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菲
每年1月26日澳大利亞國慶日，澳大利亞政府都會頒發澳大利亞勳章（The Order of Australia），以表彰那些對國家或社會做出卓越貢獻的個人。今年，共有1,085人獲此殊榮，他們的名字刊登在當天的《The Age》報紙上。我仔細查閱了獲獎者名單，發現華裔獲獎者僅有三位。
首先是獲得澳大利亞勳章伴勛（AC，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艾倫·程（Professor Allen Cheng）。他是莫納什大學傳染病學教授兼主任，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成為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專家之一。他的父母於20世紀50年代分別從香港和馬來西亞移居澳大利亞求學。
其次是獲得澳大利亞勳章會員（AM，Memb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的菲利普·鐵·忠（Professor Philip Tiet Chung）。他參與創立了法律資料庫AustLII，使公眾能夠免費查閱法律法規和法院判決。（註：除其姓氏外，未能找到關於忠教授華裔背景的資料。）
第三位是獲得澳大利亞勳章獎章（OAM，Medal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黃寶光（Pho Quang Hang）先生。他是新南威爾士州澳大利亞華人及後裔互助會（ACDMA） 主席，因長期致力於支持和提升華人社區的地位與影響力而獲獎。
除了澳大利亞勳章，每年的澳大利亞節還會評選 「澳大利亞年度人物」（Australian of the Year）。我查閱了 1980 年至 2025 年 的獲獎名單，發現在這 45 年裡，僅有 一位華裔獲獎——1996 年的余森美醫生（Dr. John Yu）。他於1934年生於中國南京，童年時期隨家人移居澳大利亞，因在兒科醫療與醫院管理方面的傑出貢獻而獲此殊榮。
當看到這些數據，我不禁思考：—— 為什麼獲得澳大利亞最高榮譽的華裔比例如此之低？
為探討這一問題，我查閱了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的歷史，並將華人移民潮大致歸納為四個階段：淘金潮（1850 年代）、東南亞難民潮（1970 年代）、六四事件前後的留學潮（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以及 技術與投資移民潮（20 世紀中期至今）。
淘金熱：華裔移民的第一次浪潮
自 1757 年起，清朝實施 「一口通商」 政策，西方商人僅能在 廣州進行貿易，使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被譽為 「天子南庫」。
1842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與英國簽訂 《南京條約》，除支付巨額賠款外，還開放 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 五個港口通商。這改變了中國的貿易格局。上海憑藉接近絲綢和茶葉產地的地理優勢，以及作為南北海運中轉站的便利條件，迅速超越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港口。
貿易重心的轉移、沉重的賦稅以及經濟衰退，使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失業率急劇上升，民生困苦。
19 世紀中期，美國舊金山和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巴拉瑞特（Ballarat 「新金山」 ） 相繼發現黃金。走投無路的珠江三角洲眾多居民紛紛遠渡重洋。富裕者自費購票前往，貧困家庭則將子女賣給中介商人，成為契約勞工（俗稱「賣豬仔」），前往美國和澳大利亞礦區工作。
在淘金熱的 高峰期（1853–1863 年），約有 4 萬多華人淘金者抵達澳大利亞，占當時礦工人口的 20% 至 25%。
由於華人礦工人數眾多、工資低廉、工作勤奮，且他們不加入白人礦工工會，引發了白人礦工的不滿，導致歧視和暴力襲擊。為限制華工流入，各殖民地政府相繼出台歧視性法律。例如，維多利亞州於 1855 年通過《華人移民法》，對入境華人徵收人頭稅，以限制他們進入淘金場。
淘金熱結束後，尚未還清債務的契約勞工轉向其他礦業或農場工作。自由勞工則有的返回中國，有的留在澳大利亞，轉型從事農業、商業或服務業。墨爾本小柏克街（Little Bourke Street）的唐人街，正是由這些離開金礦的華人礦工逐漸聚居並發展而成。
1901 年，澳大利亞政府頒布《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正式實施 「白澳政策」，禁止非歐裔人口移民澳大利亞。此政策使華人人口在 19 世紀末至 1950 年代 維持在約 50,000 人 左右。
難民安置：第二次華裔移民潮
20 世紀 50 年代後，澳大利亞對亞洲移民的政策逐步放寬。1951 年推出的「科倫坡計劃」（Colombo Plan）成為關鍵轉折點之一。作為英聯邦合作項目，該計劃旨在幫助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發展，並提供獎學金資助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香港的學生赴澳大利亞等國留學。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間，約有1萬名亞洲學生通過該計劃來到澳大利亞。
科倫坡計劃成為1973年 「白澳政策」 正式廢除的先聲。隨著政策改變，澳大利亞迎來了第二次華人移民潮，主要包括逃離越南、柬埔寨和東帝汶戰亂的難民。
1975 年 4 月 30 日，越南戰爭結束，南越首都西貢（今胡志明市） 淪陷。彼時，華人佔西貢總人口的 10%–15%，其中大多數是清末至民國時期從廣東移居越南經商的移民。戰後，新成立的北越政府實施排華和沒收富裕華裔財產的政策，導致大量華裔逃亡。
根據墨爾本唐人街中國博物館資料，1976 年至 1981 年，約 23,000 名越南難民抵達澳大利亞，其中 60% 為華裔。越南華裔作家心水（黃玉液） 撰寫的長篇小說 《沉城驚夢》 和 《怒海驚魂》記錄了這段歷史，其中 《怒海驚魂》 正在澳洲華文報紙 《看中國》 連載。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政府也通過難民安置計劃（Refugee Resettlement Program），於 1979–1980 年代初接收了約 30,000 名柬埔寨難民（逃離紅色高棉政權）和近10,000名東帝汶難民（因1975 年印尼入侵而逃亡）。這些難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因貧窮從中國廣東省，尤其是 梅州、潮州、汕頭一帶，遷徙至東南亞的華裔。
除了難民外，第二次華裔移民潮還包括其他來源的移民。 1970 年代，隨著 「白澳政策」逐步廢除，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發生重大變化。香港和馬來西亞的公民在 1981 年前被視為英國國民，可無需護照進入澳大利亞旅遊、工作或學習，並能較為容易地通過家庭團聚移民澳洲。
當時，香港正在經歷從製造業向貿易和金融業的經濟轉型，貧富差距擴大，物價飛漲。而澳大利亞正處於礦業與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期，對勞動力需求增加，吸引了一批香港等亞洲華人旅遊入境後滯留不歸。澳大利亞政府在 1973 年、1976 年和 1980 年三次實施移民大赦（Amnesty），大量逾期居留華人因此獲得合法身份。
至 1980 年，澳大利亞的華裔人口增至 150,000 人，是1950年的三倍。墨爾本和悉尼的一些郊區吸引了華人大量遷入，形成了新的商業和文化中心，例如墨爾本的博士山（Box Hill）逐漸演變為如今的「小香港」。
六四前後的留學生：第三次華裔移民潮
第三次華裔移民潮主要由六四事件前後赴澳的留學生構成，我本人便是其中一員。
1980 年代，中澳關係迅速發展，時任澳大利亞總理 鮑勃·霍克（Bob Hawke）於 1984 年 2 月和 1986 年 5 月 先後兩次訪華，促進兩國經貿和人文交流。同時，中國政府於 1985 年提出了 「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 的政策，開啟了自費留學新時代。
相較於美國嚴格的托福要求，澳大利亞的申請門檻較低：只需獲得澳大利亞大學或語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並提供 2 萬澳幣的經濟擔保。在兩者之間，澳大利亞大學或語言學校的錄取通知可輕易獲得。當時面向中國留學生的澳洲語言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到1990年，澳大利亞約有300多所英語語言學院，其中不少直接赴中國招生。然而，對大多數中國家庭而言，2 萬澳幣的經濟擔保是天文數字。1989 年，中國七級幹部的工資僅 82 元人民幣，普通行政幹部僅 45 元。我本人得益於父親在香港朋友的經濟擔保，才得以順利申請簽證，但真正的留學生活仍需靠自己打拚。
至 1989 年 6 月 4 日，約有 2 萬餘名中國學生赴澳留學。當時，澳大利亞經濟繁榮，社會流傳著 「閉著眼睛都能找到工作」 的說法。更幸運的是，六四事件發生僅 6 天后，霍克政府宣布向所有已在澳的中國學生提供為期一年的「臨時保護簽證」，允許合法工作並享受公費醫療。一年後，該簽證延長至 1994 年 6 月 30 日。
六四事件後，澳大利亞暫停所有中國公民的簽證申請，直到 1989 年 11 月 才部分恢復。我當月 17 日獲得學生簽證，必須在 1990年1月 7日前入境。經香港親友協助購買昂貴機票，終於在聖誕節清晨抵達墨爾本。
六四後的學生不僅沒有獲得「臨時保護簽證」，還遭遇澳洲經濟衰退，失業率高達 10%。在街頭，經常能看到神情焦慮的中國留學生，手裡拿著麵包和水壺，常常見店鋪就推門問 「Do you have a job?」。
生活壓力巨大，不少人最終選擇回國。留下來的學生，要想盡辦法打工，才能支付高昂的學費。我自己也四處求職，餐館、工廠、旅館工都打過。
六四後的學生雖然一窮二白，卻成為六四前學生的追求對象。六四前後赴澳的中國學生以單身年輕人為主，男生居多。「臨時保護簽證」不允許六四前學生回中國。他們憑著高漲的荷爾蒙和臨時居留身份，在追求六四後學生時表現得格外果敢。
我的表弟在1990 年 3 月獲簽。我比他先到一步，自然去機場接他。他至今還調侃我：「表姐，你當年真威風！帶了三個六四前男生，開著三部二手車一齊來接我！個個都搶著幫我扛行李。可惜我只有一箱行李。」
1993 年 11 月 1 日，澳大利亞政府宣布所有 1989 年 6 月 4 日前抵達澳洲的中國公民可申請永久居留權，約 42,000 人因此獲得身份，其中包括六四前的學生及其家屬（不少六四後的學生最終成為六四前的學生的配偶）。
從六四後至 1994 年，大約 45,000 名學生 赴澳。1996 年，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政府實施了一項簡單的英語考試，為沒有通過其它途徑（如婚姻和難民）獲得身份的六四後學生提供了獲得永久居留權的途徑。
至此，第三次華裔移民潮落下帷幕。1995 年，澳大利亞的華裔人口達到 450,000 人，是 1980 年的三倍。六四前後赴澳的學生群體，英語水平參差不齊，學歷層次多樣。我認識的朋友中，有小學、初中、高中、中專生、大學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
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第四次華裔移民潮
1994 年，澳大利亞正式實施「獨立技術移民」（Independent Skilled Migration）制度，採用積分評估體系（Points-Based System），根據申請者的年齡、學歷、工作經驗、語言能力等因素來評定移民資格。
自此，中國公民通過技術移民和商業投資移民定居澳大利亞逐漸成為常態，許多中國留學生畢業後也通過這一體系獲得永居。我將從那時起興起的新一波移民潮稱為「第四次華裔移民潮」。
從1995 年至 2024 年，超過 180 萬人通過 技術移民定居澳大利亞，其中約 20% 為中國公民，相當於超過 36 萬人。此外，在投資移民方面，近年來中國公民的佔比達到30%至40%，每年通過該途徑定居的人數約3,000至5,000人。
第四代澳洲華裔移民不僅具備高技術水平，還擁有充足的資金實力。我曾在墨爾本東區觀摩一次房屋拍賣，現場許多競標者都是華裔。其中，一家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全程舉手不放，直到其他競爭者知難而退。
隨著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的增加，華裔在金融、科技、教育等領域的影響力顯著提升。所有華人聚居的郊區都展現出兩大特點：商業中心生機勃勃，學校成績名列前茅。
我們的使命
如今，具有中國血統的澳洲居民數量約是 1995 年的三倍多。自第二次華裔移民潮以來，每次人口增長均達到上一次的三倍。根據 2021 年人口統計，澳大利亞約有 140 萬華裔，佔總人口 5.5%。其中，15 歲及以上華裔群體中有 31.6% 是專業人士，而澳大利亞整體的這一比例僅為 24%。
儘管華裔專業人士的比例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獲得國家級榮譽的人數卻少得令人難以置信。任何到過華人聚居區的人都會深刻感受到華人群體的遠見卓識、吃苦耐勞、創造力和成就。然而，為什麼獲得澳大利亞最高榮譽的華裔比例如此之低？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思考這一問題：
- 是否因為華人受道家文化影響，崇尚低調，不習慣主動申請或推薦自己和同胞？
- 是否因為第一代華人曾經歷歧視，使整個群體行事更加謹慎？
- 是否因為第二代華人在經歷戰亂後，安於現狀，而未積極爭取社會影響力？
- 是否因為第三代華人的英語能力和經濟條件受限，從而影響了職業發展和社會參與？
- 是否因為第四代華人移民時間較短，尚未在社會中穩固根基？
- 是否因為澳大利亞社會仍對華人群體存在慣性成見，沒有給予華裔足夠的機會發揮智慧與潛能？或是即便有成就，也未得到相應的認可？
或許，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影響了華裔在澳大利亞社會中的可見度和認同度。那麼，如何增加主流社會對華裔的認知，並推動澳大利亞榮譽制度更加公平？
從內在角度看，作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移民群體之一，華裔應當以「主人」的身份重新定義自己，不僅要積極融入社會，還要關注並推動同胞的成就，講好自己的故事。
上個月，我參觀了墨爾本唐人街的中國人博物館，發現展覽的重點仍然集中在淘金熱時期的華工移民，例如三樓的圖片和實物展示，以及地下層的輪船與金礦模型。相比於淘金時代的艱辛，我更希望看到華人一代代建設和傳承唐人街的熱火朝天和博士山商鋪鱗次櫛比的生機勃勃。
歷史往往由掌握話語權的人來書寫，致使記錄下來的未必能完整反映普羅大眾的真實。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時代，華裔應當掌握自己的話語權。我們面臨的挑戰是：
- 如何系統收集與華人相關的數據？
- 如何做好數據驅動的歷史記錄與分析？
- 如何科學衡量華裔對澳大利亞社會的貢獻？
- 如何記錄和展示華裔的歷史和成就，使其不再被忽視？
這些問題不僅關乎華裔群體的認同感，也關乎澳大利亞社會的公平性和多元性。華裔對澳大利亞的百年貢獻不容忽視。讓我們主動發聲，使主流社會正視並認可我們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