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看傳媒
一直以來，上公校還是私校都是媽媽群里永恆討論的話題，划算不划算、人脈與學費、全面發展與高考…
有些普通家庭父母頂著壓力，做出犧牲也要把孩子送進私校培養；而有些父母則會為孩子選一個滿意的公校，省下來的學費可以「另作它用」，正如本文所列舉的「實物價值」…
而面對學費的「步步緊逼」，一些家長們不得不開始權衡精英教育的有形價值。也就是說在其他領域進行相對的等價權衡考量，比如，是斥巨資送孩子上私校，還是省下這筆錢帶孩子旅行、給家裡新添一輛車，家長們會怎麼選擇呢？
相信很多家長們之前也考慮過類似問題，如今，澳洲的一些專家學者們就這一問題，經過一系列的調查數據、研究分析後，給出了他們的意見建議。那麼，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專家學者們怎麼說。
研究數據表明：在澳洲上私校還是很值的…New England大學教育講師Sally Larsen表示：「公立和私立學校學生的學習成績差異，其實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學根本沒有什麼區別，然而到了高中區別就顯露出來了，因為家庭富裕的孩子被送進了私校。」
獨立研究中心教育項目主任Glenn Fahey表示：「一旦考慮到學生的背景（包括社會經濟地位），私立教育幾乎不會帶來整體增值。根據以往的數據顯示，學生的背景，主要是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況，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但澳洲應用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Gary Marks表示：「除了社會經濟地位之外，上私立學校、獨立學校、天主教學校和公立學校，還有一種遞增的好處。ATAR的高分學霸大多數來自私立學校，而且他們相對來說更容易考上大學，這對以後的工作就業和收入都有著巨大的影響。」
Marks通過對一些數據的研究發現，就讀私立學校的學生取得的ATAR成績比就讀公立學校的學生高出五六分。他將這種差異歸因於教學標準、紀律和成績優異的亞文化。
Marks補充道：「我認為在私立學校，他們有著更高的教學標準，而且課程設置也更加合理，理所當然的對學生的期望也就更高，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學生也會取得優異的成績。
除此之外，在學校表現的好可能是一種亞文化，如果孩子闖禍惹事，那他可能會被開除。」根據目前為數不多的數據顯示，私立學校學生的失業率低，收入高，而且他們畢業後的工作職位也會較高。這很大程度得益於他們取得的學位。
家長們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孩子成績非常優秀或者非常差勁，那麼你把他送進私校後，不會和現在有太大區別，不值得你斥巨資送他上私校；而如果你的孩子成績屬於中等偏上，那麼上私校或者精英學校可能會對他們的ATAR有一點提升，這也將直接影響到他接下來是否能考上好的專業，學習王牌專業。
雖然有一些國際研究表明，私立學校有時可以通過「同伴效應」（peer effect），使學生從中受益。但Larsen表示：「這種影響可能比人們想像中要小的多，而且私立學校的成本與其收益不相稱。孩子們所讀的學校，是他們在學業和社交方面取得成就的眾多因素之一。但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讀私立學校所獲得回報和付出的成本是不相等的。」
Marks表示：「對於一些人來說，他們不上私立學校，認為把省下來的這筆錢投資到其他地方會更好。比如說存到銀行，從而收取利息，這是可以理解接受的。
但是我不認可把錢花費在海外旅遊等一些事情上，有些父母認為帶孩子去旅行，可以豐富知識，開拓視野，增長閱歷，實際上，這些內容對孩子來說是否有什麼明顯的意義，還有待商榷。」
在獨立研究中心對1000多名家長的調查中，有43%選擇公立學校的家長，和30%選擇天主教學校的家長表示：如果不是因為費用問題，他們會做出不同的選擇，選擇公立學校的家長更在意費用。
兩年前，Redfern的一位媽媽Maria Vlezko，將女兒從公立學校轉到了Glebe的International Grammar School後，女兒的學習情況很快就的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Maria Vlezko激動的說到：我對她以前的學校非常不滿意，在課堂上，孩子們得不到應有的關注，甚至如果有學生表現好的話，還會遭到同學的嘲笑。久而久之，我女兒開始對上學提不起興趣…
新學校的課外活動，和多元文化是我決定轉向私立學校的重要因素。自從轉到新學校後，女兒Anastasia無論是性格還是學習上，都有很大的變化。在這裡，有音樂、戲劇、國際象棋、編程等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非常的豐富多彩。老師也能很容易關注到Anastasia，了解她在學習中的優勢和不足，並給予有效的建議。
而且還有很多來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他們相處的非常融洽。我對這裡的環境、氛圍、老師、教育理念等都非常滿意。雖然每年近3萬澳元的學費對於我的家庭來說，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但是這用來投資孩子的未來，我覺得是值得的，畢竟女兒的人生只有一次，我們也只有這一次機會。
悉尼50多位大佬母校名單曝光，原來她們畢業於這些學校。在澳洲，一個人曾經就讀的學校，往往會被認為是他們社會資本、人脈和價值觀的縮影，以及她們性格的暗示….
就像在悉尼，有調查數據就顯示，人們最喜歡問的問題之一就是：「你在哪裡上學？」因此對於很多澳洲孩子來說，在什麼學校讀書，真的十分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
近日《Sun-Herald》在對50多名悉尼最具影響力的人(影響城市政治、商業和文化的人）就讀的學校進行了分析後，發現在這份名單里，有23個人都曾就讀於高大上的大牌學校。這一比例幾乎佔了整個名單的一半比例！
其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就讀於私立學校！
而這個比例在男性中更高，名單里有四分之三的男性上過私立學校。名單里只有大約一半的女性曾就讀於私立學校。與此同時，調查還顯示，名單里有五分之四的人，就讀於公立和私立的單性別學校。
比如，現任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曾就讀於悉尼男子私校St.Mary』s Cathedral College。
另據名單顯示，Atlassian的創始人Scott Farquhar，曾就讀於公立精英學校，James Ruse Agricultural High。
賽車、橄欖球聯盟老闆Peter V』Landys，在回憶自己的學生歲月時，也表示，為自己在North Wollongong就讀的Keira Boys High School公立學校，感到自豪，還有澳洲前總理Scott Morrison和前新州州長Gladys Berejiklian，也都曾接受過精英公立教育。
他們分別就讀於：Sydney Boys』 High School、Peter Board High School。
還有明星大廚Neil Perry，他曾在Athletics Association of Great Public Schools上學直到10年級，後來又轉學去了Drummoyne Boys』 High School。
而令人驚奇的是，通過調查發現，在這些最具影響力的人的周圍，也總是圍繞著很多同樣具有影響力的人，其中，他們彼此的關係，多為老校友關係！在對50多名悉尼最具影響力的人中，有近10%的人，就讀於同一所天主教男校：St Ignatius。
從這所學校里走出的傑出人物包括：
悉尼天主教大主教Anthony Fisher
有影響力的廣播員Ben Fordham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Tom Bathurst
悉尼科技大學UTS的校長Attila Brungs
一位前總理Tony Abbott
……
另外還有Bellevue Hill的Cranbrook，以及Wahroonga的Knox Grammar，也都深受名單上的大佬們的青睞，成為出現最頻繁的學校之一。從這些學校里走出的傑出人物就包括，悉尼大學校長Mark Scott、博彩業大亨James Packer、億萬富翁科技大亨Mike Cannon-Brookes……
悉尼50多位頂級大佬具體就讀學校如下，媽媽們可以了解一下，作為以後為娃擇校的參考對象：
大佬們扎堆同一所學校，足以說明，一個好學校的重要性——總能培養出更多傑出的人物。
據調查顯示，與其他領域相比，某些領域的畢業生出現「撞校」的現象。像在政治、法律領域，很多的傑出的人物，都是來自收費高的私立學校。而在酒店服務業、藝術、體育甚至商業領域，則來自公立學校的學生，佔據了更突出的位置！
藝術行業大佬就讀的學校：
明星所就讀的學校：
來自昆士蘭大學AIBE性別平等中心的Terry Fitzsimmons博士也表示，「法律、醫學等都是古老而傳統的領域。它將有一種圍繞傳統、追隨和規則的完整的文化，並實施等級制度。面對這種有著深厚傳統的文化，非傳統的群體是更難獲得成功的！」
比如，澳大利亞橄欖球協會的老闆和許多董事會成員，都曾就讀於Shore School。
Olympics老闆John Coates、住房貸款巨頭John Symond，以及評論員Gordon Bray，曾就讀於Homebush Boys』 High Schook。
Powerhouse Museum的老闆Lisa Havilah、代表Julian Assange的人權律師Jennifer Robinson，曾就讀於Nowra北郊的Bomaderry High。
新聞集團執行董事長Michael Miller上的是Knox Grammar。
九號新聞集團首席執行官Mike Sneesby上的是Shoalhaven High。
ABC主席Ita Buttrose上的是Dover Heights Home Science School(現已不復存在)。
反對黨教育發言人和前副領導人Tanya Plibersek就讀於Jannali Girls High School。
媒體大佬Fordham曾就讀於St Ignatius。
投資銀行家Matthew Grounds曾就讀於Sutherland Shire的Woolooware High School。
…….
孩子上什麼樣的學校，真的和以後的發展有著巨大的關係，而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孩子上什麼學校，也似乎在不知不覺中，幫孩子們建立了初步的自信與不錯的人脈。
話說，如果能有幸和大佬們成為校友，也算是多了一塊「敲門磚」吧！
文章來源：媽媽幫澳洲
作者：余良 無限浩瀚的宇宙誕生比沙粒還小的地球，渺小的地球卻誕生了燦爛繽紛的萬物。「萬物」分兩大類：無生命意識、不能隨意走動的山海、沙漠、大地、林木、花草等等，統稱「靜物」；有生命意識、能隨意走動的人類、獅虎、牛羊、蛇鼠、魚蝦、蚊蠅等等，統稱「動物」。 動物有高低級之分；人類有智慧、語言、文字等等，萬物之靈，自是高級動物；其餘全是低級動物，低級動物的天性不是弱肉強食就是避凶逃生。人類又分正邪兩大類：安分守己、為安樂太平各司其職是為正。逞強鬥勇、貪婪無度、害人害己、至死方休是為邪。 地球為了永遠存續，有其自然法則：天地、日月、水火、風雨、日夜等等，循環交替，生生不息， 統稱「陰陽平衡」。人類為了生存，也有其自然法則：男女、大小、老幼，動靜勤閑、生老病死，也為了「生生不息」。 自然界的「對立統一」，乃是符合天理，是自然規律；但人類的邪派惡黨，卻做盡違背天理的惡行，摧毀陰陽法則。如戰爭、暴政、愚行、屠殺等等導致天量人民無辜死傷、逃亡、流離、孤兒、屍山血海、血淚斑斑、千里赤地。 自然界雖有天災如火山、地震、海嘯、旱澇、龍卷風等等，畢竟相對較少，傷害也較小。萬靈的人類可利用人力、資源，科技等等加以預測、防止、克服、避免，減少傷亡和損失。但人禍卻是強加於人、無事生非，互害互耗，甚至致使萬民陷入無邊苦海還洋洋自得。惡人惡行，罪惡滔天。 縱觀人類有記錄的歷史，危害人類生存發展，其規模和廣泛殺傷力，人禍大大超越天災。此外、天災與人禍兩者兼有的瘟疫（病毒）和山火，前者導致約兩億人死亡，後者嚴重破壞自然生態。人類死於各種意外難計其數。可知人類為了生存，已不容易，而人禍更是雪上加霜、推波助瀾、火上澆油。 大多數戰爭是邪惡，時間越久，人民死傷越多，罪惡就越大。兩次世界大戰死亡接近一億人。戰爭的原因是爭奪霸權和極端民族主義，統治者有極端邪惡之心。 美國立國兩百五十年來，內戰和對外大小戰爭兩百多次，造成的各國軍人與人民直接、間接死亡一千多萬。戰爭最大原因是立國之戰、與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之爭如越戰，反恐如阿富汗戰爭，以及其他對外爭霸。如果加上其他國家，兩百多年來全球死亡人數約一億，如果算上「有史以來」，全球死亡人數可能超過四億。 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中國，雖然朝代交替大多有戰爭，但為時不長，和平年代約佔十分之九，戰爭時代只佔一成。雖然如此，戰爭造成的百姓死亡卻是海量之巨。最慘烈的戰爭是唐朝的「安史之亂」，七年死亡三千六百萬，西漢末年，五十五年戰爭，死亡四千九百萬，三國混戰近百年，死亡四千萬。抗日戰爭，死亡四千五百萬，太平天國死亡最少五千萬。清朝滅明，戰爭長達六十五年，死亡五千萬。還未列入春秋戰國、元朝滅宋、近代國共內戰、抗美援朝、對越、印、蘇等等大大小小之戰爭。 僅在二十世紀，全球人類死於暴政大約兩億，如果加上「有史以來」，人類死於暴政與戰爭各有千秋。因為戰爭有抵抗，有勝負，有限度，暴政是人民沒有還手之力，全是「待宰羔羊」，越反抗，死越多。統治者權力不受限制，像瘋子那樣殺人如麻」、還自炫「政績」。 戰爭有時是為了生存，也有宗教、種族衝突原因，但暴政之屠殺是蓄意而為。故有「暴政猛於虎」之說，「種族滅絕」、「反人類」之罪。 二十世紀，人類死於大屠殺主要是九十年代的盧安達和七十年代的紅色高棉。前者在一百天死亡近一百萬人，佔全國人口八分之一，其原因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種族矛盾；後者在三年零八個月造成兩百多萬人死亡，佔全國人口約三點五份之一。其原因是極端馬列毛主義思想---純潔無產階級隊伍，是暴政與蓄意大屠殺疊加。無辜百姓、男女老少死傷慘烈，生靈塗炭。 斯大林時期的暴政僅僅在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就導致四百五十萬人死於飢荒，加上常年政治清洗，總死亡人數近億。毛澤東時期的「大躍進」運動導致大飢荒，死亡三千多萬，其他各種階級鬥爭、文革等等政治運動致死人數也以千萬計。有學者估計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共死亡七千五百萬人，還未加上計劃生育運動、廣東人民逃亡香港、「解放西藏」、河南農民輸血導致的艾滋病等等慘烈事件。…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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