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安全部門消息人士告訴澳洲人報，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及其高級部長對安全部門負責人就反猶主義和極端主義發出的警告「故意視而不見」，在邦迪海灘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警方、安全和情報人員擔心他們將成為政府的替罪羊。
12月21日：在邦迪海灘光明節慶祝活動發生恐怖襲擊一周後，新南威爾士州警方聚集在邦迪涼亭舉行燭光守夜活動。(Photo by Audrey Richardson/Getty Images)
多位安全部門消息人士告訴澳洲人報，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及其高級部長對安全部門負責人就反猶主義和極端主義發出的警告「故意視而不見」，在邦迪海灘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警方、安全和情報人員擔心他們將成為政府的替罪羊。
消息人士表示，阿爾巴尼斯政府對反猶主義禍害的「放任」態度、對極端主義威脅缺乏緊迫感以及未能為安全和情報機構提供充足資源，都無法逃脫審查。
總理拒絕成立皇家委員會，並下令對聯邦執法和情報機構進行審查，這一決定激怒了承受巨大壓力的安全人員，他們擔心政府為了轉移民眾的不滿而「把他們推出去當替罪羊」。
澳洲人報披露，早在邦迪恐怖襲擊發生之前，阿爾巴尼斯政府就已收到安全部門的警告，稱現行的反誹謗和仇恨言論法力度不足，必須降低起訴門檻。
一位高級執法人員——澳洲人報為保護其身份而稱之為摩根·D——在該報撰文指出：「政府領導人現在的言論彷彿邦迪海灘的恐怖襲擊毫無預兆，彷彿沒有任何跡象，沒有不斷升級的威脅，沒有危險的氣氛——彷彿它憑空出現。」
「但事實是毋庸置疑的：警鐘早已敲響。2023年10月9日悉尼歌劇院的抗議活動；針對猶太裔的騷擾、威脅和襲擊事件激增300%；猶太人的商鋪、學校和宗教場所遭到縱火和破壞；大學校園裡的反猶主義、肆無忌憚的仇恨言論、每周呼籲摧毀以色列和猶太民族的抗議遊行。
「安全機構反覆向外交部長黃英賢和內政部長托尼·伯克彙報情況，所有這些都指向一個日益增長且可預見的威脅。
「對於無視此類警告，法律術語稱之為故意視而不見，指的是故意迴避真相，以便日後聲稱自己不知情。這是指對眼前事實視而不見的責任。」
多位國家安全領域知名人士向澳洲人報透露，阿爾巴尼斯政府並未「真正重視國家安全」，自2022年工黨上台以來，國家安全架構和人員配備均有所削弱。
消息人士稱，資源不足以及政府未能更新立法、在數字時代賦予國家安全機構更多權力，給聯邦警察和情報官員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安全人士表示，由於安全機構和部門正在進行耗資巨大的數字化轉型和系統升級，使得資金被從核心優先事項轉移。而與此同時，安全環境卻在迅速惡化並變得日益複雜。
前國家情報辦公室和秘密情報局局長尼克·華納上周告訴澳洲人報，「把情報界當作替罪羊是一種推卸責任的做法」。前安全情報組織局局長鄧肯·劉易斯和理查森也呼籲為安全機構提供更多資源。
摩根·D在文章中寫道，「警方調查仍處於初期階段，需要數月的時間，在澳大利亞和海外進行細緻的工作，才能查明事件的全部經過」。
「只有調查完成，我們才能獲得必要的證據來識別任何系統或政策上的缺陷。在缺乏所有相關事實的情況下過早做出決定，可能會損害任何後續改革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對邦迪海灘襲擊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調查至關重要。這不應該是一場政治迫害；如果獨立開展，它可以基於證據來幫助政府制定政策，並確定各機構資源是否充足、現有信息共享協議是否有效、哪些方面需要改進運營和提升能力，以及移民政策是否跟上不斷變化的全球威脅形勢。」
摩根·D 指出，問題的核心在於「未能認識到、應對並果斷採取行動打擊日益升級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和反猶主義」，他批評政府對槍支的打壓是對「守法澳大利亞人」的懲罰。
「這簡直荒謬。這就像因為隔壁鎮有人被刺傷，就沒收當地肉鋪的刀具一樣，」摩根·D 寫道。「這個問題並非關乎槍支管制，而是關乎領導力、反猶主義以及對抗激進伊斯蘭極端主義——關乎歷屆政府和機構迴避殘酷的真相，將政治作秀置於國家安全之上，關乎未能為保護澳大利亞人的系統提供充足的資源。」
「這些機構內部的任何錯誤都應被視為組織失職，而非個人失誤。在這些機構工作的人員都是盡職盡責的澳大利亞人，儘管長期資源匱乏、資金不足，且身處高風險環境，幾乎沒有犯錯的餘地，他們仍然竭盡全力。」摩根·D說。
編輯：黎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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