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d Battin MP
2月26日，維州自由黨新任黨魁Brad Battin MP 協同大都會東北區上議員Richard Welch MP在Box Hill Centro走訪了當地商家，傾聽小生意主講述他們經營生意的處境。
Brad Battin MP去年12月27日在自由黨內選舉中成為新任維州自由黨領袖。他當過警察，經營過小生意Delight Bakery麵包房，外界看好他能在2026年帶領自由党參加州大選。他用一個詞概括自己的領導風格——「協商」。在本報的採訪中，他分享了對維州商業環境的看法，並闡述了自己未來的政策藍圖。他表示，若能成功當選州長，他將專註於降低稅收、改善投資環境、強化社會治安，並為小企業提供更多支持，以推動維州經濟的復甦和可持續發展。
記者: 您在走訪小商家後，如何評估當前維州的商業環境？
Brad Battin MP: 現在的商業環境非常嚴峻。我在與企業主交流時，聽到最多的問題就是稅收負擔過重、生活成本上漲影響消費能力、原材料供應短缺，甚至連獲取基本原材料（比如雞蛋）都成了問題。此外，工資成本和租金上漲也給企業帶來了巨大壓力。所有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讓許多企業主陷入困境，掙扎著維持經營。
記者: 這些挑戰是否讓您回想起當初經營麵包房的日子？當時您遇到過哪些困難？
Brad Battin MP: 當然會有一些共鳴。我當年經營的麵包店是一家瀕臨倒閉的生意，我們用了很長時間才把它穩定下來，並逐步實現盈利。那個時候的經濟環境和現在不太一樣，我們能夠通過內部調整、優化效率來改善經營狀況。但今天的企業面臨的挑戰更大，比如稅收和土地稅大幅增加，這些成本最終都會轉嫁到租金上。現在的租金水平要比我當年的店鋪租金要翻一倍甚至更多，這讓許多小企業根本無法承受。
記者: 如果您當選維州州長，會採取哪些政策來幫助企業？
Brad Battin MP: 我們非常關注稅收問題，並一直在推動稅收改革。我們需要進行一次全面的稅收審查，確保維州的稅收政策更加合理，能夠吸引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如果經濟能夠良性增長，稅收來源自然會更加穩定。
我們希望制定一個長期的十年計劃，而不是短期的權宜之計，讓企業主對未來有明確的預期和信心。當企業決定投資時，他們需要看到穩定的政策環境，而不是政府因為財政困難就隨意增加稅收。我們要確保企業可以獲得穩定的投資回報，同時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讓市場自然發展。這樣，整個商業生態才能健康發展，社會也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最終讓維州的經濟重新繁榮起來。
記者: 作為自由黨的新領袖，你會為黨派帶來哪些新方向？
Brad Battin MP: 我認為能為自由黨帶來的最大改變，是我本身的背景。我曾是一名警察，也經營過小生意，並且生活在維州的遠郊Berwick。相比於之前的大多數黨魁，他們都住在市中心，對於遠郊的基礎設施不足缺乏深刻的理解。而我每天都要從遠郊開車進入市區，我切身體會到基礎設施不足帶來的不便，也真正了解這些被忽視社區的需求。
同時，我的商業背景讓我更明白政策變動對企業意味著什麼。很多時候，政府一紙政策就能讓企業的運營成本大幅增加，但他們卻從未考慮過這些政策對小企業的實際影響。我希望能夠改變這一現狀，讓自由黨的政策更加符合企業和普通居民的利益。
記者: 維州自由黨已經在反對黨位置上超過10年，如果成為執政黨，您和您的團隊是否做好準備？
Brad Battin MP: 是的，我們正在做執政過渡的相關準備。我們設立了影子內閣專門負責過渡到政府的相關工作，並與商業協會、基礎設施組織、法律專家等展開合作，確保當我們執政時可以迅速推動改革。
我們會有清晰的施政計劃，包括上任100天的短期目標、6個月的政策落實方案、以及1年的長期施政藍圖。到2026年11月28日大選時，我們的所有政策和立法議程都會完全準備就緒，以確保上任後能夠迅速改善維州的經濟和社會狀況。
記者：如果您當選維州州長，您第一個任期的施政重點是什麼？
Brad Battin MP： 第一任期的重點是打擊犯罪。在維州許多地區，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問題已經失控。我們希望確保有足夠的警力，加強警察巡邏，讓人們在社區和家中都能感到安全。並使司法系統真正為受害者服務，而不是偏向犯罪者。在解決這一優先事項後，我們將致力於讓維州重新成為最佳投資地。
目前，我們對維州和墨爾本的自豪感有所下降。如果你在街頭走走，會看到太多的空置商鋪、無人問津的高樓，以及被遺棄的地區。我們希望吸引人們重新投資這些社區，一旦有了投資，我們就能在長期內實現必要的改善。
記者: 您如何應對維州的債務危機？
Brad Battin MP: 我們首先要解決政府的預算浪費問題。例如，最近的審計報告顯示，政府在基礎設施項目上的超支達117億澳元。如果這些資金能得到更有效的管理，我們可以減少債務，同時提高政府服務的效率。
此外，我們需要引入更多現代化的政府管理手段，比如利用人工智慧（AI）和數字技術，提高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作效率，以減少不必要的行政開支。
記者: 華人社區的主要關切問題包括生活成本、能源賬單上漲、教育資源緊缺和醫療服務萎縮。你會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Brad Battin MP: 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政府預算管理不善，導致公共服務資源分配不合理。如果我當選，我們將優化預算管理，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讓每一位居民都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質量。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許多家長因為對公立學校缺乏信心，紛紛選擇把孩子送進私立學校，這說明公共教育的投入存在嚴重不足。同樣，醫療系統中很多資源被浪費，而一線醫護人員卻面臨工作負擔過重的問題。我們需要更合理地分配資源，確保資金真正用於改善關鍵領域。
記者: 你如何評價當前維州政府的表現？你最不認同哪些政策？
Brad Battin MP: 維州政府的負債已經高達1878億澳元，但政府的解決方案卻是增加稅收，而不是優化預算。這種做法直接打擊了最努力工作的人，比如小企業主、房產投資者等。
另一個我最不認同的政策是基礎設施規劃的混亂。政府缺乏長期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許多項目反覆變更，比如機場鐵路建設反覆被取消或延後。這種缺乏遠見的規劃，不僅浪費了納稅人的錢，也影響了維州的長期發展。
記者: 你對華人社區有什麼話想說？
Brad Battin MP: 華人社區對維州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在商業和城市建設方面，比如Box Hill已經成為維州最繁榮的商業中心之一。我希望能夠進一步優化商業環境，讓更多投資者願意在這裡發展。
我也希望與華人社區加強合作，確保政府的決策能夠真正符合大家的需求。華人社區一直以來都注重家庭、教育和商業發展，這些價值觀與我們的政策方向高度一致，因此我非常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互動和合作。
作者：余良 無限浩瀚的宇宙誕生比沙粒還小的地球，渺小的地球卻誕生了燦爛繽紛的萬物。「萬物」分兩大類：無生命意識、不能隨意走動的山海、沙漠、大地、林木、花草等等，統稱「靜物」；有生命意識、能隨意走動的人類、獅虎、牛羊、蛇鼠、魚蝦、蚊蠅等等，統稱「動物」。 動物有高低級之分；人類有智慧、語言、文字等等，萬物之靈，自是高級動物；其餘全是低級動物，低級動物的天性不是弱肉強食就是避凶逃生。人類又分正邪兩大類：安分守己、為安樂太平各司其職是為正。逞強鬥勇、貪婪無度、害人害己、至死方休是為邪。 地球為了永遠存續，有其自然法則：天地、日月、水火、風雨、日夜等等，循環交替，生生不息， 統稱「陰陽平衡」。人類為了生存，也有其自然法則：男女、大小、老幼，動靜勤閑、生老病死，也為了「生生不息」。 自然界的「對立統一」，乃是符合天理，是自然規律；但人類的邪派惡黨，卻做盡違背天理的惡行，摧毀陰陽法則。如戰爭、暴政、愚行、屠殺等等導致天量人民無辜死傷、逃亡、流離、孤兒、屍山血海、血淚斑斑、千里赤地。 自然界雖有天災如火山、地震、海嘯、旱澇、龍卷風等等，畢竟相對較少，傷害也較小。萬靈的人類可利用人力、資源，科技等等加以預測、防止、克服、避免，減少傷亡和損失。但人禍卻是強加於人、無事生非，互害互耗，甚至致使萬民陷入無邊苦海還洋洋自得。惡人惡行，罪惡滔天。 縱觀人類有記錄的歷史，危害人類生存發展，其規模和廣泛殺傷力，人禍大大超越天災。此外、天災與人禍兩者兼有的瘟疫（病毒）和山火，前者導致約兩億人死亡，後者嚴重破壞自然生態。人類死於各種意外難計其數。可知人類為了生存，已不容易，而人禍更是雪上加霜、推波助瀾、火上澆油。 大多數戰爭是邪惡，時間越久，人民死傷越多，罪惡就越大。兩次世界大戰死亡接近一億人。戰爭的原因是爭奪霸權和極端民族主義，統治者有極端邪惡之心。 美國立國兩百五十年來，內戰和對外大小戰爭兩百多次，造成的各國軍人與人民直接、間接死亡一千多萬。戰爭最大原因是立國之戰、與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之爭如越戰，反恐如阿富汗戰爭，以及其他對外爭霸。如果加上其他國家，兩百多年來全球死亡人數約一億，如果算上「有史以來」，全球死亡人數可能超過四億。 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中國，雖然朝代交替大多有戰爭，但為時不長，和平年代約佔十分之九，戰爭時代只佔一成。雖然如此，戰爭造成的百姓死亡卻是海量之巨。最慘烈的戰爭是唐朝的「安史之亂」，七年死亡三千六百萬，西漢末年，五十五年戰爭，死亡四千九百萬，三國混戰近百年，死亡四千萬。抗日戰爭，死亡四千五百萬，太平天國死亡最少五千萬。清朝滅明，戰爭長達六十五年，死亡五千萬。還未列入春秋戰國、元朝滅宋、近代國共內戰、抗美援朝、對越、印、蘇等等大大小小之戰爭。 僅在二十世紀，全球人類死於暴政大約兩億，如果加上「有史以來」，人類死於暴政與戰爭各有千秋。因為戰爭有抵抗，有勝負，有限度，暴政是人民沒有還手之力，全是「待宰羔羊」，越反抗，死越多。統治者權力不受限制，像瘋子那樣殺人如麻」、還自炫「政績」。 戰爭有時是為了生存，也有宗教、種族衝突原因，但暴政之屠殺是蓄意而為。故有「暴政猛於虎」之說，「種族滅絕」、「反人類」之罪。 二十世紀，人類死於大屠殺主要是九十年代的盧安達和七十年代的紅色高棉。前者在一百天死亡近一百萬人，佔全國人口八分之一，其原因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種族矛盾；後者在三年零八個月造成兩百多萬人死亡，佔全國人口約三點五份之一。其原因是極端馬列毛主義思想---純潔無產階級隊伍，是暴政與蓄意大屠殺疊加。無辜百姓、男女老少死傷慘烈，生靈塗炭。 斯大林時期的暴政僅僅在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就導致四百五十萬人死於飢荒，加上常年政治清洗，總死亡人數近億。毛澤東時期的「大躍進」運動導致大飢荒，死亡三千多萬，其他各種階級鬥爭、文革等等政治運動致死人數也以千萬計。有學者估計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共死亡七千五百萬人，還未加上計劃生育運動、廣東人民逃亡香港、「解放西藏」、河南農民輸血導致的艾滋病等等慘烈事件。…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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