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宅。(Photo by Zhe Ji/Getty Images)
作者：徐家禎
⼀九四九年以後，⼈的「好」、「壞」、「是」、「非」、「對」、「錯」觀念都起了變化。原來好的，現在卻變成了壞的；原來對的，現在卻變成了錯的。比如：原來所謂的「好⼈家」，是指有錢有勢或者有學問有教養的權貴、富裕家庭和知識分⼦家庭，但是四九年後，所謂的「好⼈家」卻成了所謂的⼯⼈階級、貧下中農出⽣的⼈家。⽽原來的「好⼈家」，基本上都成了地富、資本家、知識分⼦這些要被打倒的「壞⼈家」了。當然，「改⾰開放」以後，社會的基本觀念又來了⼀個180度的⼤轉彎，所以，難怪中國⼈的是非觀念是那麼地混亂和糊塗了。
我說這些，是因為想起了我弟媳容容講給我聽過的⼀件真⼈真事。
我弟媳住在建國西路⼀條叫「曲園」的弄堂里。那條弄堂，在上海，算是「新式里弄」。全弄堂都是清⼀⾊灰⾊⽔泥牆、裝有鋼窗的三層樓房。弄堂里的房⼦有⼤有小：⼤的，還附帶⼀個花園；小的，就沒有花園，只是聯排房⼦了。但不管是⼤是小，以前住的都是所謂「好⼈家」，只是「解放」後，差不多每棟房⼦都被政府塞進好⼏家⼈家，於是，「好⼈家」和「壞⼈家」就混雜⽽居了。
我弟媳是68屆的學⽣。這⼀屆，好像除了家裡是老⼤，或者是獨⽣⼦⼥，或者是有殘疾等疾病不能下鄉勞動的，其餘⼀律下鄉務農。我弟媳在她家裡是老⼤，後面還有⼀位弟弟，所以，可以留在城裡。但是那時，除了分配去⽣產組⼯作，沒有別的出路可供她選擇。
什麼是「⽣產組」呢？那可能是上海（外地有沒有，我不敢確定）獨特的「新產品」，⼤概產⽣於1955年前後吧（也可能更早⼀點）。那時，政府提倡婦⼥要解放，不能呆在家裡做家庭婦⼥，靠丈夫⽣活，要出來⼯作，與男⼦⼀樣自食其⼒。但是，那時中國⼯業落後，經過「三反五反」，絕⼤多數私⼈企業也⼀蹶不振，政府哪裡有這麼多就業機會提供給家庭婦⼥呢？於是，就讓各里弄設法成立所謂的「⽣產組」，從廠里外包⼀些沒有什麼技術性，也不需要很⼤機器設備就可以做的活，給這幫婦⼥們去做，比如：在衣服、布鞋上釘釘鈕扣、把紐扣好好壞壞分揀出來、或者拆拆紗頭（就是把沒有用的邊角布料，拆成棉紗，送到廠里，回收再利用），這類小「⽣活」（「⽣活」，上海話，「⼯作」）。每個月的⼯資當然不會⾼。最初，可能每月只有⼗多塊錢吧；到了「⽂⾰」時，⼤概漲到⼆⼗多元⼀月了。那麼，⽣產組在哪裡活動呢？⼀般就是「借」以前住房寬敞的⼈家，動員他們騰出房間來，「借給」⽣產組用。
記得⼤概54、55年吧，那時我們⼤家庭早已賣掉⼽登路的⼤房⼦，分了家，分別買房，住到江蘇路去了。我們⼀家⽗母和四個孩⼦，再加上兩、三個⼥佣，⼤概共有⼋、九⼝⼈，卻住著有⼗四、五個房間的三層樓⼤房⼦，當然，就被居委會首先看中了。他們來與我⽗母商量，說要借用我們底樓後間原來作佣⼈住房的那間房開⽣產組。那時，我⽗親可能還在華東最⾼⼈民法院任審判員，我母親是里弄的「婦⼥代表」，不能不帶頭響應政府號召，於是就答應了里弄的要求。但是，我母親事先對里弄⼲部說好：
「我們暫時借給里弄用用是可以的，不過我們不收房租，也不收⽔電費。房間不是租給你們用，是借給你們的。」
幸虧我母親當時作了這個「英明」決定，因為後來知道，有的⼈家為了貪⼀點房租，收了里弄的錢，過了⼀兩年，到了⼀九五六年「社會主義⼯商業改造」運動中，凡是出租的房屋都被「公私合營」，再也不算「私房」了，以後也沒有機會被「落實政策」歸還業主。因為我們沒有「租」給⽣產組用，所以即使「⽂⾰」時被「掃地出門」，趕出自⼰的房，「⽂⾰」⼀結束，我們的房⼦還是作為「私房」歸還我們了。
我們底樓後間成為「⽣產組」之後，我母親作為「婦⼥代表」，也要帶頭⾛出家庭、參加勞動，於是，就在⽣產組中⼯作了⼏個月。後來就借⼝「身體不好」退出了。居委會白用了我們的房⼦⼤概用了半年多時間吧，後來，他們⼀⽅面覺得不好意思白用我們的房⼦，⼀⽅面覺得在我們家⾛進⾛出不⽅便，就另找地⽅去開「⽣產組」，把房間還給了我們。
我的弟媳婦進的就是屬於他們街道開辦的⽣產組。⽣產組裡除了家庭婦⼥以外，「⽂⾰」中就分配進去⼀批跟她⼀樣的中學⽣，還有不少缺腿少胳膊的殘廢⼈員，因為別的⼯作單位不肯要，就都塞進⽣產組來了。這些殘廢⼈員中，就有題目上的那個「阿德」。
阿德姓什麼，我不知道。他名字里⼤概總有個「德」字吧，所以，⽣產組的同事們和里弄的鄰居們都稱他為「阿德」。我並不認識他，這個故事只是從我弟媳那裡聽來的。
阿德從小就得了小⼉麻痹症，成了瘸⼦，⾛起路來⼀蹺⼀拐，於是，他的綽號就成了「阿蹺」。在上海，凡是蹺腳的（上海話里，「瘸⼦」就叫「蹺腳」），外號⼀律都叫「阿蹺」。「阿蹺」這個稱呼有點侮辱性，所以，⼀般只在蹺腳的背後用用，當面是不⼤會喊的，除非很脫熟的⼈，才會當面這麼稱呼⼈家。阿德是殘廢，當然不能上⼭下鄉，於是也跟我的弟媳⼀樣進了⽣產組。
阿德的家境以前可是⼀個「好⼈家」，住在紹興路⼀棟洋房房⼦里，是有錢有面⼦、光光鮮鮮的資本家，家裡過去當然也是用得起佣⼈的。「⽂⾰」之後，財產抄光，⼀敗塗地，就淪落為「壞⼈家」了。現在阿德又因為殘疾，進了⽣產組，每月⼆⼗元⼯資，只有正式⼯廠⼯⼈⼯資的⼀半都不到，所以，積了⼀肚⼦的⽓，沒處可出，只能經常晚上班、早下班，⼯
作吊⼉郎當，橫豎橫了！已經進了⽣產組，到了社會底層，還怕什麼！
阿德的⽣產組長當然是⼯⼈階級出身、來自「好⼈家」的居委會⼲部，⼀個沒有什麼⽂化的⼤媽，平時老掛在嘴上的，就是「憶苦思甜」，開⼝閉⼝「舊社會」怎麼怎麼壞，「新社會」怎麼怎麼好。看見阿德遲到早退這付吊⼉郎當的腔調，當然要時不時用這套話教訓他⼀下。
某天，阿德又遲到了。他晚到好⼏分鐘，還⼀蹺⼀拐，⼤模⼤樣地來上班了。⽣產組長看著⼀肚⼦的⽓，就當著⼤家的面教訓阿德說：
「阿德呀，儂哪能（『儂哪能』，上海話，『你怎麼』的意思）講不好了（『講不好了』，上海話，意思就是『教育不好了』）！儂要想想，要是勒海（『勒海』，上海話，就是『在』的意思）舊社會，儂格種（『格種』，上海話，就是『這種』的意思）阿蹺，啥⼈要！」
阿蹺那天本來就沒有睡好，起身晚了，遲到了被⽣產組長⼤媽當面叫「阿蹺」，還被數落了⼏句，⼀肚⼦⽕正沒處發，就瞪⼤眼睛，瞪了⽣產組長⼀眼，脫⼝⽽出，說：
「哼，舊社會呀！舊社會儂撥我（『儂撥我』。上海話，『你給我』的意思）做佣⼈，我還要挑挑看要不要呢！」
眾⼈聽了樂得暗中哈哈⼤笑，卻不敢笑出聲音來！這真的是「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呀！
⼆0⼆六年⼆月⼀日
寫於澳⼤利亞刻來佛寺愛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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