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洛誦

今年是文革爆發60周年整。我對羅文說：「咱們倆人聯合寫篇對話錄紀念哥哥。」他先同意了，我開始寫，並告訴他有編輯同意發表。他又改主意了，氣得我對他破口大罵，我一生都沒這麼罵過人。他讓我注意「淑女」形象。

國內有編輯對我說，每年3月5日，他們都會發表我寫的「我和遇羅克的一家」以示紀念，讓我深受感動。決定不顧年邁體弱，被人不斷騷擾，拚卻全力獨立再寫篇紀念哥哥的文章。

我的腦海里，時常浮現出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館萬人審判大會後，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的犯人遇羅克的場景。在十萬人一片歡呼聲中，戴著手銬，趟著腳鐐瘦小駝背的身驅，頭髮稀疏的遇羅克用腳死死地釘在地面上，不肯挪動。兩個武裝警察一邊一個架著他的胳膊粗暴地拖著他前行。

他是先活摘眼角膜再槍斃的，還是槍彈故意打在不致命之處摘完眼角膜再送他命的？

這一切，都發生在1970年3月5日那天。

網上盛傳警察向遇家要了一毛三分錢的子彈費，1968年聖女林昭被槍斃，警察向她媽媽要的是五分錢子彈費。有人在文章里說，在美國看見羅文，欲問又止。我在電話里向羅文求證，羅文說：「沒有。」

遇爸爸媽媽被警察傳呼去北京市公安局領取兒子的遺物。他們互相攙扶走進去的時候，旁邊兩排警察直勾勾地看著他們，看他們會不會瘋了？當遇爸爸看見家裡給兒子送去的雪白色的新背心沒捨得穿疊的整整齊齊時，跌倒在地大放悲聲，遇媽媽強忍錐心之痛，斥責他：「別在這兒哭，回家哭去！」

羅文在文章里說哥哥的遺物里還有他常用的一根皮帶和背的書包。

殺害遇羅克的命令究竟是誰下的？

遇羅克生於1942年5月1日。「出身論」一文誕生是1966年紅8月左右。1968年1月5日被逮捕，時年25歲。1970年3月5日處以極刑，27歲。

關於誰下的命令，傳聞很多，說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不敢作主，上報給毛主席，主席批准的。

我是1970年2月14號與趙京興一起被北京男四中一群革命學生在一個軍管小解放軍帶領下，闖進趙家，宣布「林副統帥號召開展一打三反運動，趙京興是反革命。」把我們移交給西城分局拘留所。3月5日管女室的老警察周勇扔進女室一張殺人布告，對著我說：「遇羅克斃了，何去何從好好考慮吧。」

我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我在關押28個半月後，回到我插隊的白洋淀。同在邸庄插隊的女附中同學告訴我，她認識的高幹子弟聽到遇羅克被槍斃歡欣鼓舞，說：「主席還是維護我們本階級利益的。」從這點看，似是毛批准殺的。

有傳聞說吳德的兒子說是周恩來批准的，周說：「這種人不殺，殺誰？」

胡平先生的文章說，反正不是四人幫，而是目前仍在神壇上的人乾的。

為什麼唯獨殺遇羅克？香港「爭鳴」雜誌主編溫暉先生說得好：「文化大革命就出了個遇羅克。」

女附中同學、文革史學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王友琴博士對我說：「只有說出普通人在文革中的受難才會彰顯英雄人物的作用。」

王友琴像德蘭修女般把她的一生貢獻給了文化大革命的受難者，以一己之力搜集遇難者的姓名、性別、職業、遇害地點、被虐殺經過、兇手的姓名、背景和手段。她的「文革受難者」等著作被翻譯成英文、日文，在全世界廣泛傳播，法國人特地跑到她芝加哥大學附近的公寓樓給她拍了七個小時的紀錄片。方政教育基金會為她頒發過獎金獎章。讀者自發地在網上籌款為她頒發讀者獎。並怕她孤獨長期記錄書寫殺戮殘忍血腥會像台灣那位寫「南京大屠殺」的女作家不堪重負而自殺，就自動組織起來，每一個人每一個月給單身獨居的王教授寄一件禮物，以示敬意與關懷。

王女士在遇羅文2004年到美國參加右派討論會後申請政治庇護，說英文材料都是她幫忙翻譯的。

羅文沒到美國在中國時，曾受王友琴之託，幫她調查過很多受難者的第一手材料和拍照片寄到美國給她。

走在前面的孤軍奮戰的人們很多都是被一個目標聯繫在一起，惺惺相惜，互相幫助的。

友琴比我小五歲，因為是個天才兒童，跳過三級，從北京郊區通縣某中學初中65年考入北京市紅色貴族女子中學師大女附中高一，66年6月文革開始，她在女附中還沒上夠一年課。我在高二（4）班，不認識她，也沒聽過她的名字。

但我們倆都見證了卞仲耘校長8月5日和其他幾位校領導在小操場水泥平台上五花大綁跪著被紅衛兵羞辱棍棒抽打的場面。

8月6日早上掌權的紅衛兵領導人劉進在廣播里對各教室學生宣布卞仲耘昨晚死了，誰都不許往外說。

卞校長晚上被紅衛兵打死了，有名有姓的證人說行兇者最厲害的是鄧榕和劉亭亭。致卞校長死地的最後一腳是劉亭亭的大皮靴踢在卞校長的胸口上。

鄧榕的爸爸是鄧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哥哥是鄧朴方，文革中被人從樓上推下致殘。鄧小平在89年6月4日下令對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武力鎮壓，機槍掃射，坦克碾壓。

劉亭亭的爸爸是國家主席劉少奇，文革中被拉下馬，死在開封，死時名字叫劉衛煌，頭髮兩尺長。

詭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卞仲耘校長是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我很感激爸爸，他在崇文區女十三中（原教會慕貞女子中學）當語文老師的媽媽挨紅衛兵棍棒毆打剃頭髮，選擇的是勇敢地告御狀，寫信上訴，到中南海去喊冤。

我們父女二人騎車到毛主席所在地，把投訴信交給持槍站崗的士兵，被告之這兒不受理，可以交到國務院。我們把信交給了國務院傳達室。爸爸滿懷信心，以為打人是下面紅衛兵胡來，中央知道了一定會制止。

他太天真了！看看北京市長吳德的回憶錄是怎麼說的。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光傳媒

「1966年破四舊後，一天，毛主席找我去彙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彙報前的想法是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彙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地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

這還不祘，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法西斯納粹紅衛兵，對首個打死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紅衛兵頭目宋彬彬說：「要武嘛！」並伸出他衰老的胳膊任由她套上沾滿北京市無辜手無寸鐵的平民鮮血的紅衛兵袖章。

血雨腥風刮滿全中國，北京市打死人數字直線上升，三輪車拉著堆成山的像豬肉片子般的血淋淋的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屍體滿街跑，火葬場24小時連軸轉，燒不完……

北京火車站紅衛兵押解著遣返的沒打死的中國猶太階層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有女紅衛兵讓家人互相抽嘴巴取樂。

羅文告訴我北京吉祥劇院是個魔窟，專門讓紅衛兵煉膽的地方，變著花樣殺人，當媽媽面殺女兒，當爸爸面殺兒子，把人逼瘋取樂。殺人手段殘忍無法卒聽……進去就出不來。有一個被誤抓的工人出身的被放出來，披露了這一切。羅文在YouTube 上說過這個魔窟的事兒，他說還會繼續詳細揭露。

葉劍英元帥說：「文革死的人是天文數字，具體多少，永遠不會知道。」

法西斯納粹紅衛兵揮舞銅頭皮帶抽打平民血肉橫飛，古城北京變成一座不折不扣的人間煉獄。他（她）們殺人取樂，每個善良的人都有可能無緣無故遭到飛來橫禍。

北京市中心緊鄰天安門的27中初二的學生16歲花季少女林永生因出身不好，66年紅八月被學校紅衛兵活活打死，為了檢查她死沒死，紅衛兵用玻璃碴揉她的眼珠。讓她母親把她的屍體拿走，母親把女兒背回家，擦洗乾淨血跡，送去火化。過幾天，幾個紅衛兵兇手跑到她家，強要20塊錢，說打她時打壞了銅頭皮帶，要賠償。並把她全家掃地出門。

文革史專家王友琴不止一次地給我講述林永生的事情，她把證人們尋找她、林永生蒙難的全部過程詳細地記錄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里。可以查到。

1966年8月，一個18歲的美麗的食堂小服務員關雅琴和小男朋友走在西城區二龍路上，被幾個北京師大女附中無所事事的紅衛兵瞧見，衝上前說他們倆是流氓，不由分說，拖到師大女附中化學教室，分別綁在柱子上抽打，男孩先被打死了，女孩先還哼哼，後來連哼哼都沒有了。女兇手們叫來女附中劉校醫，校醫翻看女孩的眼睛，說：「她已經死了！」

女孩的五個哥哥到女附中要說法，無人答理。

關雅琴的事情是我的班主任杜夢魚和物理艾老師告訴王友琴的。友琴登在她的網站上，不到一個小時就被刪了。可見兇手的勢力有多大。

有一個人人皆知的崇文區小業主李文波事件，紅衛兵抄他家，污衊他要拿菜刀砍紅衛兵，將他和妻子活活打死。李文波的兒子被崇文區派出所拘留。羅文為了調查李文波一事，認識了李文波的兒子，據李的兒子告訴羅文，他進派出所大操場是空的，第二天，大操場上堆得像山一樣的屍體，羅文讓他估計一下人數，他說：「最少三百多人。」

朦朧派先鋒詩人芒克寫道：「在血淋淋的天空下，飄滿了死者的冤魂。」說的就是1966年紅八月紅九月的北京法西斯納粹紅衛兵在國家機器參與偉大領袖教唆下虐殺北京平民的情景。

在中國的猶太賤民沒有被送進希特勒的煤氣爐毒氣室而是被銅頭皮帶、棍棒活活打死的血雨腥風、烏雲壓城、法西斯納粹紅衛兵掌控每個人生殺予奪的日子裡，一個24歲的青年工人忍無可忍拍案而起，用他親身經歷多年思考澆灌成的一篇文章「出身論」作為武器，帶領一個妹妹兩個弟弟進行反抗，像猶太人的抵抗組織，他們深夜裡，提著漿糊桶，把油印的小字文章貼在電線杆子上，隨著大串聯乘火車南下，一直貼到廣州市。羅文告訴我，他第二天去看，文章的空白處用鋼筆寫滿了「堅決支持這張革命的小字報」！

很不幸的是羅錦在串聯的路上，被紅衛兵綁架，帶回北京，送到市公安局，說她寫反動日記，串聯是想出國，叛國投敵。警察不收，女紅衛兵們就呼喊口號，警察無奈，把遇羅錦判了三年勞動教養，送去了離北京不算遠的茶店農場勞改。

1967年春天，我去羅文家，羅文羅勉正推自行車要出門去勞改農場看望姐姐，遇媽媽對他們喊：「別忘了帶芝麻醬，你姐愛吃芝麻醬！」

認識羅文是一件偶然的事。66年冬天，我穿著奶奶的藍色有腰身的羊皮長大衣，騎著自行車去東城沙灘男女混校只有高中部的65中送我和幾個女孩合辦的油印「中學生動態報」。

納粹法西斯老紅衛兵已經失勢。中央文革把他們利用夠了，不但一腳把他們踢開，還宣布「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是反動組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全社會、尤其是中學界被「血統論」壓迫迫害的中學生批判他們。

中學生的造反派組織應運而生，大家都在中央文革定的調子里行事。

文革前，大家都被洗腦，整齊劃一信奉馬列毛，沒有獨立的思想。個別人冒出一兩句異議，立刻被看成異類，被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受到唾棄。

出身問題從64年以後被強調，「紅五類」吃香，主要還是高幹子弟，其他都是陪襯。文革開始，他們搖身變成惡魔殺人犯，自然有他們的根基。

誰都沒有懷疑到是制度的問題，是信仰的問題。

遇羅克的「出身論」此時已廣為流傳，他明確是一篇獨立思考的產物，向社會吹進一股從未有過的清新自由之風。

老紅衛兵把他當成屎盆子往造反派頭上扣，說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地富反壞右的一夥兒，是反革命。

造反派急忙與之劃清界限，躲避唯恐不及。

我和羅文都住在東四北，距離公交車一站多地。羅文說：「咱倆家住的這麼近，我怎麼從來沒看見過你啊？」

文革前即使看見，也會失之交臂。不說別的，就憑他初中是東城區著名流氓學校之一的61中的學生，我是絕不會理他的。

但是我們相識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全世界空前絕後的歷史時期，我後來的人生軌跡從認識羅文開始……

女附中高二（3）班楊鷗給我的大學、中學造反派戰鬥組的名稱與地址。她領導著班裡以「黑五類」出身為主體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所佔教室經常被老紅衛兵打砸，勒令她們改名。性格豪爽開朗的楊鷗一點兒不生氣，泰然處之。

我和大弟弟一起乘火車、坐輪船觀光了祖國的大西南，見到重慶雙碑的四姑姑陶詩，去了「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的貴陽」 「四季如春」的昆明，到處是香氣撲鼻、嬌艷的茶花，眺望睡美人西山。又乘汽車上盤山公路經過楚雄到達仙境大理，觀賞蝴蝶泉，蒼山洱海。我玩不踏實，大弟弟還要帶著我向西雙版納行進，被擔心我們的爸爸一封信叫了回去。

我是66年10月離開北京先去的成都，11月與大弟弟從重慶乘輪船經湍急的三峽，停泊在盛產桔子的萬縣兩個小時到達武漢，乘京廣線回京的。

我回到北京，不聽爸爸讓我在家跟他學習的計劃。不甘寂寞，投身批資運動，辦了份油印小報專罵紅衛兵。

楊鷗特別提醒我，65中「北斗星」有份「出身論」，「有人說他右，有人說他左，我認為他裡面有股情緒……」

我找到「北斗星「所在地，敲門進去，立刻有人沖一扇關著的門喊：「遇羅文！找你的！」

「哎–」羅文應生邁腳出來，可見我一臉莫名其妙地站在那裡，知道不是找他的，有些靦腆。我說明來意，遞給他一份動態報，轉身就走。

羅文緩過神來，急忙叫住我：」你看過’出身論’嗎？」 「沒有。」他迅速從上衣兜里掏出一疊紙遞給我，我這有一份，就這一份了，你看完得還給我。」

他穿著一件半新的半長的棉外套，戴著一頂栽絨帽，白凈的皮膚。沒有書生氣，有我從沒見過的平民百姓煙火氣，又很超然。我接過他的油印刊物和家庭地址。我超凡脫俗的人生道路從此開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