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
《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後已經過了幾十年，期間發生了許多政治歷史大事件，足以發人深省，人們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觀點，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評價更高。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原著於1961年出版，最初的中文譯本於1979年出版，至今已經過了幾十年，期間發生了許多政治歷史大事件，足以發人深省，人們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觀點，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評價更高。
例如，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第354期《華夏文摘》上，廣州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發表題為<亂世悲歌——關於張愛玲的《秧歌》>的評論。艾曉明說，在這部小說中，張愛玲以這樣兩條線索——一個農民的死去、一個劇本的誕生，表達了她對動蕩時代的思索，那是古老的恐怖和恐怖的喜劇。艾曉明以「突破」兩字讚揚。張愛玲曾以為她寫不了這種更廣大的題材，所以這部作品可視為她的一個里程碑，相對她前期的作品是成功的突破（當然與前期也有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對人類的愚行和瘋狂的沉思）。艾曉明特別指出，張愛玲對這個時代錯誤完整的揭示，那就是良知的死亡。在《秧歌》中，被表現的不僅是農民的命運，還有藝術的命運；不僅是為農民作傳，也是為知識分子照相，照出了他們變形為小丑和弄臣的嘴臉。知識分子放棄了對真實的感受，藝術變成粉飾，這才是更令人絕望的恐怖。
2012年，《中國南方藝術》發表美國華裔教授作家沈睿撰寫的<偉大的政治小說：張愛玲的《秧歌》>。沈睿這篇原於2008年刊登在《今天》的文章，強調《秧歌》的偉大的「預言」意義。她說，張愛玲寫作本書時，她既沒有意圖也沒有來源去預言將會到來的恐怖，但是以某種下意識的方式，她的小說預先講述了不久就強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殘酷的荒謬的現實。張愛玲不是職業的中國觀察家，但是，根據她的物質的常識性的看法，她看到了內在的噩兆。《秧歌》裡面的故事，證明她的預言簡直是太真實了，實現得太快了。
沈睿認為，《秧歌》是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這部小說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國極權制度是怎樣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根基，毀滅了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根本關係，描繪了中國農民以及普通人民在這個制度中的無權無勢的卑微地位。這部小說，也許比中國迄今為止發表的任何小說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中國極權統治的本質。這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令人震驚的。這本書出版於1955年，在餓死三千八百萬人的人類史最大的饑荒還沒有開始，在毀滅了中國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還沒有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十多年之前，卻成為現實的中國社會巨大悲劇的讖語。
關於一部小說成為一個時代的預言，沈睿做了一個比較。她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除了《紅樓夢》之外，還沒有一部書可以像《秧歌》一樣做到這點。也可比較另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1984》。這部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所創作的反烏托邦小說，寫的是未來，寫的是知識分子在極權社會的處境；而《秧歌》寫的是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政治變化，寫的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中國農民。讓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悲傷地感嘆的是，小說描繪的一個村莊的謊言、恐懼和飢餓不久就變成全中國的現實。三千八百萬餓死的亡靈為這部小說的飢餓做了如此真實的腳註。十年多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這部小說描繪的中國傳統人倫關係、道德關係的破壞做了如此真實的腳註。什麼是藝術的力量？沈睿說：「《秧歌》這本書證實了藝術的穿透力和偉大的政治小說的力量。把這本書放在人類的政治小說歷史上看，這部書是中國作家張愛玲對人類政治小說的偉大貢獻。」
2009年，任職上海同濟大學的中國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教授寫出<張愛玲的華袍及其虱子>。朱大可以他特有的風格，批評「小資張迷」對張愛玲的「嚴重誤解」。指出他/她們拒絕面對的嚴厲現實，是張愛玲的自我背叛——從華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結隊的虱子。1952年以後，張愛玲躍出都市小資的限定，甚至拋棄《小艾》式的歌德主義實驗，投身於更為深刻的鄉村經驗之中，去書寫獨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開政治祛魅的艱難道路。
朱大可早年是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的博士生，其批判眼光相當敏銳，相當獨到。他的大文最初在《南方都市報》發表時，有兩段被審查官員斷然刪去，而這兩段正是朱大可的最重要的真知卓見：
《赤地之戀》和《秧歌》，無疑是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它們以平淡和反諷的風格，探尋「土改」的真相，為這場朱元璋式的權力運動祛魅，揭示它幕後的悲劇意義——人性的扭曲、謊言的囂張，工作組幹部的卑劣、知識分子的墮落、「地主」的無辜，以及底層農民的貧困與苦難。「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是的，五年以後，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急促降臨，導致了無數「鄉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敘事、鄉村敘事、底層敘事、女性敘事、飢餓敘事和戰爭敘事，所有這些敘事母題都被疊加起來，在威權體制的虱袍上，喊出反烏托邦的細弱聲音。在中國現代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像張愛玲那樣，以鶴立雞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對「鄉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戀》相比，描述江南鄉村社會的《秧歌》顯得更為精妙，儼然是前者的升級版。那些反諷性的殺豬細節、以及縱火、死亡和秧歌場景，都是祛魅文學的經典片段。它是一支華夏民族的哀歌，傳遞出農民經久不息的苦難。
我當然認為，朱大可把《赤地之戀》和《秧歌》「無疑」地判定為「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還有很關鍵的一點。張愛玲「自我背叛」, 走上「打開政治祛魅的艱難道路」，其重大意義，的確必須在張愛玲研究中給以足夠的重視和探討，並得到肯定和稱讚。張愛玲是「潤」（run）的先鋒。想想1952年是什麼時候？那個時候，中共奪得政權不久，「美好的新中國」宣傳鋪天蓋地，一時間似乎也非常深入人心。那些留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有回國的學有所成的美英等國華裔學人，都沉浸在「當家作主」的幸福之中，渴望一展宏圖。而張愛玲悄悄地走了，「帶著她照片上有的那種莫名的幾乎是悲傷的微笑」。正如艾曉明在上文引用的她的1998年文章中所說，張愛玲不僅在她的小說中寫出了那種「更令人絕望的恐怖」，她更身體力行對其作出了果斷的反應。當五十年代排山倒海的「新生活」浪潮追來時，張愛玲選擇了逃離，迅速地逃離。猶如在大地震前感受到異兆而逃生的小鼠。艾曉明指出：張愛玲保持了一個小說家對自己的忠實，《秧歌》可以說是理解她後半生的一把鑰匙，鑒於人與藝術如此的沉淪，她的逃離是無從返顧的。
是的，歷史在這裡沉思：如果張愛玲不走，她又將是何種命運？如果她不走，她又何以能夠寫出《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部堪稱「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的偉大作品呢？（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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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洲一些頂尖神經學家對阻止或減緩帕金森病的進展寄予厚望，他們將採用針對腸道微生物組的治療方法，系全球首次。人體試驗將在未來數周內進行。 帕金森病影響全球數百萬人，是全球增長最快的神經系統疾病。目前尚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據《信使郵報》報導，該項臨床試驗將在布里斯班的轉化研究所（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進行，其基礎是大量新出現的證據，這些證據表明帕金森病與腸道細菌失衡之間存在聯繫。 由於Richard Gordon副教授的突破性研究，他和來自昆士蘭科技大學（QUT）生物醫學科學院的團隊獲得兩項由國會指導的醫學研究計劃的資助，總額達400萬澳元。 該團隊將通過改變腸道生態系統和激活保護機制，開發工程微生物作為活體生物治療藥物。 微生物組研究的招募工作將於今年8月左右開始，同時面向帕金森病患者和健康志願者。這項研究將包括在TRI提供常規血液樣本和帶回家的微生物組試劑盒，參與者可以將試劑盒郵寄給研究團隊。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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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僱主承擔返回辦公室上班的停車費的澳洲工作者越來越多，許多人希望報銷公共交通和汽油費用。 新研究顯示，隨著維州越來越多的老闆要求員工在Covid疫情結束後返回辦公室，同時員工也受到抵押貸款利率上調和其他生活成本壓力的打擊，許多人認為與通勤相關的交通費用會帶來太多額外的經濟痛苦。 據澳洲新聞集團報導，軟體研究網站 Capterra 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員工開始要求並尋求公司的幫助，以維持他們的工作生活，無論是現場工作還是遠程工作。 在接受調查的近 250 名員工中，多達 66% 表示，現場工作人員的停車費應由僱主承擔； 74% 認為，所需的服裝或制服費用也應由老闆承擔。 大約一半的人認為，如果他們必須去辦公室，僱主應該幫助支付公共交通或汽油費用。 「不可否認的是，生活成本增加了管理與工作有關的費用的難度。然而，如果有適當的政策，公司可以提供支持，減輕員工的壓力。」Capterra 分析師Laura… Read More
澳洲法官5月24日裁定，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飛行員Daniel Duggan可以被引渡回美國受審。此前，美國指控他非法訓練中國軍事飛行員。 Duggan自2014年起一直居住在中國。2022年10月他從中國返回澳洲，不久後，澳洲聯邦警察在新州一處小鎮將其逮捕。 現年55歲的Duggan在對抗美國引渡令的過程中，已在澳洲安全級別最高的監獄中度過17個月。 地方法官Daniel Reiss表示，已經達到引渡標準，Duggan符合引渡條件。 綜合澳媒報導，Duggan被指控於2010年至2012年間在南非為中國飛行員提供軍事訓練，違反美國武器販運法，隨後在美國的授意下於澳大利亞被捕。 美國律師稱，他因提供訓練服務獲得約10萬美元報酬，美方認為這筆現金是非法獲得的，可以凍結，因此成功申請凍結其房屋出售。 這位美國前高級軍官被指控訓練中國軍隊在航空母艦上著陸。他還被指控在中國提供飛行服務以及評估中國軍事飛行學員。 他於 2012 年成為澳大利亞公民，已放棄美國國籍。 Duggan及其家人認為，鑒於中美關係惡化以及被指控的行為發生在很久以前，這些指控具有政治動機。 Duggan在獄中的一封信中說，他認為自己的活動並不違法，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和美國海軍中央情報局（NCIS）都知道他的工作。 美國政府表示，Duggan直到2016年才喪失美國公民身份，當時他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簽署了一份放棄公民身份的文件。… Read More
論作詞之法，分字法、句法、章法，亦需重視風格，重要之處太多，總得抓一處最要點。有人說，動字最重要，譬如「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僅此一字，便使該句成為千古名句。不過，這是單論具體寫作，好比樹的枝葉，若僅僅枝繁葉美是不夠的，必然要有牢碩的根，先有根，才能有軀幹、枝葉。 那麼詞的根是什麼呢？若以一字概括，或許應是「真」字。況周頤《蕙風詞話》說：「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為佳，且易脫稿。」作詞人可以藉助各種手法表達一種情感，主人公可以不寫自己，但情感一定要真。如果「為賦新詞強說愁」，即使寫得再美，也難免流入虛美。情真與否，讀者無需學問淵博也能體會出。 如果在「真」字基礎上再添一字，或許「真純」最能概括。這種真純反映在李後主身上便是「赤子之心」，像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孩，無論寫什麼，都不會刻意矯飾。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從小在深宮中長大的李煜不擅長政治，在南唐諸皇子中排第六，本來皇冠不可能落在他頭上，命運卻給他開了個大玩笑。在繼統前，為遠離紛爭與猜忌，李煜無心參與政事，成日研究書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赤子之心。王國維說：「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寫詞不像寫《水滸傳》、《紅樓夢》需要閱世很深，李煜不擅長做皇帝且閱世不深是他的短處，卻是作詞方面的長處。 （圖：Adobe Stock） 各位請看他亡國前作的一闋〈木蘭花〉，是其前期代表作，寫得直快奔放。「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毫不掩飾自己對歌舞欲罷不能以及手拍欄杆的狂歡。宴會結束後，由繁華熱鬧轉為浪漫淡雅，「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不想回房間睡覺，感覺仍未盡興，還想騎在馬上，踏在滿地月色上散步。這哪像個成熟的皇帝，分明是長不大的「夜貓子」，行為任性，下筆也任性，看不出什麼需要讀者細品的深意，卻不失美感，寫得俊逸神飛。 經歷亡國後的李煜依然不失其「真」，但此時「真」在詞作中更多地體現在深摯上，他仍是個稚嫩的孩子，曾經歡樂寫得任真，如今悲痛也寫得任真，無論悲歡，他落筆都沒有節制。 其〈破陣子〉詞云：「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句句寫實，對自己的安逸毫不掩飾，離別故國時的心情也寫得極真。後來蘇東坡讀到該詞時極不滿，指責道：後主應該在九廟之外慟哭請罪，向舉國百姓道歉後再走，卻對宮娥揮淚，聽著教坊曲離開故國。確實，李煜作為國君在道德上有諸多可詬病之處，但作為詞人，他深摯地寫下自己最真實的心理，這種真實恰恰是最能引起共鳴的。 （圖：Adobe Stock） 被大宋軟禁期間，他失去往日唾手可得的自由，曾經的歡樂而今只能夢裡去尋，正因親嘗到大起大落的滋味，才將回憶寫得凄涼至極。「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任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金鎖已沉埋，壯氣蒿萊。晚涼天凈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南唐宮殿的豪華，故國山河的豪壯，一切都那麼真實而遙遠。「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不堪回首的哀痛，在李煜筆下如一江春水奔涌而出。「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是他囚徒日常的真實寫照，多少次從美夢中醒來，又被無情的現實擊碎，循環往複，似無休止。 這種痛苦的循環最終由一闋〈虞美人〉了結，使他解脫。該詞是這位千古詞帝的絕命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七月七日過生日時寫下該詞，命令歌女作樂唱出，聲響之大，以至於宋太宗也聽到歌聲。宋太宗勃然大怒，命人取來李煜的詞，看到「小樓昨夜又東風」以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後更堅定了殺害李煜的決心，遂賜毒酒將他毒死。 以階下囚身份毫無遮掩地書寫亡國之恨，無疑是大膽之舉，不知他到底是有意求死還是無所顧忌，但正是這種大膽的真情流露，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光彩奪目的詞作。陳廷焯評道：「一聲慟歌，如聞哀猿，嗚咽纏綿，滿紙血淚。」王國維道：「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李煜詞有延綿千年的感染力，和滿紙血淚有密切的關係，彷彿可引起天下人的共鳴和同情，彷彿寫出天下人的哀痛。此種真情，唯有親身經歷過奢華與囚禁的反差才能寫得動人至極。…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