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悉尼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中國問題專家季北慈（Bates Gill）在澳大利亞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有限合作：澳中關係新時代」。
季教授的核心論點是，儘管有必要持續接觸和合作，澳大利亞需要以警惕和務實為基礎，重新定義澳中關係的界限。
他對澳中關係的解讀細緻入微，不走極端，呼籲澳大利亞政府和民眾，需要對中國的態度進行深入的反思。5月18日即將舉行聯邦選舉，下一屆澳大利亞政府，無論其政治派別如何，都將承接一系列複雜的與中國相關的挑戰。
事實上，長期以來，澳大利亞精英們對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挑戰視而不見。我們的許多政治家、商界精英和社區領袖因有利可圖，而與中共政權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精英們從中國的經濟崛起中受益，但面對日益強大的獨裁中共所帶來的長期挑戰，卻沒有為澳大利亞公眾做好適當的準備。
毫無疑問，澳大利亞需要在貿易、投資、連通性、安全以及其他領域和國際問題上與中國合作。但我們迫切需要重新思考目前的做法，重新調整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態度。當然，我們已經開始做出了改變。兩黨對外國干涉法的一致支持，以及將華為和中興從澳大利亞5G網路中排除的決定，均顯示出對中國在澳影響力的擔憂。但是我認為，我們還需要更深入的反思。
這些挑戰是什麼？為什麼它們對普通澳大利亞人如此重要？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不是澳大利亞所有國際問題的根源，中國也不是敵人。實際情況更為複雜：中國的崛起在正反兩面都從根本上影響到澳大利亞人，它影響了我們在世界上的位置。
良好的地緣戰略環境不復存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澳大利亞一直依賴於強大的美國所監管的良性地緣戰略環境。而現在的環境已經改變，相對權力從美國轉向中國，加劇了兩大巨頭之間的戰略競爭。雖然現在兩國之間的貿易戰已近達成協議，但在未來幾十年內，雙方在經濟、政治、科學技術、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的深層競爭將持續不斷。
這場競爭將對區域穩定和安全產生深遠影響。重要的是，澳大利亞也將成為中美之間影響力競爭的戰場，而且已經發生了。我們應該為未來的競爭急劇升級做好相應的準備。
國際自由秩序面臨挑戰
中國的崛起對國際自由秩序、國際法律規範都構成了挑戰，而這些對澳大利亞價值觀和利益有著重大影響。坦白地說，澳大利亞在國際舞台上的力量相對較小。我們需要依靠國際規則和規範來約束大國們的行為，來確定其他國家行為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然而，中國對內對外所採取的反自由價值觀及其做法，嚴重破壞了當前的國際自由秩序。
不久前，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還幻想中國將為其公民提供更多自由，向自由社會的方向上轉變。但是，現在沒有人這樣想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正在重拾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做法，強調社會控制、政治統治、共產黨至高無上的地位。面部識別、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等新技術被黨國利用，成為無處不在的監控、控制中國公民的工具。公眾辯論和言論自由的空間一再縮小，網民、學者和記者越來越懼怕踩到共產黨的「紅線」。
中共不僅沒有給予公民更多的自由，反而將手伸向了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們的政治信仰、個人身份、消費模式和宗教習俗。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國的人權和尊嚴方面在倒退，但同時，卻成為一個在經濟、軍事和技術上領先的強國。
因此，中國夢並不是個體尊嚴的夢想，而是一個強國夢。在這個夢想中，個體的人被黨國的光榮和不斷前進的腳步所踩踏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事實上，對於許多人來說，尤其是中國社會邊緣的人，中國夢已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噩夢。例如，為達到對人的全面控制，中共在新疆等地採取極端手段，在「政治再教育」營里關押了100多萬維吾爾族人。
國際媒體廣泛報導了這種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國家都保持沉默，或只表達了象徵性的「擔憂」。畢竟中共在與它們進行著貿易和投資，誰還能關心維吾爾人呢？
在國際上，中國也在尋求改變遊戲規則。當然，今天習近賓士下的中國不再可能像毛澤東時代那種形式地輸出革命。但是，中國正試圖改變二戰後秩序、程序和規則，以促進其不斷增長的野心。
顯而易見，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主張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北京並不在意。相反，它將這種非法主張用於挑動民族主義者的愛國熱情。
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挑戰國際秩序的國家。但我認為，中國的挑戰影響更深刻、更長久。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經濟引力、不斷擴大的影響力和野心，以及統治者的徹底專制傾向，更需引起澳大利亞人的注意。
如果中國只是一個敵人，那麼解決方案很簡單：對抗。複雜的是因為它並沒有像納粹德國那樣試圖徹底推翻這個體系。
悉尼中國城（圖：看中國）
前路很艱難
今天，我們迫切需要認識到，中國正在試圖改變目前的國際秩序—將其從自由秩序轉變為不自由秩序，以維護其專制統治者的安全。然而，又必須在與其合作的同時，去處理中國問題。
澳大利亞人應該如何應對中共的挑戰？如果我告訴你，我有答案，那我是在說謊，但我對此有一些想法。
首先，需要就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維持一個有力的、多方面的辯論。辯論需要超越堪培拉的精英圈或大學界的象牙塔，需要各界不同的聲音，包括澳大利亞華人社區的聲音。這些社區往往是中共在澳大利亞施展政治影響的最前沿，其中有些是合法行為，有些是自由社會不能接受的行為。
在這個範圍遍及全國的辯論中，我們要注意，不要用黑白來界定陣營，需要用尊重和善意來處理這場辯論，包括我們不能同意的觀點。從Bob Carr到Clive Hamilton，以及這兩者之間的所有聲音，他們都在這場辯論中佔有一席之地，我們在一條船上。
其次，當中國的做法有損於澳大利亞的價值觀和利益時，澳大利亞政府需要直接抵制。不需要外交上的隔空喊話，但我們確實需要清晰、堅持和堅定地闡述澳大利亞的觀點，包括北京不喜歡的觀點。堅持人權和國際法等澳大利亞價值觀需要付出代價，北京能用經濟為的槓桿的手段來懲罰澳大利亞。雖然，這些決定艱難，卻在告訴全世界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什麼樣的國家。
澳大利亞遠非孤軍奮戰。去年，我與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新加坡、台灣、印度和歐洲等地的許多政策制定者和專家進行了交談。毫無疑問，澳大利亞與中國關係所面臨的許多問題都是他們所共同面對的，儘管他們各自有自己獨特的情況。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澳大利亞需要更好地與其他民主國家合作。實際上，我們一方的力量是有分量的、安全的。
第三，防止霸權主義侵蝕影響的最佳方法是加強我們自己的民主制度、程序和價值觀。許多人對中共的政治活動深感擔憂。但過激的反應可能同樣有害。我們需要在確定對公民自由的承諾與應對中共影響力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對於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而言，如果北京在澳大利亞土地上的行為超出了可接受的範圍，需要大聲發出反對聲音，保護我們的權利和社區。同時也是在捍衛所有澳大利亞人的權利，不論其種族、文化、政治或宗教信仰。
此外，我們需要明確，北京沒有任何權利要求我們在情感上對其傾向或在政治上對其忠誠。儘管北京聲稱其代表所有「海外華人」，並試圖控制所有中文媒體，但無論是在澳大利亞還是世界各地，它都無權代表我們，我們可以為自己說話。
最後，澳大利亞需要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整個華人世界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華人世界包括世界各地的社區，包括了多種多樣的眾多身份。我們需要了解華人世界豐富多樣的文化、社會和歷史，而不是盲目地接受中共黨國的說辭。中共政權成功地將自己與「中國」的概念聯繫了起來，成功地將「中國」與「華人世界」的觀念混為一談。這需要改變。
在這篇文章即將結束時，我感到一絲悲傷：我許多居住在澳大利亞和中國的家人，在閱讀這篇文章時會認為我是在「反華」，我在任性而為，並不了解中國。這是因為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接受黨國的宣傳和灌輸。即使是那些住在澳大利亞的人，他們也生活在一個與北京觀點基本一致的中文媒體環境中。
在我試圖放下自己的身份去談論澳中之間的爭議時，在許多方面已經被貼上了個人標籤。在當代澳大利亞，作為華裔澳大利亞人意味著什麼？我們如何對待自己的華人和澳大利亞人身份？中國對我們許多人來說象徵著重大的個人意義，但同時又給澳大利亞帶來了最深刻最複雜的國際挑戰，我相信很多讀者都反思過類似的問題。
(Adam Ni是悉尼麥考瑞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員)
圖：Adam Ni（倪凌超）（作者）來自推特
來源：澳洲看中國
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19年4月26日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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