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雪英姨妈是我妈妈的姑表姐，她们在大家庭中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

我经常听母亲讲，施姨妈人长得漂亮，读书认真，字写得好，有才干，可惜没有子嗣，在关键时刻又走错一步棋，结果落得悲惨的境地。

施家是无锡的大地主，所以姨妈受到良好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记得我上学时，母亲拿施姨妈的信札，给我当字帖。

施姨妈读过洋学堂，后来到上海结识了张善琨，进明星公司拍电影。 抗战开始，她一腔热血，参加了军统，一次奉命在江苏浒关炸日本人的列车，不幸遭逮捕，受尽酷刑，获释后被国府接往重庆，仍留军统工作，不久就与军统的军官某陶结婚。

一九四九年共军即将进入重庆，国府撤退前，派船往朝天门码头，将他们接往台湾，此时施姨妈已经上船，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千头万绪，鬼使神差，突然一个念头，她提着行李下了船，这个致命性的错误，使她一九四九年后屡次坐牢，受尽折磨，这个“错误的一举”，给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永远交待不清的罪行。

八十年代初，我去重庆出差。 我妈关照我，到重庆后一定要去探望他几十年思念的表姐。

到了重庆后，我找到了我的表哥张之先，他是张大千的侄孙。 因为这层关系，他的反革命的帽子也刚脱掉。 他的妈妈和我的妈妈是一个妈生的，与施姨妈同样是表姐妹关系，因为他妈是张大千的侄媳，当然也是反革命，所以尽管她们都住在重庆，但长期不敢来往，这几年由于政治气候松动，才敢走动，我和他说起了施姨妈的事。 他告诉我，施姨妈是历史反革命，已经好几次进出监狱，吃足苦头，现在没有职业，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生活在一起，两个都是反革命，生活非常困苦，经济来源主要靠施姨妈帮人家洗衣服和照顾小孩，姨父和前妻有一个儿子，时有一点补贴，但不久前姨父的儿子在伐木场打工，在山坡上扛原木，不慎失足绊倒，原木从头上压过，出工伤死了，就此两位老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八十年代初的重庆既破又旧，我跟着他在长江边的贫窟民七转八弯，上坡下坝，走了好一阵，才来到一座竹木搭成的吊脚楼里，穿过堆满脚盆、木桶、杂物的走廊，到了施姨妈的家。

那时施姨妈六十多岁，那位反革命姑爹大约七十多岁。

一番寒暄后，我问她，当年为什么突然下船不去台湾了？ 她叹了口气说：“那时我年轻，爱虚荣，舍不得磁器口有别墅，有几十套旗袍，几十双皮鞋，仓惶中和姓陶的斗了几声嘴，心情不好，就下船了。 ”

“你当时没有考虑后果吗？” 我问。

“陶当时也叫我考虑后果，不要下船。 但我想，我参加军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没有和共产党作过对，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说罢，又叹了口气，补充道：“听信一位地下党朋友的误导，说我抗战有功，手上没沾人民的鲜血，新政权会厚待我⋯⋯ ”

我们边说边聊，姨父出门买菜去了。

我环视她的家，缝满补丁的床单，木条拄起的台子，缺口的碗碟，寒酸得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俱。

说到家里的亲人，施姨妈哭了，哭得很伤心，她说：“自来重庆后，当了几十年的下江人，没有回过老家，很想回去看看亲人，上次坟。可回去要花一百多元钱⋯⋯恐怕今生去不成了。 ”

施姨妈告诉我，他已经记不清被抄了多少次家，原来的别墅被给一位老干部居住了，金银首饰和家当都被政府充公了⋯⋯

由于我当时已经在出版社工作，听说胡耀邦正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 我说你把受审查的经过和政历问题写份材料，我帮你写信给胡耀邦，要求落实政策。

她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翻出一叠档案，上面记录着她的简历和被充公的房产和细软。

吃饭时，她做了一碗回锅肉，包菜里的肉片尽是肉皮和肉筋。 直到一年多后，她回故乡，与我母亲见面后，母亲才告诉我，那次姨父见有客人来，去肉摊上买肉，因为钱不够，用肉票向摊主换来剔下的肉边料，做菜招待我，致使他俩心里一直内疚。

回家的路上，我掏出了五十元钱，交给之先表哥，请他转呈给姨妈，作为回乡的川资，后来表哥告诉我，他也敬奉了五十元。

我俩的赞助，促成了施姨妈去重庆后唯一的一次返乡探亲，和亲人团聚。

回到上海，我把施姨妈给我的材料整理好，寄给胡耀邦，但石沉大海，没有音信。后来我知道，胡耀邦拨乱反正，为老干部平反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军统的历史琐事。

前几天我在看电视剧《潜伏》，突然想到施姨妈，打电话问之先表哥，他说施姨妈已经过世好多年了……他还补述：“文革结束后的某天，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病恹恹地拄着拐杖，倚在我家的门框边，喊我妈的名字，我妈出来，姐妹俩抱头痛哭，哭了好一阵，才告诉我，这就是经常念及的施姨妈……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我看不懂的是，那批残杀、迫害抗日英雄的人，突然要搞什么纪念活动，还要阅兵，由此我想起了施姨妈，惋惜他死不逢时，没有熬到匪夷所思的今天，沉思中，我只能用笔蘸着泪水，修改我这篇十五年前的小文，来纪念我的施姨妈。

初稿于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修改于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作者：王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