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對於個人來說，就是打拚的大半生了，而對於都市商海沉浮中挺過來的純文學雜誌，則是一塊了不起的里程碑。《香港文學》迎來四十周年誌慶，實屬可喜可賀。回想起來，我與《香港文學》創辦人劉以鬯先生以及其後的幾位總編輯陶然、周潔茹和游江，或多或少都有點文字因緣，也就是那種因緣際會吧！
國際都市化的香港是一個文化雜誌興盛而又更新換代特快的地方。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創辦的文藝雜誌如雨後春筍，但能活到現在的恐怕只有1985年創刊的《香港文學》這一家了。曾盛名一時的《素葉文學》，也無奈在進入新世紀後偃旗息鼓，淪為一種記憶。一方面，香港雜誌很「蓬勃」，另一方面，又受市場環境、文化政策等制約，形成旋起旋滅的變幻，留下了一種斷裂的記憶。劉以鬯先生曾在《香港文學》十五周年紀念之時，也是踏入新世紀之際深有感慨：香港文學的處境越來越差，無法抗拒文學商品的排擠，幾乎連生存條件都有可能喪失。但他卻依然堅守，」縱使力薄如綿，仍願艱苦地在荊棘叢中行走。」
堅定行走，就是一種勇氣，一種信念。雜誌是文壇運轉的載體，有勇氣的雜誌編者，都是想營造風氣，引介思潮，以此凝聚文化力量。創辦《香港文學》的劉以鬯先生，就是這樣一位鼓勵佳作，改善世界華文文學的引領者。
我出國之前，就已欣聞劉以鬯先生大名。當時我在廣東省作家協會工作，不僅知道他主編的《香港文學》，也讀過他的短篇小說《酒徒》。在徵得劉以鬯先生同意後，我們在省作協主辦的報紙上刊登了他的微型小說《打錯了》，首次向沉醉在現實主義文學的國內讀者介紹了劉以鬯別開生面的現代主義文學。移居澳洲後，我仍寫點文字，投稿到中國大陸及台灣報刊發表。後來有一天，在悉尼唐人街的中文書店，偶爾看到《香港文學》，就按雜誌的地址投去一稿。我沒見過劉以鬯先生本人，也沒私人關係，更不知道雜誌的選稿口味，沒想到很快就接到他的親筆回函，告知稿子選用了。我本來以為，劉總編是大作家，要審稿要寫作，與作者聯繋應該是普通編輯的事務。但總編事無巨細親歷親為，可見他對雜誌的重視及為此付出的巨大。不久，就收到寄來的《香港文學》1998年3月號，上面載有拙文《澳華作家印象》。後來，我又投去一篇《澳味華風小說情》，還是劉以鬯先生手寫回信，刊於1999年8月號。
有一天又收到劉以鬯先生來信，他竟然邀約我為《香港文學》創刊十五周年題辭。對該雜誌來說，我只是個新作者，在澳華文壇，我也沒什麼醒目的職銜，真有點受寵若驚。我感受到刊物的寬容和總編的善意，便揮筆寫下了心裡話：「新世紀，新風采，香港文學，香飄四海。——敬賀《香港文學》十五周年誌慶」。在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天，《香港文學》2000年1月號問世，彙集了世界各地作家的賀詞，有中國的劉心武、新加坡的黃孟文、泰國的司馬攻、台灣的張默、印尼的袁霓、荷蘭的林湄、馬來西亞的戴小華、加拿大的陳浩泉等，我也躋身其中，呈現了一幅世界華文作家共襄盛舉的圖景。
《香港文學》創辦宗旨其中有兩點：「兼顧海內外，不問流派」，從刊物大包大攬海內外眾多作家手筆，及我的投稿經歷便可見端倪。我曾寫了個短篇小說《買房》，屬寫實風格，深知劉以鬯先生是意識流高手，兩種風格涇渭分明，我投稿是否合適，沒有把握。但劉以鬯先生並沒有猶豫，在2000年4月號就刊出拙作。我對總編的寬容、刊物的大度，有了切身體會。
陶然出任《香港文學》總編後，因應時勢變化，對刊物做了相應調整，版式由豎排改為橫排，組稿選題化，雜誌增加了時尚氣息。陶然善於策劃各種專題，使雜誌每期都有個醒目的主題。我後來給《香港文學》的文稿，都是應約而寫的。比如2004年5月號，雜誌搞了個「世界地鐵風情」散文大展，抓到了「世界是流動的」這個特性。人在流動，家在遷徙，景在轉換，而各國的地鐵，就是一幅流動的風景。我應約寫了《悉尼地鐵：城市鐵路》，加入了十五個國際大都市的地鐵多重奏。2006年9月號，陶然又組織了「旅居澳大利亞華文作家作品展」，由居澳文壇大俠梁羽生先生領銜，我以《打造澳華文學的品牌》緊隨其後，十九篇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組成的文學方陣，展示了南半球的文學風采，對澳華文學作了有力推介。
陶然先生也是著名作家，在各地的文學會議或採風活動中，我與他有多次見面也多次同行。除了聊生活聊文學，當然也聊到雜誌聊約稿。2007年12月號，他策划了「冬季十二月」專輯，邀請了十一個國家共十八個城市作家寫不同地域的冬天，世界各地冬天寒冷不一，唯獨悉尼正是炎炎盛夏，所以我的《火熱的聖誕》提供了另類冬日的有趣體驗。2017年我和陶然都應邀參加了馬來西亞檳城採風。馬來西亞是我母親的故鄉，但我卻是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自然對馬來的風土人情有了不一樣的視角。陶然同年在12月號推出「世界華文作家暨媒體聚焦檳城」採風專輯，我的《柔柔馬來風濃濃中國味》寫了母親在馬來西亞的經歷及我對歷史人生的感悟，母親當年因涉馬共被驅逐出境，我以此文了卻母親生不能還鄉的心愿。我還在2015年10月號上發表了散文《「霧」里看廈門》，從霾霧的角度下筆，看似正能量不夠，但卻是真實的感觸。陶然不僅編髮了，而且還編入2017年出版的《香港文學散文選——土瓜灣敘事》一書。總編的氣度體現了雜誌的風度，令《香港文學》視野開闊寬容大度。
說到陶然對文稿的處理，我還想說一事。香港老作家劉百達先生曾千里迢迢飛到悉尼舉行作品研討會，與文友面對面交流。我索取了他的兩本遊記拜讀，對於旅遊文學的寫作有點想法，寫了篇讀後感，賞識劉先生在遊記中著眼於描畫人文景觀、歷史文化的同時，也對其思維定勢的局限提出了商榷。香港雜誌批評香港作家，我有點耽心，會否傷及雜誌與作家的面子，也怕影響陶然與劉百達的私人關係，所以沒貿然投稿，而是先徵詢陶然的意見。他答覆說，無妨，實事求是說真話即可。拙文《大處著眼小處著筆——談劉百達的旅遊文學》很快就在2017年11月號上發表。意想不到，劉百達先生不僅沒計較，還打聽到我的悉尼住址，寄來一大包十幾本他的遊記著作。可見《香港文學》在作家心目中的位置是比較崇高的，雜誌與作家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雙贏關係。陶然先生具有作家的真誠度和編者的客觀性，他的猝死令人扼腕。
年輕一代的周潔茹接手總編後，秉承前任風格的同時，比較關注」90」後、」00」 後的新生代作家，我基本沒在她任內刊出作品，但也還是有所交集。她離任前特別組織了」大洋洲散文專輯」，我的《碰碰運氣》也在其中。當該專輯在2022年6月號刊出時，新總編換上了游江先生。
去年是廣東僑界作家聯會成立四十周年，我想起許多離世的前輩作家身影，比如陳殘雲、秦牧、杜埃、岑桑、曾敏之、潘亞暾等，他們與我或有師生之誼，或是隸屬關係，或為同行互動，都是我文學路上的引領者。感慨之餘，寫下了《僑界前輩作家的身影》，於4月初投稿給總編後就回中國了。因為不認識新總編，所以對稿子是否採用沒多想。5月中忽然收到加拿大文友微信，告知在《香港文學》5月號看到此文。如此神速刊登，讓我喜出望外。月底回到悉尼，打開Gmail，才知編輯部早就通知採用，並要我提供照片做公眾號。因回國不能使用Gmail，錯過了信息，沒有按要求提供照片，只能對雜誌說聲抱歉。
作為海外作者，我與《香港文學》相隨相伴一路同行也有二十多年了，深感它不是同人雜誌，也不是小圈子文化園地，而是開放性的文學橋樑。可以說，《香港文學》是香港文化人的集體記憶，也是世界華文作家的書寫平台。在它四十華誕到來之際，我寫下點滴與其文字因緣，就是要衷心地向雜誌致敬，向編者致謝！祝《香港文學》，一如既往，堅定前行，且行且精彩！
作者：張奧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