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3-12-09 06:19

一輛全國最奢華的房車與前後規模龐大的衛隊和儀仗隊越行越近，迎接這一隊人馬的官員恭恭敬敬地下跪，絲毫不敢怠慢。

待隊伍走近後定睛一看，房車的前方赫然站著24名頂級火槍手，他們鎮定且敏銳的眼神與手中的武器令人不寒而慄。往後看去，那房車尾跟著24名魁梧的弓箭手，亦有魚貫接踵的騎兵一路揚塵。

房車是由32名壯漢抬起的大轎，稱它是一座「移動的別墅」一點也不過分。轎子外圍有一圈圍廊，裡面的人休息時可以走到圍廊欣賞風景；轎的前半部分名叫重軒，其內部建有書房，供車主工作時使用，相當於移動的辦公室，還配備書童在旁服務；轎的後半部分是卧室，車主無論白天黑夜都可以安穩地睡眠。此外轎中還配有珠玉綢緞。

如此級別的轎子遠遠超過我們常說的八抬大轎，這豪華房車內的貴賓不是皇帝，卻是內閣首輔張居正——萬曆帝的老師，大明朝的棟樑，皇親國戚也畏他幾分。

坐在轎中的張居正此時心情複雜。一方面，他終於可以短暫休息，返鄉安葬剛故去的父親並看望年邁體弱的母親；另一方面，奪情風暴讓他折磨得心灰意冷，暗想：「我盡忠為國，卻成千夫所指，斥我不孝。反正我已名譽掃地，你們盡情罵吧，道德的楷模不做也罷！」

此時的張居正一改昔日節儉謹慎作風，接受了河北真定知府錢普的獻媚，即上述鋪張浪費的奢華大轎；也接受了沿途府州縣官的下跪、巡撫巡按的越區迎送與親自開道。

更不應該的是，他途經襄陽時，襄王出城恭候請他赴宴，他僅僅以賓主相見的禮節回應。然而依照大明王朝的制度，即使再大的官、公、侯見藩王時也須行為臣之禮。在路經南陽見唐王時他也同樣僭越。《萬曆野獲編》記載，張居正在宴會上「坐南面」，即坐北向南。而依照古代禮法，南面稱尊，北面稱臣。

張居正這般犯大忌，無疑給自己及家人招來禍患、留下污點。他在世時，萬曆皇帝敬他，無人因禮節問題罰他，但死後難保多遺留了一個專權罪名的證據。《萬曆野獲編》評價稱「僭紊至此，安得不敗！」「江陵妄自尊大，並典制不復問矣。」透過返鄉葬父的排場和行為，足見張居正受奪情風暴刺激後放鬆了對自己的道德約束，開始抱持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上期講到《明史》說「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除以上奢侈行為外，還有證據表明「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張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頓官僚惡習，且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其改革的後半期，他自己反而性情大變，多數升遷或罷免官員的決定是出於個人喜惡，特別是對待反對者幾乎不再留情。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覺得無論怎樣努力都會遭受批評與指責，既然不能左右外界的言論，那管好自己能左右的事就足矣，只要能繼續大權在握，改革就不會半途而廢；只要能實現畢生理想，國富民強，可以不擇手段。張居正後期這種偏激的思想只能獲得臨時的成功，給自己在政壇上樹立更多反對者。

但這也不能全怪他一人。如果我們將心比心，客觀地分析當時他的環境，會發現他有諸多無奈和不得已。

中國古代五千年歷史，所有成功的變法、改革或新政都需要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實權。我們潛意識裡習慣於把權力和姦佞權臣掛鉤，彷彿這一詞離所有正人君子都十分遙遠，但試想，如果沒有智慧和渠道爭取夠硬的後台和實權，那麼政治理想都將成為泡影。區別是，賢臣良相會以合法途徑和較高的道德底線爭取，其最終目的是治國平天下；奸臣則不然。這個底線究竟多高算高，它不像數字指標那樣量化明了，所以許多致力變法的君子們都是戴著官場「鐵鏈」治國的，要在制度與祖宗之法的局限下儘可能減少改革的阻力。

張居正不見得比前朝前輩們輕鬆。以前唐朝的政令都由宰相擬，然後交給皇帝畫敕；宋朝的制度是宰相先向皇帝呈札子，待皇帝同意後再擬旨。明朝朱元璋廢掉宰相後，內閣大學士的權力起初很小，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

之所以群臣以內閣大學士為尊，一是因為他們的兼職地位高，譬如部門尚書；其次是因為明朝到中後期皇帝不愛管事或暫時不能親政，於是內閣出現一系列權臣，比如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都擅長權術，但不同之處是嚴嵩是奸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皆是治世能臣。

嚴格說，張居正作為內閣大學士，即使是首輔，很多事也不該他管，他原本應得的權力遠不及漢、唐、宋代的宰相。筆者曾在第四期提到，張居正推行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兩份，一份交給內閣，一份交給六科。該新政很有益處，然而六部沒有義務這樣做，畢竟內閣大學士不是宰相，不該管六部的事務，六部只聽皇帝的話即可。

張居正如此大刀闊斧地改革，提陞官員工作效率和質量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踏入灰色地帶。他早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處者危地也」，名為輔政，實為攝政，攬了不該攬的權。但從另一方面講，他得到強大後台李太后和萬曆帝的鼎力支持，似乎又無可厚非。他的一系列爭議之舉，包括不守孝、任用張四維這樣聽話的人、調走對戚繼光等良才掣肘的人、打擊反對者，都旨在減少改革的阻力。為最大程度營造穩定的政治環境，他要與太監馮保搞好關係，這本是對君子而言可恥的事，卻是促成改革順利的重要一步。他已然視改革比生命更重要，這一思想動機是他治國成功的因素，也是走向偏恣的錯誤之源。

總體而言，張居正的底線談不上低，海瑞說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算是比較中肯的評價。另一可貴之處是，張居正幾次對萬曆帝和李太后的勸告都是金玉良言，他們當時也大多虛心接受，這是非常難得的配合。

如某次張居正進講，提及宋仁宗不喜歡珠飾。萬曆說：「賢臣為寶，珠玉何益！」張居正說：「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萬曆當時還算聽話，說：「然。宮人好冶妝，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張居正聽後很高興，稱頌道：「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

李太后既是觀念正、教子嚴的母親，也是卓越的女政治家。《明史》評價「萬曆初政，委任張居正，綜核名實，幾於富強」，離不開她的貢獻。對於要節儉的建議她也認同，如《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萬曆五年，「諭修慈慶、慈寧南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曆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李太后對張居正再怎麼信任支持，總有發生矛盾的時候。曾有一起李太后親爹犯錯的事件，雖然她當時沒有直接反對張居正，但耿耿於懷，自此結怨。張居正去世後遭萬曆報復清算時，恰因為此事件，李太后不願為張居正發聲。

那是一個冬天的夜晚，張居正家中突然來了不速之客，硬是執意將他喊醒。誰這麼大膽？原來這夜訪之人是他的老熟人——戚繼光。

戚繼光大老遠從邊塞跑來只為給張居正看一件軍衣，他話不多說，當面撕開這件棉衣。張居正定睛一看，棉衣里哪有什麼棉花？分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張居正瞬間明白戚繼光為何這般憤怒急切，他們都是對國事超負責任的類型，當然不會容忍軍衣偷工減料令士兵挨凍。於是張居正直接告到李太后那裡，因為管軍隊後勤的人是李太后的父親、皇帝的姥爺——李偉。

揭露李偉失職是對的，張居正這樣做是出於道義公心，不過得罪太后的親爹確實風險極高。李太后當時的反應非常公正，並無偏袒，怒罰親爹在門外長站，那時大雪紛飛，寒風凜冽，懲處可謂相當嚴厲；之後又下令撤李偉的職。至少在行為上，李太后做得大公無私，值得肯定。

但幾年後，有人勸她為張居正說情時，她只是冷冷說道：「當年父親在雪中罰站時，有誰為他說情呢？」張居正遭清算是過分了些，為張居正說情並不違背公義，可見李太后多少有些懷恨在心。

萬曆帝、李太后、張居正原是合作很好的同盟，親如一家，1573至1582年間鑄造了一段君臣協力中興的佳話，張居正對年少的萬曆師恩深重，情同父子，當時萬曆曾展現出明君特質。然而，張居正九泉之下萬萬沒想到，生前寄予厚望的好學生居然長達二十多年不上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懶的皇帝之一；還抄了自己的家、導致自己十多位親人餓死、革除了自己生前所有官職，並終止了蒸蒸日上的改革，恨到險些開棺戮屍！「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明史》）直到萬曆死後，天啟年間才有人公開稱讚張居正，到崇禎年間才有人出來為其申冤。李日宣上奏稱：「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崇禎皇帝表示贊同。

十年改革期間，張居正和李太后的教育和政治配合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三十多年後徹底宣告失敗。有人可能覺得這事離我們遙遠，但類似的教育遺憾在現代許多家庭和學校都發生過。

為何萬曆對昔日敬愛的張老師恩將仇報？其中的表面原因有萬曆的昏庸無道；有對張居正管教太嚴的不滿，覺得少年時失去了享樂和權力至上的快感；有張居正不夠謹慎的漏洞留下把柄；還有一個重要的深層原因是，當時的制度以及帝王的觀念註定無法回到伊尹的時代。

早期的古人觀念較純樸，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在提醒人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使君為臣綱，但聖賢始終都不忘強調對君主的制約，因為君權神授，無道到夏桀商紂地步的國君自然不能再享有福報。3000年前，商朝有位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便將他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之久。後來幸運的是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成為聖君。伊尹流放太甲使其改過的故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

在政治傳統上，明朝以前皇帝縱然是九五之尊，卻也不能干預宰相的職責，宰相可以駁回他認為皇帝無理的要求，而且皇帝未必能得逞，比如宋真宗和李沆的典故。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再回顧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造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其實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也說過，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然而明清兩朝是無宰相的時代，君權和帝王心機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觀念上很難轉變回更好的時代了。連崇拜程頤的明君乾隆也說，天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

1582年張居正逝世後不久，萬曆有過一段勵精圖治的時期，已滿20歲的他在更加成熟的同時，也逐漸意識到，原來曾經德高望重的張老師就像伊尹，而堂堂大明天子怎能容許伊尹再現？當初戒尺壓在彈簧上有多重，反彈之時就有多猛。他想抹除一切張老師存在的痕迹，以向天下人證明自己不是太甲，如同後來清朝順治帝對多爾袞掘墳鞭屍。不同的是，順治總體上是一位不錯的皇帝，而萬曆把自己放縱成了一個亡國之君。

萬曆的悲劇不能全歸咎於張居正，畢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再怎樣也不該罔顧師恩。造成遺憾的因素不只這些，下期將帶各位走近他們師生曾經的溫暖，看全國最認真的老師、最嚴的媽媽教育小皇帝的點點滴滴，並總結更多的成敗經驗。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