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雪英姨媽是我媽媽的姑表姐，她們在大家庭中一起長大，感情非常好。

我經常聽母親講，施姨媽人長得漂亮，讀書認真，字寫得好，有才幹，可惜沒有子嗣，在關鍵時刻又走錯一步棋，結果落得悲慘的境地。

施家是無錫的大地主，所以姨媽受到良好的教育，寫得一手好字，記得我上學時，母親拿施姨媽的信札，給我當字帖。

施姨媽讀過洋學堂，後來到上海結識了張善琨，進明星公司拍電影。 抗戰開始，她一腔熱血，參加了軍統，一次奉命在江蘇滸關炸日本人的列車，不幸遭逮捕，受盡酷刑，獲釋後被國府接往重慶，仍留軍統工作，不久就與軍統的軍官某陶結婚。

一九四九年共軍即將進入重慶，國府撤退前，派船往朝天門碼頭，將他們接往台灣，此時施姨媽已經上船，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千頭萬緒，鬼使神差，突然一個念頭，她提著行李下了船，這個致命性的錯誤，使她一九四九年後屢次坐牢，受盡折磨，這個「錯誤的一舉」，給她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有永遠交待不清的罪行。

八十年代初，我去重慶出差。 我媽關照我，到重慶後一定要去探望他幾十年思念的表姐。

到了重慶後，我找到了我的表哥張之先，他是張大千的侄孫。 因為這層關係，他的反革命的帽子也剛脫掉。 他的媽媽和我的媽媽是一個媽生的，與施姨媽同樣是表姐妹關係，因為他媽是張大千的侄媳，當然也是反革命，所以儘管她們都住在重慶，但長期不敢來往，這幾年由於政治氣候鬆動，才敢走動，我和他說起了施姨媽的事。 他告訴我，施姨媽是歷史反革命，已經好幾次進出監獄，吃足苦頭，現在沒有職業，和一個國民黨軍官生活在一起，兩個都是反革命，生活非常困苦，經濟來源主要靠施姨媽幫人家洗衣服和照顧小孩，姨父和前妻有一個兒子，時有一點補貼，但不久前姨父的兒子在伐木場打工，在山坡上扛原木，不慎失足絆倒，原木從頭上壓過，出工傷死了，就此兩位老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八十年代初的重慶既破又舊，我跟著他在長江邊的貧窟民七轉八彎，上坡下壩，走了好一陣，才來到一座竹木搭成的吊腳樓里，穿過堆滿腳盆、木桶、雜物的走廊，到了施姨媽的家。

那時施姨媽六十多歲，那位反革命姑爹大約七十多歲。

一番寒暄後，我問她，當年為什麼突然下船不去台灣了？ 她嘆了口氣說：「那時我年輕，愛虛榮，捨不得磁器口有別墅，有幾十套旗袍，幾十雙皮鞋，倉惶中和姓陶的鬥了幾聲嘴，心情不好，就下船了。 」

「你當時沒有考慮後果嗎？」 我問。

「陶當時也叫我考慮後果，不要下船。 但我想，我參加軍統是為了打日本人，我沒有和共產黨作過對，也沒有做過對不起人民的事情。說罷，又嘆了口氣，補充道：「聽信一位地下黨朋友的誤導，說我抗戰有功，手上沒沾人民的鮮血，新政權會厚待我⋯⋯ 」

我們邊說邊聊，姨父出門買菜去了。

我環視她的家，縫滿補丁的床單，木條拄起的檯子，缺口的碗碟，寒酸得找不出一件像樣的傢俱。

說到家裡的親人，施姨媽哭了，哭得很傷心，她說：「自來重慶後，當了幾十年的下江人，沒有回過老家，很想回去看看親人，上次墳。可回去要花一百多元錢⋯⋯恐怕今生去不成了。 」

施姨媽告訴我，他已經記不清被抄了多少次家，原來的別墅被給一位老幹部居住了，金銀首飾和家當都被政府充公了⋯⋯

由於我當時已經在出版社工作，聽說胡耀邦正在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 我說你把受審查的經過和政歷問題寫份材料，我幫你寫信給胡耀邦，要求落實政策。

她小心翼翼地從箱子里翻出一疊檔案，上面記錄著她的簡歷和被充公的房產和細軟。

吃飯時，她做了一碗回鍋肉，包菜里的肉片儘是肉皮和肉筋。 直到一年多後，她回故鄉，與我母親見面後，母親才告訴我，那次姨父見有客人來，去肉攤上買肉，因為錢不夠，用肉票向攤主換來剔下的肉邊料，做菜招待我，致使他倆心裡一直內疚。

回家的路上，我掏出了五十元錢，交給之先表哥，請他轉呈給姨媽，作為回鄉的川資，後來表哥告訴我，他也敬奉了五十元。

我倆的贊助，促成了施姨媽去重慶後唯一的一次返鄉探親，和親人團聚。

回到上海，我把施姨媽給我的材料整理好，寄給胡耀邦，但石沉大海，沒有音信。後來我知道，胡耀邦撥亂反正，為老幹部平反還忙不過來，哪有時間管軍統的歷史瑣事。

前幾天我在看電視劇《潛伏》，突然想到施姨媽，打電話問之先表哥，他說施姨媽已經過世好多年了……他還補述：「文革結束後的某天，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病懨懨地拄著拐杖，倚在我家的門框邊，喊我媽的名字，我媽出來，姐妹倆抱頭痛哭，哭了好一陣，才告訴我，這就是經常念及的施姨媽……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我看不懂的是，那批殘殺、迫害抗日英雄的人，突然要搞什麼紀念活動，還要閱兵，由此我想起了施姨媽，惋惜他死不逢時，沒有熬到匪夷所思的今天，沉思中，我只能用筆蘸著淚水，修改我這篇十五年前的小文，來紀念我的施姨媽。

初稿於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修改於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作者：王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