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澳洲联盟党内部的两次分裂，宝琳·韩森（Pauline Hanson）领导的右翼一国党（One Nation）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人气高涨。不仅吸纳了部分自由党与国家党的资深党员，还在南澳大选中斩获多个州议会席位，民调支持率甚至一度压过在野的自由党，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样的变化，不仅令主流政党警觉，也让不少华人感到意外。

长期以来，在华文舆论场中，韩森与一国党往往被视为“争议性力量”，甚至被简单归类为“种族主义”的代表。然而，当这一标签与其持续存在的选民基础并置时，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仅仅是“被否定”，它为何始终没有消失？

要理解这一现象，或许需要回到上世纪90年代。

韩森的政治崛起，正值澳大利亚社会结构快速变化的阶段。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与移民潮同步推进。1990年代中期，随着一批中国留学生获得永久居留权，并通过家庭团聚政策带动近二十万新移民的流入，澳洲社会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人口结构与文化构成的明显冲击。

在这一过程中，对于部分依赖传统产业和本地就业的草根群体而言，经济压力与文化差异交织在一起，逐渐转化为不安与焦虑。韩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政坛。她在1996年当选联邦议员后，将移民、就业与资源分配等议题带入政治讨论，并以直接甚至尖锐的表达方式，引发广泛关注。

这些言论很快引发争议，也使她被主流政治体系边缘化。但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选民从中看到了自身处境的投射。1997年，一国党的成立，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情绪的制度化表达。

一国党的出现，也在另一层面上影响了澳洲华人社群的政治参与。1998年，曾经帮助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权的黄肇强医生利用高升的人气创立了澳大利亚团结党（Unity Party），以作为对一国党的回应，反对种族歧成为其参政的主要目标。该党一度吸引了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选民的支持，并推动多位华人进入地方政治舞台。比如：Burwood的王国忠、Auburn的Jack Au、Hurstville的刘娜心等，而党魁黄肇强亦进入新州上议院。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新移民快速融入澳洲多元文化社会，影响澳洲文化的中国文化仅仅留下了中国美食。当社会矛盾逐渐缓和，一国党因内部问题走向低潮，团结党也随之失去了其核心动员基础，并在2003年退出联邦政治舞台。这一过程也说明，以“反对某一对象”为主要目标的政治力量，往往难以长期维系。

而一国党却不同，尽管该党在随后一段时间内影响力下降，但它始终未曾真正退出澳洲政治。其持续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其背后始终有一部分稳定的社会基础，那是因为韩森的参政理念是站在国家利益为先的立场上为草根阶层代言，并非仅针对某一群体，而是强调对移民数量的控制，强调保护澳洲文化和传统价值，推动对移民技能和融入能力严格审核。

近年来，通货膨胀、房价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使“经济安全感”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现实焦虑。同时，移民规模的扩大以及多元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让一部分人对社会变化产生不确定感，韩森当年的警告正在成为现实。当主流政党在这些问题上的回应被认为虚假时，一些选民开始转向表达更为直接的政治力量，于是，韩森的群众基础再次被激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党的回归，与其说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复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的重新聚集。

现实之中，选民投票给一国党，未必意味着完全认同其主张，更可能是在表达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以及对主流政治及媒体叙事的不信任。

与此同时，近年来关于“政治正确”的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讨论的氛围。当部分议题变得更加敏感时，一些选民会倾向于支持那些“敢于表达”的政治人物，即便这种表达本身充满争议。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国党所扮演的角色，既是一个政党，也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一种对主流叙事的不认同，以及对既有政治表达方式的反弹。

因此，将一国党的崛起简单理解为“白澳政策的回归”，或许难以解释其复杂性，更像一种误导。当年韩森将矛头对准华人新移民，是对华人因素的不确定，如今又转向伊斯兰移民，也是对伊斯兰人的担忧。将其称之为种族主义并不真实，她的目的更像在强迫新移民入乡随俗、文化融合以及国家认同。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或许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当一部分人持续感到他们的担忧被忽视时，他们会通过何种方式重新进入政治视野？

对主流政治而言，这或许比单纯的批评或否定更加重要。因为一国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提醒：当现实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选民最终会寻找能够表达自身处境的出口。

而如何让这种表达回到更具建设性的轨道，才是澳大利亚政治未来需要面对的真正课题。

作者：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