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洛诵

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整。我对罗文说：“咱们俩人联合写篇对话录纪念哥哥。”他先同意了，我开始写，并告诉他有编辑同意发表。他又改主意了，气得我对他破口大骂，我一生都没这么骂过人。他让我注意“淑女”形象。

国内有编辑对我说，每年3月5日，他们都会发表我写的“我和遇罗克的一家”以示纪念，让我深受感动。决定不顾年迈体弱，被人不断骚扰，拼却全力独立再写篇纪念哥哥的文章。

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审判大会后，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犯人遇罗克的场景。在十万人一片欢呼声中，戴着手铐，趟着脚镣瘦小驼背的身驱，头发稀疏的遇罗克用脚死死地钉在地面上，不肯挪动。两个武装警察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粗暴地拖着他前行。

他是先活摘眼角膜再枪毙的，还是枪弹故意打在不致命之处摘完眼角膜再送他命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1970年3月5日那天。

网上盛传警察向遇家要了一毛三分钱的子弹费，1968年圣女林昭被枪毙，警察向她妈妈要的是五分钱子弹费。有人在文章里说，在美国看见罗文，欲问又止。我在电话里向罗文求证，罗文说：“没有。”

遇爸爸妈妈被警察传呼去北京市公安局领取儿子的遗物。他们互相搀扶走进去的时候，旁边两排警察直勾勾地看着他们，看他们会不会疯了？当遇爸爸看见家里给儿子送去的雪白色的新背心没舍得穿叠的整整齐齐时，跌倒在地大放悲声，遇妈妈强忍锥心之痛，斥责他：“别在这儿哭，回家哭去！”

罗文在文章里说哥哥的遗物里还有他常用的一根皮带和背的书包。

杀害遇罗克的命令究竟是谁下的？

遇罗克生于1942年5月1日。“出身论”一文诞生是1966年红8月左右。1968年1月5日被逮捕，时年25岁。1970年3月5日处以极刑，27岁。

关于谁下的命令，传闻很多，说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不敢作主，上报给毛主席，主席批准的。

我是1970年2月14号与赵京兴一起被北京男四中一群革命学生在一个军管小解放军带领下，闯进赵家，宣布“林副统帅号召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赵京兴是反革命。”把我们移交给西城分局拘留所。3月5日管女室的老警察周勇扔进女室一张杀人布告，对着我说：“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好好考虑吧。”

我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我在关押28个半月后，回到我插队的白洋淀。同在邸庄插队的女附中同学告诉我，她认识的高干子弟听到遇罗克被枪毙欢欣鼓舞，说：“主席还是维护我们本阶级利益的。”从这点看，似是毛批准杀的。

有传闻说吴德的儿子说是周恩来批准的，周说：“这种人不杀，杀谁？”

胡平先生的文章说，反正不是四人帮，而是目前仍在神坛上的人干的。

为什么唯独杀遇罗克？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晖先生说得好：“文化大革命就出了个遇罗克。”

女附中同学、文革史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博士对我说：“只有说出普通人在文革中的受难才会彰显英雄人物的作用。”

王友琴像德兰修女般把她的一生贡献给了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者，以一己之力搜集遇难者的姓名、性别、职业、遇害地点、被虐杀经过、凶手的姓名、背景和手段。她的“文革受难者”等著作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法国人特地跑到她芝加哥大学附近的公寓楼给她拍了七个小时的纪录片。方政教育基金会为她颁发过奖金奖章。读者自发地在网上筹款为她颁发读者奖。并怕她孤独长期记录书写杀戮残忍血腥会像台湾那位写“南京大屠杀”的女作家不堪重负而自杀，就自动组织起来，每一个人每一个月给单身独居的王教授寄一件礼物，以示敬意与关怀。

王女士在遇罗文2004年到美国参加右派讨论会后申请政治庇护，说英文材料都是她帮忙翻译的。

罗文没到美国在中国时，曾受王友琴之托，帮她调查过很多受难者的第一手材料和拍照片寄到美国给她。

走在前面的孤军奋战的人们很多都是被一个目标联系在一起，惺惺相惜，互相帮助的。

友琴比我小五岁，因为是个天才儿童，跳过三级，从北京郊区通县某中学初中65年考入北京市红色贵族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高一，66年6月文革开始，她在女附中还没上够一年课。我在高二（4）班，不认识她，也没听过她的名字。

但我们俩都见证了卞仲耘校长8月5日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在小操场水泥平台上五花大绑跪着被红卫兵羞辱棍棒抽打的场面。

8月6日早上掌权的红卫兵领导人刘进在广播里对各教室学生宣布卞仲耘昨晚死了，谁都不许往外说。

卞校长晚上被红卫兵打死了，有名有姓的证人说行凶者最厉害的是邓榕和刘亭亭。致卞校长死地的最后一脚是刘亭亭的大皮靴踢在卞校长的胸口上。

邓榕的爸爸是邓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哥哥是邓朴方，文革中被人从楼上推下致残。邓小平在89年6月4日下令对天安门广场示威学生武力镇压，机枪扫射，坦克碾压。

刘亭亭的爸爸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文革中被拉下马，死在开封，死时名字叫刘卫煌，头发两尺长。

诡异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卞仲耘校长是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我很感激爸爸，他在崇文区女十三中（原教会慕贞女子中学）当语文老师的妈妈挨红卫兵棍棒殴打剃头发，选择的是勇敢地告御状，写信上诉，到中南海去喊冤。

我们父女二人骑车到毛主席所在地，把投诉信交给持枪站岗的士兵，被告之这儿不受理，可以交到国务院。我们把信交给了国务院传达室。爸爸满怀信心，以为打人是下面红卫兵胡来，中央知道了一定会制止。

他太天真了！看看北京市长吴德的回忆录是怎么说的。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光传媒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这还不祘，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法西斯纳粹红卫兵，对首个打死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说：“要武嘛！”并伸出他衰老的胳膊任由她套上沾满北京市无辜手无寸铁的平民鲜血的红卫兵袖章。

血雨腥风刮满全中国，北京市打死人数字直线上升，三轮车拉着堆成山的像猪肉片子般的血淋淋的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尸体满街跑，火葬场24小时连轴转，烧不完……

北京火车站红卫兵押解着遣返的没打死的中国犹太阶层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有女红卫兵让家人互相抽嘴巴取乐。

罗文告诉我北京吉祥剧院是个魔窟，专门让红卫兵炼胆的地方，变着花样杀人，当妈妈面杀女儿，当爸爸面杀儿子，把人逼疯取乐。杀人手段残忍无法卒听……进去就出不来。有一个被误抓的工人出身的被放出来，披露了这一切。罗文在YouTube 上说过这个魔窟的事儿，他说还会继续详细揭露。

叶剑英元帅说：“文革死的人是天文数字，具体多少，永远不会知道。”

法西斯纳粹红卫兵挥舞铜头皮带抽打平民血肉横飞，古城北京变成一座不折不扣的人间炼狱。他（她）们杀人取乐，每个善良的人都有可能无缘无故遭到飞来横祸。

北京市中心紧邻天安门的27中初二的学生16岁花季少女林永生因出身不好，66年红八月被学校红卫兵活活打死，为了检查她死没死，红卫兵用玻璃碴揉她的眼珠。让她母亲把她的尸体拿走，母亲把女儿背回家，擦洗干净血迹，送去火化。过几天，几个红卫兵凶手跑到她家，强要20块钱，说打她时打坏了铜头皮带，要赔偿。并把她全家扫地出门。

文革史专家王友琴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述林永生的事情，她把证人们寻找她、林永生蒙难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记录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里。可以查到。

1966年8月，一个18岁的美丽的食堂小服务员关雅琴和小男朋友走在西城区二龙路上，被几个北京师大女附中无所事事的红卫兵瞧见，冲上前说他们俩是流氓，不由分说，拖到师大女附中化学教室，分别绑在柱子上抽打，男孩先被打死了，女孩先还哼哼，后来连哼哼都没有了。女凶手们叫来女附中刘校医，校医翻看女孩的眼睛，说：“她已经死了！”

女孩的五个哥哥到女附中要说法，无人答理。

关雅琴的事情是我的班主任杜梦鱼和物理艾老师告诉王友琴的。友琴登在她的网站上，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删了。可见凶手的势力有多大。

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崇文区小业主李文波事件，红卫兵抄他家，污蔑他要拿菜刀砍红卫兵，将他和妻子活活打死。李文波的儿子被崇文区派出所拘留。罗文为了调查李文波一事，认识了李文波的儿子，据李的儿子告诉罗文，他进派出所大操场是空的，第二天，大操场上堆得像山一样的尸体，罗文让他估计一下人数，他说：“最少三百多人。”

朦胧派先锋诗人芒克写道：“在血淋淋的天空下，飘满了死者的冤魂。”说的就是1966年红八月红九月的北京法西斯纳粹红卫兵在国家机器参与伟大领袖教唆下虐杀北京平民的情景。

在中国的犹太贱民没有被送进希特勒的煤气炉毒气室而是被铜头皮带、棍棒活活打死的血雨腥风、乌云压城、法西斯纳粹红卫兵掌控每个人生杀予夺的日子里，一个24岁的青年工人忍无可忍拍案而起，用他亲身经历多年思考浇灌成的一篇文章“出身论”作为武器，带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进行反抗，像犹太人的抵抗组织，他们深夜里，提着浆糊桶，把油印的小字文章贴在电线杆子上，随着大串联乘火车南下，一直贴到广州市。罗文告诉我，他第二天去看，文章的空白处用钢笔写满了“坚决支持这张革命的小字报”！

很不幸的是罗锦在串联的路上，被红卫兵绑架，带回北京，送到市公安局，说她写反动日记，串联是想出国，叛国投敌。警察不收，女红卫兵们就呼喊口号，警察无奈，把遇罗锦判了三年劳动教养，送去了离北京不算远的茶店农场劳改。

1967年春天，我去罗文家，罗文罗勉正推自行车要出门去劳改农场看望姐姐，遇妈妈对他们喊：“别忘了带芝麻酱，你姐爱吃芝麻酱！”

认识罗文是一件偶然的事。66年冬天，我穿着奶奶的蓝色有腰身的羊皮长大衣，骑着自行车去东城沙滩男女混校只有高中部的65中送我和几个女孩合办的油印“中学生动态报”。

纳粹法西斯老红卫兵已经失势。中央文革把他们利用够了，不但一脚把他们踢开，还宣布“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反动组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全社会、尤其是中学界被“血统论”压迫迫害的中学生批判他们。

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大家都在中央文革定的调子里行事。

文革前，大家都被洗脑，整齐划一信奉马列毛，没有独立的思想。个别人冒出一两句异议，立刻被看成异类，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受到唾弃。

出身问题从64年以后被强调，“红五类”吃香，主要还是高干子弟，其他都是陪衬。文革开始，他们摇身变成恶魔杀人犯，自然有他们的根基。

谁都没有怀疑到是制度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

遇罗克的“出身论”此时已广为流传，他明确是一篇独立思考的产物，向社会吹进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自由之风。

老红卫兵把他当成屎盆子往造反派头上扣，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地富反坏右的一伙儿，是反革命。

造反派急忙与之划清界限，躲避唯恐不及。

我和罗文都住在东四北，距离公交车一站多地。罗文说：“咱俩家住的这么近，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你啊？”

文革前即使看见，也会失之交臂。不说别的，就凭他初中是东城区著名流氓学校之一的61中的学生，我是绝不会理他的。

但是我们相识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全世界空前绝后的历史时期，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从认识罗文开始……

女附中高二（3）班杨鸥给我的大学、中学造反派战斗组的名称与地址。她领导着班里以“黑五类”出身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占教室经常被老红卫兵打砸，勒令她们改名。性格豪爽开朗的杨鸥一点儿不生气，泰然处之。

我和大弟弟一起乘火车、坐轮船观光了祖国的大西南，见到重庆双碑的四姑姑陶诗，去了“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贵阳” “四季如春”的昆明，到处是香气扑鼻、娇艳的茶花，眺望睡美人西山。又乘汽车上盘山公路经过楚雄到达仙境大理，观赏蝴蝶泉，苍山洱海。我玩不踏实，大弟弟还要带着我向西双版纳行进，被担心我们的爸爸一封信叫了回去。

我是66年10月离开北京先去的成都，11月与大弟弟从重庆乘轮船经湍急的三峡，停泊在盛产桔子的万县两个小时到达武汉，乘京广线回京的。

我回到北京，不听爸爸让我在家跟他学习的计划。不甘寂寞，投身批资运动，办了份油印小报专骂红卫兵。

杨鸥特别提醒我，65中“北斗星”有份“出身论”，“有人说他右，有人说他左，我认为他里面有股情绪……”

我找到“北斗星“所在地，敲门进去，立刻有人冲一扇关着的门喊：“遇罗文！找你的！”

“哎–”罗文应生迈脚出来，可见我一脸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知道不是找他的，有些腼腆。我说明来意，递给他一份动态报，转身就走。

罗文缓过神来，急忙叫住我：”你看过’出身论’吗？” “没有。”他迅速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叠纸递给我，我这有一份，就这一份了，你看完得还给我。”

他穿着一件半新的半长的棉外套，戴着一顶栽绒帽，白净的皮肤。没有书生气，有我从没见过的平民百姓烟火气，又很超然。我接过他的油印刊物和家庭地址。我超凡脱俗的人生道路从此开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