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富士貴有個約會之幸福讀書會》(圖片來源：供稿)
我第一次踏進富士貴（Footscray）圖書館，是在2023年12月。
圖書館位於Paisley街56號，佔地約36米寬、46米深，於1994年落成，是一棟外觀樸實的兩層樓建築。雖然規模和藏書數量或許不及市區一些新近落成的現代圖書館，但那挑高的主樓設計、貫通兩層的天花板，以及匠心獨具的露天庭園，卻令人眼前一亮。
那天，我帶著一本剛於2023年11月出版的歷史小說——《子夜對談——客家舊事》(《子夜對談》)。這是一本虛實交織之作，以我父親在20世紀30年代至1950年間的成長經歷為藍本展開。一邊走進圖書館，我一邊想：他們會願意收藏這本書嗎？
服務台後的圖書管理員看到我手中的書，笑著指向一位正在整理書架的亞洲高個女士，說道：「你來對地方了！去找Sharon聊聊吧。她在這裡做了很多年圖書館員，還主持我們每月一次的中文讀書會。她一定很樂意在讀書會上介紹你的書。」
麗文（Sharon的中文名字）微笑中透著活力，還有一絲靦腆。我們彼此介紹時，她的親切自然、毫無架子的態度，讓我瞬間放鬆下來。她欣然接受了《子夜對談》。
閑聊中，我們驚喜地發現彼此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們都來自廣東，都在上世紀80年代初在廣州石牌上大學——我在暨南大學，她在華南工學院。我們幾乎在差不多的時間來到墨爾本，也都在澳大利亞攻讀了會計專業。
短短几句交流，讓我有種一見如故的感覺。
我對她說：「其實我挺慚愧的，平時為了工作、家庭和生活忙忙碌碌，這還是我第一次走進這家圖書館。幾年前我就在網上看到這裡有中文讀書會。那時心想，等退休了一定要來這裡好好讀書，也要加入讀書會。」
麗文笑著說：「不用等到退休啦！我們的讀書會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五舉行，下周五，也就是15號，是我們今年最後一次活動，歡迎你來參加！」
我有些遲疑地說：「聽說讀書會有讀書任務。我現在還在工作，可能沒時間讀完書。」麗文搖搖頭說：「我們這個『讀書會』其實只是名義上的，並沒有固定書單。我們的活動很輕鬆，氣氛友好，什麼話題都可以聊。下周的活動，我們請到了一位華裔比較文學教授來分享他的新書，你一定會喜歡的。」
我眼睛一亮：「還有教授來講書？那太好了！我參加！」麗文微笑著說：「我們會裡還有幾位出過書的作家呢。」
說著，她帶我走到不遠處的一排書架前，抽出上下兩冊歷史小說：《南地北天——隋唐前夜南北朝百年風雲錄》。她指著封面上的作者名字說：「這位作者程立江，就是我們讀書會的成員。下周你就能見到他了。」
一個星期後，我如約來到圖書館一樓的會議室。此時，已有二十多位讀書會成員圍坐在擺滿各式零食的長桌旁，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輕鬆自在的笑容。
活動伊始， Latrobe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張立中與夫人張月琴作為嘉賓，分享了他們豐富的人生經歷。張教授不僅擁有比較文學博士學位，還與張老師共同創辦文學雜誌，創立中文學校，並獨創一種別具一格的詩歌形式——「百字詩」，即每行十字、共十行的詩體。
多年來，兩人合力出版多部作品，創辦雙語出版社，並在中澳兩地獲得多項詩歌獎項。
隨後，張教授為大家介紹了他的新書——《百字詩選集·紅樓夢》。這本詩集原來是一部合集，不僅有他與月琴老師的作品，讀書會幾位會員的作品也收錄其中，包括曙光、程立江、項小豐、曾桂華和馬蔚瑾。詩集被大家依次傳閱。輪到我時，我翻看封面與書脊，又快速瀏覽內頁。整本書設計雅緻，封面藝術感十足，字體與排版匠心獨運
，紙張溫潤，印刷精良。
那次活動之後，張教授夫婦也如我一般，成為讀書會的固定成員。
新書介紹結束後，麗文提議大家輪流做自我介紹。
英姿颯爽的上海人瑪麗女士首先開口：「麗文老師是我在澳大利亞認識的第一位朋友，也是我在這片紅土地上的第一位引路人。」
她頓了頓，繼續說道：「2019年9月，我的丈夫突發心梗離世。麗文老師得知噩耗後，千方百計幫助我走出悲傷，鼓勵我參加Choir of Opportunity合唱團、氣功學習班和各種講座。通過這些活動，我結識了許多新朋友，逐漸走出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讀書會成了我的精神家園。」
她動情地說：「麗文老師點亮了我心中的那盞燈。期待每一次讀書會活動，已經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次走進這裡，我就像回到了家，感受到親切、溫暖與沉浸。」
瑪麗的發言為大家樹立了榜樣，也悄然定下了當天自我介紹的主題：「讀書會是我的家」。
讀書會成員的年齡層次十分多元，從九十多歲到五十多歲不等。其中有三位是在1978年至1981年間，以越南難民身份來到澳大利亞的。來自中國的成員則遍布大江南北，有的來自廣州，也有人來自上海、山東、哈爾濱、北京、武漢、河南、江西、湖南等地。大多數成員於1980年代中後期抵達澳洲。
1985年，中國政府提出「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政策，恰逢澳大利亞逐步放寬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許多中國學生因此來澳留學並選擇留下。此外，也有部分成員是通過家庭團聚方式獲得永久居留的父母——他們的子女以技術移民身份在澳洲定居後，將父母接來共同生活。
這個由二三十人組成的小小讀書會，恰如一個濃縮的時間膠囊，是自1973年澳大利亞廢除「白澳政策」以來，華人移民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縮影。
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的舌頭像打了結。自1989年12月來到澳大利亞以來，我一直在主流社會中生活與工作，很少有機會用中文表達自己，更別說在一群剛認識的華人朋友面前開口發言。
我環顧四周，望見麗文和其他會員投來的鼓勵目光，心頭一暖，便鼓起勇氣，緩慢而略顯生澀地開口，講起我自己和《子夜對談》。
我說：「這本書承載了我對故鄉、父親和親人深切的愛。書里的人物沒有做過驚天動地的事。他們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一代代頑強地傳承下來。聽父親講述那些故事時，我的內心油然而生一種『捨我其誰』的使命感，發誓要把這段社會底層人民的歷史記錄下來。」
我頓了頓，繼續說：「在動筆寫這本書之前，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用中文認真寫作了。寫這本書是一段漫長的旅程，前後耗時十年，其中有四年，手稿一直靜靜躺在抽屜里。最終，是對父親和祖先那份深沉的愛，讓我重新拾起筆，咬牙堅持寫完。它的出版，對我而言，是一次理想的實現，也是一次心愿的了結。」
麗文聽後熱情地說：「太好了！那我們明年一月或二月的讀書會，就專門來談一談你的書。」
讀書會結束時，一位來自河南、從事法律工作的曙光老師走過來，握住我的手說：「從你的介紹里，我聽到了真誠，真想一睹為快這本《子夜對談》。」
我不禁有些受寵若驚，沒想到會有人願意讀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寫的長篇小說。
那天，曙光老師從麗文手裡借走了我的書。我心裡並沒抱太大希望——在這個信息爆炸、碎片化閱讀盛行的時代，每天手機上洶湧而來的訊息已令人目不暇接，誰還會靜下心來讀一本厚厚的小說呢？
沒想到，還不到兩個星期，我就在讀書會的微信群里看到了曙光老師寫下的長篇評論，文末還以一首「百字詩」凝鍊出全書的精神內核。啊，我的書，遇到了第一位真正的讀者，也是第一位知音。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
幾個星期後的某天，我和曙光老師參加一場題為《梵高在美國》的講座。講座結束後，他對我說：「梵高生前只賣出過一幅畫。真正的藝術作品要獲得認可，需要時間。假以時日，《子夜對談》肯定會被更多人認識接受。」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說：「我哪敢和梵高相比？這本書能出版，我已經心滿意足。至於有沒有人讀，就隨緣吧。」
曙光老師認真地：「這是一部好書。你好好準備一下，等到讀書會介紹這本書的時候，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分享我作為讀者的真實感受。」
我心裡暗想，曙光老師對《子夜對談》的厚愛，也許是獨一無二的。沒想到，讀書會裡竟又迎來了第二位真誠而用心的讀者——又一位知音。
我與盧衍學的相識，並非始於讀書會。恰巧在我前幾次參加活動時，他回了山東老家。但我們的結緣，卻和讀書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那是在2024年澳華微型小說學會的新書發布會上，曙光老師邀請了我，瑪麗則邀來了他。發布會場，我們是兩個孤獨的陌生人，彼此沒有打招呼。活動結束後，我們各自手拿新書，在火車站台等車。或許是兩本新書「認出了彼此」，火車還沒來，我們便聊了起來，一開口便發現有說不完的共同話題。
交談中，盧衍學提到他對家譜研究情有獨鍾，在山東老家的文化山莊收藏了三千多份家譜。不少有意撰寫家譜的人，都會專程向他請教取經。
我驚喜地告訴他，「我剛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子夜對談 – 客家舊事》。這本書追溯了梅縣梁氏五千年的遷徙與變遷，從某種意義上，它就是一部用小說形式寫成的『家譜』。」
他聽後眼睛一亮，說：「我在讀書會的群里看到過這本書的新書發布信息。可惜那時我還在山東，錯過了活動。」
直到那時我才知道，盧老師早在疫情之前就是讀書會的成員了。
我們約定，下一次讀書會時，我送他一本《子夜對談》。那天他如約而至，我鄭重地把書交到他手中。
漸漸地，我發現盧老師是名副其實的大忙人——他活躍於各類華人活動之間，從拍攝、剪輯，到配字、配音、傳播，一氣呵成，效率驚人、技藝純熟，是大家公認的「華人活動第一推手」。幾乎所有社團舉辦活動，都會想到請他出馬。
我心裡不禁暗自嘀咕：像他這麼忙，哪還有閑暇去讀我的書呢？出乎意料的是，盧老師不僅讀了，而且一口氣連讀了三遍！
當我收到他發來的讀後感《時空對話·家國悲歌》時，再次被深深感動。他告訴我，已將文章投稿給《看中國》周報，是否刊登尚未確定。
我毫不猶豫地回復他說：「一定會刊登的。您寫得太好了，把我想表達的內容呈現得如此精準而深刻。」
果然，幾周後，那篇文章順利刊出。
一次赴活動途中，盧老師真誠地說：「很少有哪本書能讓我如此動容。年輕時讀《少年維特之煩惱》，成年後讀《活著》，這一次，是《子夜對談》。」
這番話讓我不禁想起曙光老師曾將《子夜對談》比作梵高生前默默無聞的畫作。那時我還忍不住傻笑，而這一次，在盧老師面前，我卻笑不出來了。
我知道，梵高、歌德、余華就像星空中熠熠生輝的星辰，而我不過是大地上一粒不起眼的塵埃。但我忽然明白，只要文字里藏著真情，在千萬人中，終會有人與我心意相通。
在遇到曙光老師和盧老師之前，我把《子夜對談》的出版視作一個旅程的終點，從未想過要真正踏上寫作之路。遇到了他們後，我意識到，書的出版其實是另一個旅途的開始。因為這本書，我遇見了懂我、惜我的知音；他們的鼓勵與肯定，重新點燃了我用筆記錄生活、用文字與世界對話的激情。
我還清晰記得，第一次收到報刊採用稿件的通知時，那種興奮宛如第一次嘗到糖果的孩子，整夜難眠。沒想到，僅僅一年多，我已發表了十五篇作品。所有這些，都超出了我的預期。
讀者朋友們對《子夜對談》的肯定，也激發了我出版第二版的念頭。寫作是一條不斷修鍊與完善的道路。當我重新翻閱第一版時，發現了不少錯漏，心中充滿愧疚。我告訴自己，必須拿出一部更加完整與沉澱的版本，以回報讀者們的知遇與深情。
在第二版中，我將盧老師的書評作為推薦序，也把曙光老師的評論收錄進附錄。盧老師還主動參與了書籍的後期校對工作，他一絲不苟地檢查每一個版式結構，提出了許多寶貴的修改建議。
當我捧起新版《子夜對談》，凝望那空靈懷舊的封面設計，指尖觸摸細膩的紙張，鼻尖嗅到新墨的清香，目光停留在目錄頁上「盧衍學推薦序」和「曙光律師讀《子夜對談》」，淚水悄然模糊了雙眼。
那是幸福的淚水。
什麼時候最幸福呢？讀書會的成員會這樣告訴你：
是那一刻——麗文略帶靦腆地回顧讀書會十年歷程與點滴成就時；
是章女士身著典雅旗袍，陪伴著精神矍鑠的父親張老壽星步入會場的瞬間；
是秀秀、Michael與衍學緊握著瑪麗雙手說：「來吧，我們陪你參加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刻。
是一位創會成員深情回憶與麗文之間那份「心照不宣」的默契友情時；
幸福，是華哥和珍姐在講述怒海逃生後，如何在澳洲重新與中國文化接軌時的自豪；
是年近鮐背的越南華僑譚阿姨舉起她的摺紙作品時燦爛的笑容；
是音樂響起時，瑞平和Nancy翩然起舞的默契；
是張立中教授與張月琴老師輾轉兩小時，依然意氣風發朗讀新作的激情；
是程立江與項小豐伉儷，為兩千多年前烏江自刎的項羽扼腕嘆息的動容；
幸福，是雲姐和盧衍學老師帶著濃濃山東口音，耐心傳授剪映視頻製作時的專註；
是曙光老師講述大病痊癒、重獲新生時眼中閃爍的光芒；
是Erica和馮律師分享回國期間贏下一樁棘手官司時的快意；
是瑪麗和Lucy苗在微信群里發布自己唱歌、朗讀作品時自豪；
是曙光與盧老師送來的那陣托起《子夜對談》翅膀的風；
是每一次讀書會裡，麗文默默確保沒有任何一位成員被忽視、被遺忘的細緻關懷。幸福，是每一位成員都由衷地感受到，自己是這個溫暖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它是精神的歸屬，是內心的豐盈；
是彼此信任與鼓勵的聲音；
是遊子歸來，輕輕推開家門時撲面而來的那一縷熟悉的味道。
作者：鄧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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