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富士貴有個約會之風生水起

作者：鄧菲

我的家在Footscray，距離墨爾本CBD以西5公里。廣東人將Footscray稱為富士貴，寓意「富且貴」。清澈秀麗的馬里比農河（Maribyrnong River）環繞著它的東側和南側，流經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和四季常青、奼紫嫣紅的富士貴公園（Footscray Park）。公園的對岸，便是維多利亞州最負盛名的Flemington賽馬場。每年墨爾本杯賽馬節期間，一艘艘載滿名流政要的遊艇沿馬里比農河駛入賽馬場，其中最著名的一次當屬1985年查爾斯王子與黛安娜王妃的到訪。

富士貴是一個充滿人間煙火氣息的地方。讀懂了富士貴，就讀懂了澳洲。

澳大利亞原為泛大陸的一部分，今日馬里比農河兩岸的地質沉積層顯示，這片土地大約4.2億年前經歷了隆起、褶皺和侵蝕。進入新生代（始於約6600萬年前），菲利普港下沉區（Port Phillip Depression）在此形成了一個海洋與非海洋交匯的沉積盆地，並經歷了多次玄武質火山活動。約3500萬年前，塔斯曼尼亞與南極洲之間的海峽閉合，澳大利亞成為世界上最年輕的獨立大陸。

在維多利亞高地（Victorian Highlands）偏遠的山谷，翠綠的植被如地毯般覆蓋著起伏的丘陵，陽光穿透茂密的枝葉，灑下斑駁的光影。一條清澈的河流在此孕育，蜿蜒穿越森林與濕地，緩緩向下游匯入更廣闊的天地。這就是今天的馬里比農河。隨著數千萬年的地質變遷，馬里比農河流不斷侵蝕、沖刷與沉積，雕琢出新的河道，孕育了肥沃的衝擊平原。

大約2300 萬年前，身高超過兩米、體重可達 250 公斤的恐鳥在這片濕地與草原悠然覓食，以種子、果實和植物為生。約 100 萬年前，劍齒袋鼠遷徙至此，在草原與灌木叢中咀嚼堅韌的植被。到了50 萬年前，體高 2 至 3 米的巨袋鼠也出現在森林邊緣的開闊草原上，享受著豐饒的自然饋贈。

庫林民族（Kulin Nation）是全球最古老且延續至今的文化之一的繼承者。他們的創世神靈Bunjil賦予了族群、土地與萬物以生命。

大約四萬年前，庫林民族中的烏倫傑里-沃伊沃隆（Wurundjeri Woi Wurrung）和布努隆（Bunurong）部族的原住民來到馬里比農河畔生活，稱這條河為Mirrangbamurn，意為「我能聽到環尾負鼠」。當時，馬里比農河平原距離海岸線超過百公里，河畔生態豐富，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來源。

那時，與原住民共同生息的，還有鴯鶓、袋鼠，以及古代巨獸，如巨袋鼠和恐鳥。或許，原住民曾手持硅質岩製成的武器，用火攻與這些龐然大物展開生死之戰；又或許，氣候變化導致草原萎縮，食物匱乏，最終這些巨獸逐漸消亡，化入大地。

原住民在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依靠狩獵鴯鶓、袋鼠和採集植物果實為生。夜幕降臨，他們點燃篝火，在大地的律動中起舞，吟誦代代相傳的「夢時（Dreamtime）創世故事」。點點星光映照著熊熊篝火，也映紅了他們的臉龐，訴說著這片土地萬年、千年的記憶。

原住民的夢時創世故事包括一萬多年前的大洪水以及菲利普港灣（Port Phillip Bay） 的形成：約一萬四千年前，全球氣候逐漸變暖，冰川消退，海平面不斷上升。至約七千年前，海水達到最高點，富士貴一度成為沿海地區。隨後，海水緩慢退去，至約一千年前基本穩定至今日水平，塑造了如今的菲利普港灣。

1770年，英國探險家詹姆斯·庫克船長航行至澳大利亞東海岸。他在航海日誌中記錄了這片「新發現的大陸」，並無視原住民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的事實，宣稱其為「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同年，他在波塔尼灣（Botany Bay）插上英國國旗，宣示英國對這片土地的主權。1788年1月26日，英國第一艦隊抵達了悉尼灣，建立了新南威爾士殖民地，歐洲人正式在澳洲定居，拉開了殖民擴張的序幕。

1803年，英國在塔斯曼尼亞的里斯登灣（Risdon Cove）建立了第一個刑罰殖民地。

隨著塔斯曼尼亞的刑罰殖民地設立，英國進一步將目光轉向澳大利亞大陸的內陸。同年2月，新南威爾士副測量總長查爾斯·格賴姆斯（Charles Grimes）率領探險隊沿著亞拉河與馬里比農河（當時稱「鹽水河」）溯流而上，在富士貴地區登陸。受到潮汐影響，河水略帶鹹味，格賴姆斯遂將其命名為「鹽水河」。這一名稱一直沿用至20世紀初，之後才改用原住民賦予的名稱——馬里比農河。

在馬里比農河與亞拉河交匯處的沼澤地，格賴姆斯觀察到 「成群的天鵝、鵜鶘和鴨子」。

1836年，塔斯馬尼亞總檢察長約瑟夫·蓋利布蘭（Joseph T. Gellibrand）率探險隊進一步勘察馬里比農河流域，並詳細描述其地貌與植被：「這片土地肥沃，丘陵起伏，景色蜿蜒優美。越過所羅門福特（今Avondale Heights一帶），地勢變得平坦，土壤中夾雜著大量岩石，一直延伸至埃克斯（今Werribee）地區，並通往吉朗港（Geelong Harbour）。」他還觀察到原生森林與火山平原上的動物，如負鼠、袋鼠、灌木鼠和棕色短尾鼩。

蓋利布蘭所描述的肥沃玄武岩土壤平原迅速吸引了歐洲人的目光。來自塔斯馬尼亞的大量羊群被運至這片土地，放牧業隨之興起。至1840年，當地羊只數量已超過十萬頭，吸引了數百名歐洲移民定居，推動了屠宰、煉脂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1839年，一個前往威廉斯敦（Williamstown）和吉朗（Geelong）的鹽水渡口在亞拉河和馬里比農河交匯處建立，逐漸形成一個聚腳點，後來發展成為富士貴市。

隨著早期歐洲人和羊群的湧入，馬里比農河沿岸的原住民庫林民族仍在此地活動，他們按照季節變換營地，依賴狩獵與採集為生。男子狩獵袋鼠和負鼠，婦女則採集根莖植物，兒童負責捕鳥、挖取樹膠。在歐洲移民初到時，原住民對他們表示友好，並與富士貴地區的首批白人定居者，如土地所有者約瑟夫·所羅門（Joseph Solomon）建立了合作關係。

隨著土地被大規模劃作牧場，水源和食物日益短缺，原住民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與歐洲移民的關係逐漸緊張。更嚴重的是，歐洲移民帶來的流行病（如天花和麻疹）在原住民社區中迅速傳播，造成大量死亡。1836年，墨爾本地區的原住民人口約為350人，而至1852年，僅剩不到60人。

1860年，維多利亞州頒布一系列「佃戶法」（Squatters Act），允許歐洲定居者在尚未正式獲得所有權的公共土地（Crown Land）上從事農業和牧業。這些法律在推動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進一步剝奪了原住民的土地權利。歐洲移民往往採取強硬手段驅逐土著居民，迫使他們離開祖先世代生活的土地。

面對這一局勢，布努隆和烏倫傑里-沃伊沃隆族的族長多次向菲利普港灣地區的原住民事務官威廉·托馬斯（William Thomas）及維多利亞總督查爾斯·拉特羅布（Superintendent Charles La Trobe）提出請求，希望保留部分狩獵領地。雖然托馬斯為此多次向政府呼籲設立保護區，卻始終未獲批准。最終，原住民被迫流離失所，或被迫以勞工身份謀生，以適應殖民者建立的新社會體系。

19世紀50年代的淘金熱吸引了大量移民湧入菲利普港灣，他們途經馬里比農河谷，前往維多利亞的金礦區追尋財富。部分人選擇留在馬里伯農河谷，發展農業和服務業。

1857年，農民大衛·米爾本（David Milburn）在馬里伯農河畔定居，並發明了一種手動水泵，從河中取水灌溉肥沃的河谷土地。他種植的水果和蔬菜銷往金礦區，開啟了富士貴地區市場園藝的先河。

與此同時，一些移民定居於馬里比農河谷，從事牧業或為淘金者提供各類服務。工商業隨之興起，麵粉磨坊、釀酒廠、毛紡廠、肉類罐頭廠等工場陸續建立，為地區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1859 年，富士貴正式被宣布為獨立的市政區，其名稱源自倫敦東南部的福茨克雷（Foots Cray）。

19世紀50年代末，隨著鐵路建設和維護需求的增長，採石業在富士貴及鄰近的布雷布魯克（Braybrook）興起。當地豐富的玄武岩資源被用於建築和船舶的壓艙物，進一步推動了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

1860年代至1870年代，更多類型的工業相繼落戶圍繞富士貴的馬里比農河谷，尤其是Yarraville地區，形成了以糖廠、肥料廠、化工廠、骨粉廠、肉類加工廠和染料廠為主的工業集群。富士貴逐漸成為墨爾本主要的工業中心之一。

19世紀80年代的經濟繁榮加速了富士貴的工業化，使其成為墨爾本增長最快的工業中心之一。隨後，1890年代的經濟蕭條導致大批工廠倒閉，工人大量失業，區域發展陷入停滯。

幸運的是，馬里比農河提供的水運條件促進了富士貴的工業復甦。1888年，紐西蘭殖民地彈藥公司（Colonial Ammunition Company）在富士貴的Geelong Road與Droop Street交界處建立工廠，軍火工業從此在該地區興起。1901年，工廠遷至Footscray路的更大場地，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使富士貴成為澳大利亞主要的彈藥製造基地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富士貴的軍火製造業進入高峰期，成為澳大利亞國防工業的重要支柱。1916年，馬里比農彈藥工廠（Maribyrnong Ammunition Factory）建立，進一步鞏固了該地區在軍火生產中的核心地位。

二戰期間，澳大利亞面臨日本帝國的軍事威脅。1942年2月19日，日本派遣242架飛機轟炸達爾文港，對港口及軍事設施造成嚴重損失。當時駐紮在墨爾本的澳大利亞軍方戰略家愛德華·「泰德」·弗格森（Edward 「Ted」 Ferguson）分析認為，富士貴作為澳大利亞軍火工業中心之一，很可能成為繼達爾文之後的下一個轟炸目標。這一預測凸顯了富士貴在戰爭期間的工業戰略地位。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工廠林立的環境使富士貴在內的墨爾本西區空氣質量惡劣，河水受到嚴重污染，被視為「低宜居」地區。當地居民主要由英國移民及其後代組成，多數居住在成排的小型木結構工人住房中。儘管如此，富士貴仍憑藉其工業基礎吸引著大量勞工，並逐步形成了獨特的工人階級社區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南歐和東歐移民大規模湧入，使富士貴逐漸演變為一個多元文化的郊區。1966年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富士貴近三分之一的居民出生於海外，主要來自義大利、希臘、馬爾他、波蘭、前南斯拉夫和德國。這些移民不僅豐富了當地的文化面貌，也將歐洲大陸的飲食、節慶和家庭生活方式帶入了社區，為富士貴增添了獨特的異域風情。

20世紀70至80年代，澳大利亞政府實施難民安置計劃，接納了大量來自越南等國的戰爭難民，並在富士貴設立了移民資源中心，提供語言培訓、就業支持，以及法律和財務諮詢等服務。富士貴因其熱情友好的社區氛圍、臨近墨爾本市中心、交通便利、就業機會豐富且房價相對低廉，吸引了眾多越南難民在此定居。自1980年以來，富士貴逐漸發展為墨爾本第二大越南裔聚居區，僅次於Springvale。

這批移民不僅帶來了正宗的越南美食、傳統節慶，還形成了獨特的商業模式，使富士貴成為墨爾本重要的亞洲文化中心。隨著移民的不斷增多，這裡逐漸煥發出新的活力，街頭巷尾的越南餐館、咖啡館、市場和廟宇，共同構築了一幅生機勃勃的文化畫卷。

進入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引發的戰爭導致大批波斯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逃離家園，部分移民選擇富士貴作為新的落腳點。他們不僅帶來了家鄉的傳統手工藝和風俗習慣，也豐富了當地的社會文化景觀。

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非洲和中東地區的衝突加劇，來自蘇丹、索馬利亞、衣索比亞、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難民陸續抵達富士貴，帶著各自的語言、信仰、藝術和生活方式，在這片土地上尋找新的希望。

每一波移民潮都為富士貴的文化肌理增添了新的色彩。從語言、飲食到藝術和商業，移民不僅帶來了各自的文化傳統，也對富士貴的經濟、社區建設和城市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進入21世紀，富士貴經歷了從傳統工業區向現代住宅區的轉型。曾經繁忙的濱河工業區逐步被改造為高密度住宅區，吸引了眾多追求生活品質的年輕人和創意工作者。富士貴憑藉其獨特的歷史底蘊、多元文化氛圍以及日益完善的城市配套設施，近年來屢次被評為「世界最酷的郊區」之一。

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富士貴有124名原住民居民，佔全市人口的0.7%。1992年，Mabo案推翻了「無主之地」的法律假設，首次正式承認澳大利亞原住民對土地的傳統所有權。儘管這一裁決並未直接導致土地歸還，但它象徵性地恢復了原住民與土地之間的法律聯繫。

通過土地權利的承認，馬里比農河沿岸的原住民群體得以更有力地保護自身文化遺產，並積极參与土地管理、生態修復和延續復興原住民文化。

富士貴不僅是一片承載人類生活的土地，更是一部流動的史詩，述說著億萬年的自然變遷與人類文明的演進。

在土著文化中，「夢時」這一概念強調時空的交融，將過去、現在與未來緊密相連。站在這片土地上，人們彷彿能感受到時間的流動——從遠古洪荒的開天闢地，到現代都市的繁華興盛；從工業發展的輝煌，到文化復興的重塑。置身其中，似乎能聽見宇宙每一次風生水起時的轟鳴迴響。

富士貴以歲月為筆，書寫億萬年的滄海桑田、生死輪迴與希望變遷。它不僅連接著世代相傳的故事，也承載著未來的無限可能，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中，續寫屬於它的輝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