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打拼的大半生了，而对于都市商海沉浮中挺过来的纯文学杂志，则是一块了不起的里程碑。《香港文学》迎来四十周年志庆，实属可喜可贺。回想起来，我与《香港文学》创办人刘以鬯先生以及其后的几位总编辑陶然、周洁茹和游江，或多或少都有点文字因缘，也就是那种因缘际会吧！
国际都市化的香港是一个文化杂志兴盛而又更新换代特快的地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办的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但能活到现在的恐怕只有1985年创刊的《香港文学》这一家了。曾盛名一时的《素叶文学》，也无奈在进入新世纪后偃旗息鼓，沦为一种记忆。一方面，香港杂志很“蓬勃”，另一方面，又受市场环境、文化政策等制约，形成旋起旋灭的变幻，留下了一种断裂的记忆。刘以鬯先生曾在《香港文学》十五周年纪念之时，也是踏入新世纪之际深有感慨：香港文学的处境越来越差，无法抗拒文学商品的排挤，几乎连生存条件都有可能丧失。但他却依然坚守，”纵使力薄如绵，仍愿艰苦地在荆棘丛中行走。”
坚定行走，就是一种勇气，一种信念。杂志是文坛运转的载体，有勇气的杂志编者，都是想营造风气，引介思潮，以此凝聚文化力量。创办《香港文学》的刘以鬯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鼓励佳作，改善世界华文文学的引领者。
我出国之前，就已欣闻刘以鬯先生大名。当时我在广东省作家协会工作，不仅知道他主编的《香港文学》，也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酒徒》。在征得刘以鬯先生同意后，我们在省作协主办的报纸上刊登了他的微型小说《打错了》，首次向沉醉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国内读者介绍了刘以鬯别开生面的现代主义文学。移居澳洲后，我仍写点文字，投稿到中国大陆及台湾报刊发表。后来有一天，在悉尼唐人街的中文书店，偶尔看到《香港文学》，就按杂志的地址投去一稿。我没见过刘以鬯先生本人，也没私人关系，更不知道杂志的选稿口味，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他的亲笔回函，告知稿子选用了。我本来以为，刘总编是大作家，要审稿要写作，与作者联繋应该是普通编辑的事务。但总编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可见他对杂志的重视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不久，就收到寄来的《香港文学》1998年3月号，上面载有拙文《澳华作家印象》。后来，我又投去一篇《澳味华风小说情》，还是刘以鬯先生手写回信，刊于1999年8月号。
有一天又收到刘以鬯先生来信，他竟然邀约我为《香港文学》创刊十五周年题辞。对该杂志来说，我只是个新作者，在澳华文坛，我也没什么醒目的职衔，真有点受宠若惊。我感受到刊物的宽容和总编的善意，便挥笔写下了心里话：“新世纪，新风采，香港文学，香飘四海。——敬贺《香港文学》十五周年志庆”。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天，《香港文学》2000年1月号问世，汇集了世界各地作家的贺词，有中国的刘心武、新加坡的黄孟文、泰国的司马攻、台湾的张默、印尼的袁霓、荷兰的林湄、马来西亚的戴小华、加拿大的陈浩泉等，我也跻身其中，呈现了一幅世界华文作家共襄盛举的图景。
《香港文学》创办宗旨其中有两点：“兼顾海内外，不问流派”，从刊物大包大揽海内外众多作家手笔，及我的投稿经历便可见端倪。我曾写了个短篇小说《买房》，属写实风格，深知刘以鬯先生是意识流高手，两种风格泾渭分明，我投稿是否合适，没有把握。但刘以鬯先生并没有犹豫，在2000年4月号就刊出拙作。我对总编的宽容、刊物的大度，有了切身体会。
陶然出任《香港文学》总编后，因应时势变化，对刊物做了相应调整，版式由竖排改为横排，组稿选题化，杂志增加了时尚气息。陶然善于策划各种专题，使杂志每期都有个醒目的主题。我后来给《香港文学》的文稿，都是应约而写的。比如2004年5月号，杂志搞了个“世界地铁风情”散文大展，抓到了“世界是流动的”这个特性。人在流动，家在迁徙，景在转换，而各国的地铁，就是一幅流动的风景。我应约写了《悉尼地铁：城市铁路》，加入了十五个国际大都市的地铁多重奏。2006年9月号，陶然又组织了“旅居澳大利亚华文作家作品展”，由居澳文坛大侠梁羽生先生领衔，我以《打造澳华文学的品牌》紧随其后，十九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组成的文学方阵，展示了南半球的文学风采，对澳华文学作了有力推介。
陶然先生也是著名作家，在各地的文学会议或采风活动中，我与他有多次见面也多次同行。除了聊生活聊文学，当然也聊到杂志聊约稿。2007年12月号，他策划了“冬季十二月”专辑，邀请了十一个国家共十八个城市作家写不同地域的冬天，世界各地冬天寒冷不一，唯独悉尼正是炎炎盛夏，所以我的《火热的圣诞》提供了另类冬日的有趣体验。2017年我和陶然都应邀参加了马来西亚槟城采风。马来西亚是我母亲的故乡，但我却是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自然对马来的风土人情有了不一样的视角。陶然同年在12月号推出“世界华文作家暨媒体聚焦槟城”采风专辑，我的《柔柔马来风浓浓中国味》写了母亲在马来西亚的经历及我对历史人生的感悟，母亲当年因涉马共被驱逐出境，我以此文了却母亲生不能还乡的心愿。我还在2015年10月号上发表了散文《“雾”里看厦门》，从霾雾的角度下笔，看似正能量不够，但却是真实的感触。陶然不仅编发了，而且还编入2017年出版的《香港文学散文选——土瓜湾叙事》一书。总编的气度体现了杂志的风度，令《香港文学》视野开阔宽容大度。
说到陶然对文稿的处理，我还想说一事。香港老作家刘百达先生曾千里迢迢飞到悉尼举行作品研讨会，与文友面对面交流。我索取了他的两本游记拜读，对于旅游文学的写作有点想法，写了篇读后感，赏识刘先生在游记中着眼于描画人文景观、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对其思维定势的局限提出了商榷。香港杂志批评香港作家，我有点耽心，会否伤及杂志与作家的面子，也怕影响陶然与刘百达的私人关系，所以没贸然投稿，而是先徵询陶然的意见。他答覆说，无妨，实事求是说真话即可。拙文《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谈刘百达的旅游文学》很快就在2017年11月号上发表。意想不到，刘百达先生不仅没计较，还打听到我的悉尼住址，寄来一大包十几本他的游记著作。可见《香港文学》在作家心目中的位置是比较崇高的，杂志与作家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双赢关系。陶然先生具有作家的真诚度和编者的客观性，他的猝死令人扼腕。
年轻一代的周洁茹接手总编后，秉承前任风格的同时，比较关注”90”后、”00” 后的新生代作家，我基本没在她任内刊出作品，但也还是有所交集。她离任前特别组织了”大洋洲散文专辑”，我的《碰碰运气》也在其中。当该专辑在2022年6月号刊出时，新总编换上了游江先生。
去年是广东侨界作家联会成立四十周年，我想起许多离世的前辈作家身影，比如陈残云、秦牧、杜埃、岑桑、曾敏之、潘亚暾等，他们与我或有师生之谊，或是隶属关系，或为同行互动，都是我文学路上的引领者。感慨之余，写下了《侨界前辈作家的身影》，于4月初投稿给总编后就回中国了。因为不认识新总编，所以对稿子是否采用没多想。5月中忽然收到加拿大文友微信，告知在《香港文学》5月号看到此文。如此神速刊登，让我喜出望外。月底回到悉尼，打开Gmail，才知编辑部早就通知采用，并要我提供照片做公众号。因回国不能使用Gmail，错过了信息，没有按要求提供照片，只能对杂志说声抱歉。
作为海外作者，我与《香港文学》相随相伴一路同行也有二十多年了，深感它不是同人杂志，也不是小圈子文化园地，而是开放性的文学桥梁。可以说，《香港文学》是香港文化人的集体记忆，也是世界华文作家的书写平台。在它四十华诞到来之际，我写下点滴与其文字因缘，就是要衷心地向杂志致敬，向编者致谢！祝《香港文学》，一如既往，坚定前行，且行且精彩！
作者：张奥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