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菲

2025年復活節周日，陽光明媚，微風輕拂。我與幾位家人和朋友坐在富士貴(Footscray)中心Albert街Kmart旁的Nan』s Bakehouse，一邊品著咖啡，一邊閑話家常。店面不大，顧客稀少，我們坐在一個僻靜的角落。透過玻璃窗望出去，街道上少了往日的車水馬龍與熙熙攘攘，顯得格外冷清。空氣中瀰漫著一絲沉靜，毫無節日應有的歡快氣息。

因為這反常的冷清，我們的話題很快轉向了4月17日——那起震驚社區的槍擊事件。

我說：「大前晚看電視時，忽然聽到一陣震耳欲聾的螺旋槳聲。我立刻衝出房間，只見一架警用直升機正懸停在夜空中。當時我就意識到，富士貴中心肯定出事了。直到前晚看新聞，才知道原來就在這家店前面的步行區，兩名警察開槍擊斃了一名持刀男子。」

霏接著說：「那天晚上我九點下班，從墨爾本回來，路過這裡大約是九點半。遠遠就看到整條街已經被警察拉起封鎖線。我昨天在新聞里也看到了相關報道。」

苗插話道：「我室友正好在事情發生時經過Paisley街和Albert街的交叉口。她說當時街上還有不少行人。她先是聽到了幾聲槍響，然後就看到一個人應聲倒在了人行道上，兩名持槍警察慢慢走近那名倒地者。」

大衛皺眉問：「兩個警察對付一個拿刀的人，為什麼不用電擊槍或者胡椒噴霧？非得開槍？」

卓說：「警察這份工作不容易。還記得去年四月悉尼Bondi Junction Westfield購物中心的那起持刀殺人案嗎？六人遇害，十二人受傷。幸好趕到現場的女警果斷擊斃兇手，否則傷亡可能更慘重。街上人多，死者又揮舞著刀，警察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刻開槍是本能反應，根本來不及細想。」

霏點頭道：「富士貴這兩年治安每況愈下。街頭經常能見到流浪漢、醉酒者和吸毒者，晚上下班走回家時我常常感到不安。就連白天，我也會刻意避開從Paisley街通往Irving街的Nicholson街那一段。那段路近年來成了『非洲街』，街上幾乎見不到其他族裔，讓人感覺那裡的街道氛圍與整個富士貴格格不入。」

我輕嘆了一口氣，說：「我也深有同感。富士貴這些年的變化，真的讓我感到心痛。每當看到店鋪門窗的塗鴉、被砸碎的玻璃櫥窗、路邊散落著空酒瓶和注射針筒，心裡總會湧上一陣不安。」

大衛問：「造成現在這種社區治安狀況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這麼複雜、又如此敏感的問題，哪是一時三刻能說得清的？

離開咖啡館後，我獨自沿著市中心走了一圈。Barkly街上，兩家店鋪的鋼化玻璃櫥窗被砸碎，裂紋如蜘蛛網般蔓延開來。沿街商鋪門窗的塗鴉彷彿在無聲地訴說著黑夜中遭受的凌辱。

兩晚前槍擊事件的發生地附近，幾位非洲裔男子坐在街邊的長椅上，另有幾人站在他們面前圍成一圈，氣氛凝重低沉，彷彿連空氣都凝固了。

復活節過後，各大媒體紛紛報道這起警察開槍致死事件。據《The Age》4月23日和26日的報道，死者名為Abdnasir Abdulaha Salad（ 「薩拉德」，又名 Ahmed），35歲，來自索馬利亞，是一位在澳大利亞生活多年的難民。據稱他患有精神疾病，長期露宿街頭，當地的慈善機構和很多本地無家可歸者都認識他。

根據報紙刊登的照片，我記得也曾在富士貴中心與他插肩而過。他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蓄著一頭濃密的小捲髮，濃眉下是一雙略帶憂鬱與疲憊的大眼睛，上唇覆著一簇修剪整齊的小鬍子。無論是面容還是體型，他都頗具特色，令人過目難忘。

案發當晚約9點，警方接獲報案稱在Paisley街角有人揮舞刀具。兩名警察迅速趕到現場，命令該男子放下武器，但薩拉德卻持刀沖向他們。警察隨即開了六槍，薩拉德當場中彈身亡。

當晚正值復活節長周末前夜，街上人流密集。事發時，有目擊者在現場高聲質問：「為什麼要開槍？！」警員回應：「他手裡拿著刀！」

媒體報道證實，現場的兩名警員當時均未配備電擊槍（Taser）。儘管維州政府早在2021年宣布將投入2.14億澳元，在四年內為所有一線警員配備Taser，但由於培訓進度滯後與經費限制，該計劃推行緩慢，涉事警員尚未完成培訓和配備。

4月22日，約250人參與了抗議遊行。遊行者高舉「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與「Mental Health Needs Care, Not Bullets」（精神病患需要關懷，而非子彈）等橫幅，高喊「No Justice, No Peace」（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的口號。隊伍途經警察局，穿越市中心，最終抵達槍擊案現場。雖然大部分示威者保持和平，但約有30人一度向警方投擲酒瓶，現場出現緊張局面。

據《The Age》5月16日的報道，關於薩拉德死亡事件的首次聽證會於5月15日在維多利亞驗屍法庭舉行。協助驗屍官的律師在庭上表示，當晚8點，薩拉德在Kmart商店內撕開一包刀具，罔顧店員的制止，劫走其中最大的一把刀。

法庭獲悉，警方在開槍前曾命令薩拉德「趴在地上」，但他仍走向警員。警員再次高喊：「放下刀，放下刀」。據稱，薩拉德突然沖向喊話的警員，警方隨即開火。

聽證會上還提到，這並非薩拉德第一次與警方發生持刀對峙。去年1月，他在Altona North的一家工廠旁，手持刀具沖向一名警察。該警員曾對其噴射胡椒噴霧，但未能將其制服。儘管薩拉德沒有放下刀，卻停止了衝鋒，轉而走向附近的停車場。警方隨即持槍尾隨，並用警棍擊打其頭部將其制服。薩拉德因此被控多項罪名，包括襲警和持有管制武器。他對相關指控認罪，並被判入獄32天。

由於薩拉德是非洲裔移民，示威者指控警方的開槍具有種族歧視動機。維州警方堅決否認這一指控，發言人表示：「這是一起可能危及大量市民安全的事件。」

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的背景，我查閱了非洲裔移民來澳的歷史。直到1990年代初，澳大利亞的非洲裔人口相對較少。早期的非洲裔移民主要來自埃及、西非國家及非阿拉伯裔族群，如迦納等國，其中部分移民是通過英聯邦援助計劃來到澳大利亞的。

1990年代後，非洲裔人口在澳大利亞迅速增長。根據2021年的人口普查，約有32.6萬人在非洲出生，佔澳大利亞總人口的1.3%；其中約9萬人居住在維多利亞州。值得注意的是，來自南非、辛巴威、肯亞和奈及利亞的移民占非洲出生人口的七成以上，構成了澳洲非洲裔社區的主體。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多通過技術移民或留學途徑定居澳大利亞。

相比之下，來自索馬利亞、蘇丹、衣索比亞和剛果的家庭多因戰亂與饑荒，通過人道主義項目移居澳大利亞。以索馬利亞為例，約80%的移民是通過難民和人道主義渠道來到澳大利亞的。截至2021年，全國約有1.8萬名自認祖籍為索馬利亞的居民，其中超過一半定居在維多利亞州。死者薩拉德正是於2013年以難民身份來到澳大利亞的索馬利亞裔移民。

自1973年正式廢除「白澳政策」以來，澳大利亞政府積極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立法與財政投入上不斷體現包容與接納的精神。然而，每一波移民的到來，仍伴隨著新的挑戰。儘管各級政府以及廣大民眾在消除種族歧視方面付出了持續努力和誠意，族群間的誤解與隔閡依然存在，持續影響著不同社區之間的交流與理解。

自1970年代起，富士貴接納了來自亞洲、歐洲、非洲各地的移民和難民。近十年來，富士貴市中心的非洲商店數量日益增多，沿Nicholson街和Paisley街逐漸形成了一個「小非洲商圈」（Little Africa Precinct）。維多利亞州政府將該區域列為重點發展區域，並大力投入公共資源，進行基礎設施升級、文化推廣和經濟振興。根據2024年8月23日的新聞發布，州政府與馬里比農市政府（Maribyrnong City Council，富士貴為其行政中心）聯合再投資45萬澳元，用於「小非洲商圈更新計劃」，旨在「打造更安全、更充滿活力的文化空間，彰顯富士貴的多元文化特色」。

說來慚愧，儘管我每周都會在富士貴市中心走動，卻從未真正踏足過「小非洲」商圈。5月3日星期六，也就是槍擊事件發生兩周後，我決定親自走訪一趟。那天，我從Albert街出發，沿著Paisley街一路走到Leeds街，然後折返Nicholson街——那裡每一根路燈柱上都掛著寫有『小非洲』字樣的旗幟。沿途所見，各類非洲商鋪林立：15家時裝與禮品店、15家餐飲店、7家髮型屋、3家果蔬雜貨店，另有麵包店、肉店、酒店、藥房和稅務所各一間。

最讓我意外的是一處名為「富士貴中庭商業中心」（Footscray Hub – Business Centre）的通道，連接著Nicholson街與Albert街。沿著這條狹窄的商業街，兩側密密麻麻地排列著四十多家風格各異的店鋪：從各式假髮，到飾有刺繡與亮色鑲邊的厄利垂亞（Eritrea）傳統長裙，再到阿拉丁的神燈，應有盡有。我彷彿置身於摩洛哥老城區的集市，異域風情撲面而來。

然而，儘管商鋪琳琅滿目、五彩斑斕，整條街卻意外地冷清——行人寥寥，顧客更是少之又少。

我拍了幾張照片，一位中年婦女走近，嚴厲地質問：「你在這裡拍什麼？」
我解釋道：「這些店鋪和色彩鮮艷的服飾讓我想起了摩洛哥的集市。」
她似乎放下了戒心，語氣也變得親切起來：「你是從中國來的嗎？我去年剛去過廣州。」
我告訴她：「我就是從廣州來的。你去廣州是旅遊嗎？」
她笑著說：「不是旅遊，是去進貨。我在這裡經營一家非洲髮型屋。我們每年都去廣州採購假髮。」
她還告訴我自己來自蘇丹。
我好奇地問：「這些商鋪都是蘇丹人開的？」

她連忙搖頭：「當然不是。」一邊說，一邊伸出手指數道：「這裡有來自非洲各國的店鋪：衣索比亞、西非、索馬利亞、辛巴威、奈及利亞、剛果、厄利垂亞……太多了，我都數不過來了。」

我注意到，這裡的店鋪門窗也有刺目的塗鴉，兩家店鋪的玻璃被打碎，一扇窗的正中央赫然留下兩個彈孔，令人不寒而慄。

離開那條街後，我來到了熱鬧非凡的富士貴市場。市場內人來人往，喧囂熱鬧的人間煙火氣，與不遠處「小非洲」的冷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購物的人以亞洲人為主，包括越南人、中國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也不乏一些歐洲面孔，卻幾乎看不到非洲裔的身影。

這讓我不禁思考：是他們出於本能，抗拒與外族人群的交融？還是有其他更深層的原因，使他們與這片多元熱鬧的土地始終保持著距離？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問自己：為什麼我從未真正踏足過「小非洲」？是不是在內心深處，也潛藏著某種偏見？坦白說，對他們的不了解，加上他們的膚色與高大體型，確實讓我產生下意識的畏懼。但換個角度想，他們對外界的戒備，何嘗不是源於過往的創傷太深？他們曾在難民營中顛沛流離，飽受飢餓與戰火，親眼目睹家園被摧毀、尊嚴被踐踏。這樣的傷痕，不會因一次遷徙或跨越國界而自動痊癒。

如果我也曾經歷那種幾近難以承受的苦難——家園的失落、親人的離散、信任的崩塌，我是否還會有勇氣，走近他人？

記得數年前乘坐計程車時，司機曾講起自己的故事。蘇丹內戰爆發時，他才十二歲，獨自在首都求學。內戰的第一槍打響在他的家鄉。學校緊急疏散，他急忙趕回老家，卻發現家人早已逃難無蹤。他只得跟隨鄰居一路逃亡，輾轉進入肯亞的一個難民營。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他孤身一人從一個營地流落到另一個營地，嘗盡人間冷暖。他後來到達了辛巴威並找到一份臨時工作。也正是從那裡，他獲得機會，踏上前往澳大利亞的移民之路。

他說，剛來澳洲時，他一無所有，而且與家人失聯已有近二十年。但他始終懷抱一個信念：他有能力在這裡生存下來，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並最終找回失散的親人。他感恩澳大利亞向他敞開大門，給予他重新開始的機會。

如今，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性格開朗，在富士貴擁有一套小公寓，還有一輛配有真皮座椅的計程車——這一切讓他倍感自豪。

他還告訴我，在澳大利亞穩定下來後，他開始努力尋找失聯多年的家人——最終，他真的找到了他們。 原來，他們逃亡後輾轉於多個難民營，幾經流離，最終返回了故鄉。只是，當他終於重新與家人取得聯繫時，母親卻已經不在人世。

他的故事深深打動了我。我相信，這樣的經歷並非個例。在無數非洲移民的身上，我們都能感受到：即便命運多舛、歷經創傷，他們依然擁有一顆赤子之心。

在富士貴市中心，有幾個定點每周定期為無家可歸者和經濟拮据者提供免費食物。5月5日（星期一）傍晚，我路過Nicholson 行人區，看到食物發放點前排起長龍，約有兩百人。令我意外的是，人群中竟看不到一張非洲裔的面孔。那一刻，我彷彿觸碰到了他們內心深處那份堅韌的自尊，以及不願示弱的敏感驕傲。

政府斥資建設和更新「小非洲」商區，沿街插上印有「小非洲」字樣的旗幟，初衷固然是善意的，卻也可能無形中營造出一個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文化孤島。「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真正的融合，應建立在跨種族的理解與信任之上。唯有協助非洲移民走出創傷、融入社會，同時引導主流社會放下偏見、尊重他們的尊嚴與價值，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共融。

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在《禮運大同篇》中描繪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圖景。進入全球化時代，澳大利亞已走在民族交融的前列。作為多元文化的前沿陣地，富士貴既享受著多元帶來的活力與豐富，也不可避免地經歷著融合期的陣痛與考驗。

世界大同的根本，在於愛、信任與包容。千百年來，仁人志士為此而奮鬥，道阻且長。可以預見，民族融合終將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也許千年以後，地球上只剩下一種族群：地球族。到那時，多元文化不再是彼此的差異，而將鐫刻在每個人的DNA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