是充滿意外，有時甚至是一個意外接一個意外。三月二十六日許，吳三桂的兵馬已走在前往北京覲見新君李自成的路上，而且離北京已經很近了，他卻忽然轉變立場，與李自成決裂。這是吳三桂的二叛，即驟叛大順。
看到這裡，許多讀者可能會馬上聯想到美女陳圓圓以及「衝冠一怒為紅顏」。多年來，人們習慣於認為吳三桂降清是因為他的愛妾陳圓圓被大順軍搶掠，把他視為一個浪漫人物。但事實真的這樣簡單嗎？
據張怡《謏聞續筆》，吳三桂聽說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索餉二十萬，頓時大驚，說「此誘我，剪所忌耳。」之後率兵退還。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載，吳襄「被獲將夾」，「知終不免，遣人貽書於子云。」之後「書達三桂，並不言被夾，而齎書人誤傳已夾。三桂大痛憤，以道里日期計襄必死矣。」這是第二種說法，即他聽說父親被捕且被追贓。大順軍追贓極可能使用刑拷，再加上送信人的誤傳，吳三桂擔憂父親安危，以為李自成召他必有詐。
彭孫貽《平寇志》記載了第三種說法，即吳襄家的奴僕趁亂逃出，見到吳三桂後謊稱「老將軍被收，一門皆為鹵。」吳三桂誤以為全家都被大順軍抄了，於是決裂。這是彭孫貽聽人轉述吳三桂的幕客所言。
能使吳三桂叛順的一定是關乎自身前途的事，因為他是個投機主義者，底線並不高。明亡前清廷就對他勸降過，他沒接受；明亡後他立即接受了大順的招降。他和麾下的關寧鐵騎長期與清兵敵對，正常人都不會投奔仇人，而二叛意味著他只有倒向滿清這一條路。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從情報中看出李自成的政權不改劫富濟貧的路線，必然坐不穩江山。
而「衝冠一怒為紅顏」也有其依據。據《吳三桂紀略》，吳三桂宣告和李自成決裂時充滿恨意，說：「不滅李賊，不殺權將軍，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釋。」這裡「權將軍」指強佔陳圓圓的劉宗敏。
李自成得知吳三桂叛變後，安撫吳襄，並以吳襄名義寫信勸他回心轉意。同時李自成也做好了戰爭準備，四月十三日率大順軍向山海關行進。
另一邊，吳三桂派使者向滿清借兵求助。四月十五日，清軍和使者意外相遇，對多爾袞來說這是個驚喜的「大禮」。在信中，吳三桂把自己營造成「亡國孤臣」的「忠義」形象，還說願意割地酬謝。他此時還不算投降，而是談合作。多爾袞當然不滿足於合作關係，於是拋出誘惑：「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清世祖實錄》），希望他投降。此時吳三桂倒向誰，近乎決定著大順和清軍孰勝孰敗。他手下的關寧鐵騎是前明朝最精銳的部隊。
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山海關大戰正式展開，吳三桂和大順軍激戰了一日夜。這場戰役影響中國近三百年，滿清和大順逐鹿的序幕正式拉開。
山海關大戰打得非常慘烈，「鱗次相搏，前者死，後者復進。」（《平寇志》）到二十二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明顯撐不住，畢竟人數不佔優勢。
為防大順軍搶先一步奪關，清軍二十一日急速南下，當晚抵達距山海關城十里處，二十二日早晨到達距關二里處，觀望戰局。由於戰況緊急，吳三桂親自突圍去見多爾袞，請求清軍支援。
其實多爾袞一直對吳三桂存有疑心，但經過觀察，見吳三桂狼狽如此，知道此時是絕佳的收買機會。他對吳三桂說：「昔為敵國，今為一家」（《山海關志》），並要求他盟誓。至此，吳三桂剃髮，正式降清，放清軍入關。
大明覆亡前，山海關沒有一次被八旗攻破過，如今清軍竟以這樣不費吹灰之力的方式進關，若袁崇煥、孫承宗在天之靈見此，不知會有多悲痛！
多爾袞並沒有立刻出兵，而是按兵不動，並告誡清軍：「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明季北略》），暗中觀察吳三桂是否真降以及李自成兵力如何，坐收漁翁之利。等看到吳三桂實在撐不住時，清軍突然殺出，至此強弱易勢，大順軍陣容大亂，李自成下令急撤。
之後，李自成將一腔怒火發泄在吳三桂家屬身上，決定處斬吳襄，並殺死吳家數十口。
山海關大戰後，李自成放棄了北京，給滿清留下佔據中原之機。五月初二，多爾袞率清軍進入北京。
再看南京，三月十九日明亡以前，官府收到的最後一份來自崇禎帝的詔書是緊急勤王詔，之後北方局勢如何，對南京的明朝官員而言可謂疑雲重重，所以他們做出了一些過時的舉動。四月初一，史可法號召天下臣民勤王，四月初七帶兵渡江，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時崇禎已死，北京已淪。
當時北方大亂，音訊不暢，真假難辨。有人訛傳崇禎航海南下，太子朱慈烺也成功逃出，但事實上三個皇子都已被大順軍控制。當得知北廷覆滅後，南京官員驚覺空歡喜一場，南宋歷史恐將重演。縱然淮河以南大多數地方仍屬明朝，但無主之國何能長久。此時重中之重便是確立新君。
回顧大明277年，除靖難之役和奪門之變外，皇位交接基本上都是有序的。但在1644年四月半壁江山殘局之下，崇禎及其皇子均不在，只有從諸藩中挑選，掀起巨大紛爭。
依倫序，應先考慮福王朱由崧，其次是桂王、惠王。但當時很多人主張迎立潞王，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東林黨領袖錢謙益，表示立潞王即「立賢」。也有堅持倫序者建議史可法早迎福王臨蒞南京。
從地理上看，福王和潞王離南京較近，就在淮安；而桂王、惠王1643年就已逃往廣西。再看輩份，現在的福王朱由崧是萬曆帝的孫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長子；潞王朱常淓是萬曆帝的侄兒。潞王、桂王、惠王都比崇禎高一輩。朱元璋《皇明祖訓》規定：「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比如正德後嘉靖繼統，以及天啟後崇禎繼統就是兄終弟及。找崇禎的繼承人，比他高一輩的藩王是不合適的。綜合來看，福王最適宜。
此時江南一部分官員之所以反福王，是因為萬曆至天啟年間的舊恩怨。史可法在爭論面前猶豫了，他既贊同依照倫序，也想照顧反福藩者的意見，畢竟自己也是親近東林的。史可法曾認為，若立福王這種缺少主見的，朝廷由君子主管，未必是壞事，「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姜曰廣《過江七事》）這種觀點隨後惹起軒然大波，支持潞王者一片嘩然。
為難之際，史可法約鳳陽總督馬士英秘密商議。他為何專門找馬士英呢？因為馬士英掌握實際兵權。
史可法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擁立桂王，在倫序和反福之間達成平衡。
原本史可法和馬士英已經商定，「以親以賢，惟桂乃可。」（《過江七事》）之後史可法詢問南京其他高層的意見，得到認同，於是禮部準備到廣西迎接桂王。
意外卻在此時發生：曾在萬曆朝服侍老福王的太監盧九德對此不滿，於是勾結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擁立小福王朱由崧。山東總兵劉澤清原先擁立潞王，聽聞三鎮立場後，見風使舵倒向福王一邊。
馬士英原想炫耀一番，以為自己是擁立桂王的第二功臣，突然聽聞三鎮擁福後大驚。為保自身權力，馬士英立刻背信棄義，轉舵向福王表忠。他與四鎮掌握兵權，南京諸臣得知後無可奈何。「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明史》卷308）最終，擁福派爭得上風，福王黃袍加身，立桂化為泡影。
馬士英不僅背棄了與史可法之間的協議，還將史可法反對福王的話視為把柄。據《明史》卷274，「馬士英潛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諮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馬士英還故意渲染說，聽聞南中有臣尚懷異議，因此勒兵五萬防備。足見小人之心。
而史可法只得在失望與後悔中接受了現實。後人對史可法的人品普遍評價很高，但這件事上他一開始就不該寡斷；且錯信馬士英，令人遺憾。圍繞福、桂、潞王的紛爭至此以戲劇性的方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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