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享誉世界的钢琴家，到意大利贝里尼歌剧院艺术总监、上海东方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再到上海歌剧院历史上第一位聘任制院长，一次次的转型与挑战，让许忠一步步变成享誉世界的钢琴家和指挥家。
从莫里哀、拜伦到普希金、大仲马、梅里美……“浪荡子”唐‧乔万尼的故事在欧洲文豪的笔下已经流传了近400年。1787年，莫扎特根据达‧蓬特的脚本创作的歌剧《唐‧乔万尼》初演，将一个专爱寻花问柳的胆大妄为的典型人物展现给世人。他既厚颜无耻，但又勇敢、机智、不信鬼神；他利用自己的魅力欺骗了许多村女和小姐们，最终被鬼魂拉进了地狱。莫扎特的音乐改变了其在传说中的反派形象，将其塑造为蔑视习俗、大胆浪漫的人。同时，他以极富戏剧性的音乐，营造了一个生动的戏剧情境，将不同阶层、身份、性格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花名册”“让我们拉起手来”、“香槟之歌”、“鞭打我吧”、“唐‧乔万尼的小夜曲”等脍炙人口的咏叹调与重唱经久流传。
一个寻常无奇的男性猎艳故事竟然成为西方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题材，从十七世纪以来，历经无数的版本，不断吸引创作者重新予以诠释，在不同的作品中呈现不同的风貌，这个故事本身必然有某些超越其表层鄙俗猥亵情节以外的、直达人类精神层面的成份存在。
近日，悉尼歌剧院联手国际知名钢琴家、歌剧指挥家许忠老师，向这部传唱了230余年的经典致敬。他们以“匠心”精神精雕细琢，重现莫扎特歌剧的独特魅力。在歌剧《唐‧乔万尼》开演之际，我非常荣幸地采访到了许忠老师，向我分享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
图片来源：许忠提供
从享誉世界的钢琴家，到意大利贝里尼歌剧院艺术总监、上海东方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再到上海歌剧院历史上第一位聘任制院长，一次次的转型与挑战，让许忠一步步变成享誉世界的钢琴家和指挥家。1968年，许忠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医学世家，16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师从法国钢琴大师多米尼克‧墨赫莱。多次获得重大国际钢琴比赛大奖。他的演奏激情而细腻，充满感染力，凭借多年练就的谱写能力，他又步入歌剧指挥家的行业。2020年，许忠再度来到悉尼，带著莫扎特的经典之作《唐‧乔万尼》来到悉尼歌剧院。
记者：许忠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悉尼演出！这次您来悉尼歌剧院指挥歌剧《唐‧乔万尼》（Don Giovanni），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经典的歌剧作品么？
许忠：《唐‧乔万尼》是莫扎特的经典之作，音乐风格精致灵巧，但是戏剧主题却很“人”，作曲家以一种近乎讽刺手法来抒发自己对于人性的看法：欲望、爱情、背叛、死亡……很有意思。主要角色一共有7位，每位都有非常重要的咏叹调，而且其中一二幕最后的六重唱非常难。可以说非常考验主唱的功力。与此同时，这版制作为角色演员设计了大量的“戏”剧成分，一方面要求歌唱家对于整部歌剧非常熟悉，才能有余力来完成工作要求，另一方面对于他们的体力要求也非常高，需要在3个多小时内，同时将表演和歌唱完美完成。我和导演前期花了大量时间就是帮助歌唱家合理设计“戏”和“唱”的部分，既能让他们在重要唱段专注于咏叹调，又能将这部分的剧情通过他们的表演充分表现出来。这对于表演要求特别高，
记者：从钢琴家，到歌剧指挥，到意大利贝里尼剧院艺术总监，再到上海歌剧院院长，您怎么看待您的这些经历，这些转型对您来说意味著甚么？有经历过甚么困难的时期吗？
许忠：从钢琴到指挥的转变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这来自于艺术家对自己的不满足和挑战：当对某一种乐器已经掌控到一定程度之后，在我作为钢琴独奏已经走到了世界一流之后，自然渴望能再进一步，而指挥正好就是我当时的选择。踏上指挥台，当然跨越了单一乐器的约束，也进入了更庞大、复杂、多变的系统。
对于我的其他转型，我觉得正如您问题中的描述：这些都是我的“经历”。过往每一段都是自我的积累和打磨。有的是专业知识的积累，有的是待人处事方法的改变，更多的是心性的磨炼。“转型”两个词说起来容易，其实期间很多时刻是异常艰难的，它需要漫长的准备和积累，可以说是厚积薄发，而过程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艰难之处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也不是完人，也曾数次产生放弃的念头，但是最后坚持了下来。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刚刚开始正式转型作为指挥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有家报纸还专门刊登了讽刺漫画批评我的转型。当时对我打击非常大，但是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愿投降和屈服的人，将这些负面意见化作我的动力。的确成功不是容易，需要天份、努力、坚持，当然还有运气。我觉得非常幸运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多人可能比我付出更多却没有办法站到这个舞台上。正是这每一次破和立的过程，方才使得我更加了解自己、精进自己，这也是我现在之所以能站在国际舞台的指挥台上的底气。
记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去指挥非母语的歌剧，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甚么困难？
许忠：最主要和基本的困难是语言，作为指挥必须听得懂歌剧的唱词。歌剧的唱词和音乐总是一致的，尤其是断句的地方。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用中文表示“今天下雨了。”，可以选择的停顿可能是“今天，下雨了。”，但如果唱成“今天下，雨了”那就肯定是不对的。另外，如果不懂歌剧的语言，且不说理解整部剧的意义和进展，就是碰到歌唱演员忘词或者类似突发情况的话，尤其是宣叙调，可能从哪里下棒指挥都搞不清楚了，这是最要不得的。而且，由于歌唱家都是按照唱词记忆，指挥在排练时可以跟乐队说“我们从第XX小节开始”，而对歌唱家则要告诉他们从某一场次开始，如果自己都念不了也是会耽误排练的。
在巴黎成长学习的十余年，让法语成为了我的第二母语，这让我指挥包括《卡门》在内的法语歌剧基本毫无障碍。而法语和意大利语同为拉丁语系，非常接近。在意大利贝里尼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的这段经历，更是帮助迅速提高我的意大利语言能力。去年，我在德国指挥了第一部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大获成功，之前的德语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此次在悉尼歌剧院上演的《唐‧乔万尼》是一部特殊种类的诙谐剧，从十七世纪初起就经常被文学和音乐加以改编。莫扎特将其改编为歌剧，用音乐做辅助，刻画了一个复杂的唐‧乔万尼。他是一个罪不可恕的花花公子，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个荒唐的人物，一个亵渎神灵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浪漫的英雄，一个反权威者，一个公共道德的蔑视者，勇敢而不知悔悟，直到最后。
莫扎特的歌剧表面上一如传统的唐‧乔万尼戏剧一般，披著基督教教条式道德剧的外衣，但却将腐败的主角提升为剧中最重要且最具吸引力的人物。第一幕终曲，乔万尼邀请其他人参加宴会时曾说：“宴会对所有的人公开。自由万岁！”在他的采花行为中更具体实现了这份打破阶级藩篱的平等概念，《名单之歌》中唱道：“其中的女人包含各个阶级、各种身材、各个年龄。……他从不介意女人是否富有、是否丑恶、是否美丽。”
乔万尼不仅在接受层面上成为观众注意的焦点，而且扮演了推动情节进展的中心，催化其他角色的思想、情绪以及行为。他在平静的生活中不断制造新的状况，同时还扮演了一种“黏合剂”的角色。原本不同出身、不同性别、分住不同地点、互不相识的人们，由于乔万尼的缘故彼此有了接触，结合成一个“受害者联盟”。乔万尼最后以下地狱收场，确立了全剧的价值判断标准，即——个人本能欲望与社会道德秩序之间的永恒冲突，而前者终究必须为后者所压制，以维持人类世界的运作。
究竟这个男人是罪不可赦的花花公子，还是追寻自我的自由灵魂，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的道德秩序之间又该如何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文：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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