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澳洲聯盟黨內部的兩次分裂，寶琳·韓森（Pauline Hanson）領導的右翼一國黨（One Nation）再度進入公眾視野，人氣高漲。不僅吸納了部分自由黨與國家黨的資深黨員，還在南澳大選中斬獲多個州議會席位，民調支持率甚至一度壓過在野的自由黨，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這樣的變化，不僅令主流政黨警覺，也讓不少華人感到意外。

長期以來，在華文輿論場中，韓森與一國黨往往被視為「爭議性力量」，甚至被簡單歸類為「種族主義」的代表。然而，當這一標籤與其持續存在的選民基礎並置時，一個問題也隨之浮現：如果僅僅是「被否定」，它為何始終沒有消失？

要理解這一現象，或許需要回到上世紀90年代。

韓森的政治崛起，正值澳大利亞社會結構快速變化的階段。冷戰結束後，全球化與移民潮同步推進。1990年代中期，隨著一批中國留學生獲得永久居留權，並通過家庭團聚政策帶動近二十萬新移民的流入，澳洲社會在短時間內經歷了人口結構與文化構成的明顯衝擊。

在這一過程中，對於部分依賴傳統產業和本地就業的草根群體而言，經濟壓力與文化差異交織在一起，逐漸轉化為不安與焦慮。韓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政壇。她在1996年當選聯邦議員後，將移民、就業與資源分配等議題帶入政治討論，並以直接甚至尖銳的表達方式，引發廣泛關注。

這些言論很快引發爭議，也使她被主流政治體系邊緣化。但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選民從中看到了自身處境的投射。1997年，一國黨的成立，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情緒的制度化表達。

一國黨的出現，也在另一層面上影響了澳洲華人社群的政治參與。1998年，曾經幫助中國留學生爭取居留權的黃肇強醫生利用高升的人氣創立了澳大利亞團結黨（Unity Party），以作為對一國黨的回應，反對種族歧成為其參政的主要目標。該黨一度吸引了包括華人在內的亞裔選民的支持，並推動多位華人進入地方政治舞台。比如：Burwood的王國忠、Auburn的Jack Au、Hurstville的劉娜心等，而黨魁黃肇強亦進入新州上議院。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中國新移民快速融入澳洲多元文化社會，影響澳洲文化的中國文化僅僅留下了中國美食。當社會矛盾逐漸緩和，一國黨因內部問題走向低潮，團結黨也隨之失去了其核心動員基礎，並在2003年退出聯邦政治舞台。這一過程也說明，以「反對某一對象」為主要目標的政治力量，往往難以長期維繫。

而一國黨卻不同，儘管該黨在隨後一段時間內影響力下降，但它始終未曾真正退出澳洲政治。其持續存在，本身就意味著其背後始終有一部分穩定的社會基礎，那是因為韓森的參政理念是站在國家利益為先的立場上為草根階層代言，並非僅針對某一群體，而是強調對移民數量的控制，強調保護澳洲文化和傳統價值，推動對移民技能和融入能力嚴格審核。

近年來，通貨膨脹、房價上漲以及生活成本壓力，使「經濟安全感」成為越來越多家庭的現實焦慮。同時，移民規模的擴大以及多元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也讓一部分人對社會變化產生不確定感，韓森當年的警告正在成為現實。當主流政黨在這些問題上的回應被認為虛假時，一些選民開始轉向表達更為直接的政治力量，於是，韓森的群眾基礎再次被激活。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國黨的回歸，與其說是某種意識形態的全面復興，不如說是一種情緒的重新聚集。

現實之中，選民投票給一國黨，未必意味著完全認同其主張，更可能是在表達對現實處境的不滿，以及對主流政治及媒體敘事的不信任。

與此同時，近年來關於「政治正確」的爭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共討論的氛圍。當部分議題變得更加敏感時，一些選民會傾向於支持那些「敢於表達」的政治人物，即便這種表達本身充滿爭議。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國黨所扮演的角色，既是一個政黨，也是一種象徵——它代表了一種對主流敘事的不認同，以及對既有政治表達方式的反彈。

因此，將一國黨的崛起簡單理解為「白澳政策的回歸」，或許難以解釋其複雜性，更像一種誤導。當年韓森將矛頭對準華人新移民，是對華人因素的不確定，如今又轉向伊斯蘭移民，也是對伊斯蘭人的擔憂。將其稱之為種族主義並不真實，她的目的更像在強迫新移民入鄉隨俗、文化融合以及國家認同。

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或許是：在一個多元社會中，當一部分人持續感到他們的擔憂被忽視時，他們會通過何種方式重新進入政治視野？

對主流政治而言，這或許比單純的批評或否定更加重要。因為一國黨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提醒：當現實壓力累積到一定程度，選民最終會尋找能夠表達自身處境的出口。

而如何讓這種表達回到更具建設性的軌道，才是澳大利亞政治未來需要面對的真正課題。

作者：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